基层治理新趋势:以系统化改革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

随着我国走向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基层治理也面临着现代化的转型。在此过程中,要突破基层治理在认知性、结构性和功能性方面的困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为此,基层治理改革要加强党政统筹的顶层设计,通过优化治理系统结构、明确系统主体职责和推进数字化治理等改革措施,实现由“要素管理”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求增强基层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从而全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建引领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在基层治理中的具体实践,二十大报告首次在党的全会报告中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行了深入阐述。从学理上分析,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具有政治保障、组织动员、社会资本、社会价值和社区治理等方面的价值与功能,有利于将基层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党建引领与基层治理既有内在联系又有各自规律。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构建现代化的基层治理体系,既需要遵循各自的规律,又需要发挥好二者相互增强的关系。

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演进逻辑与现代化发展进路

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迁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相互交织。从情境—目标—策略的分析框架出发,发现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的变迁呈现出权力、秩序与民生的三重演进逻辑。其中,权力逻辑强调党和政府对社会资源的绝对配置和对社会力量的有效动员;秩序逻辑体现为党和政府对组织层级建设的优化和对社会运行秩序的重构;民生逻辑则注重城市居民自治及其幸福感的提升。结合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的历史情境与其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语境,可从权力逻辑的柔性应用、秩序逻辑的灵活调试以及民生逻辑的功能强化三个层面构建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推进路径。

责任型社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基于D市S社区的个案分析

责任型社区融合了责任政治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双重意蕴,充分体现“自治”的内涵。打造责任型社区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责任型社区突显了党建引领下基层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基于D市S社区的个案分析发现,责任型社区的建构逻辑遵从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要求,通过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最后实现人人享有。在“人人有责”的层面上,通过情感治理以及邻里互助机制“找回群众”,使群众树立起自身的责任认知,从而主动承担参与基层治理的责任,由此构建了基层自治的社会基础;在“人人尽责”的层面上,协商民主和责任型社区建设具有高度的适配性。在具体实践中,多元化协商平台搭建了社区群众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载体,使得社区群众有渠道反映问题、有平台商量问题、有路径解决问题。责任型社区建构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人人享有”,体现出“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在这个过程中,责任型社区的建构体现出以民主促民生的治理路径,有效治理的本质是解决好人的问题以及盘活基层治理的社会功能。总的来说,让基层群众树立责任意识、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履行责任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也是实现基层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

政党回应功能与基层治理体制的重塑

政党功能是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关键要素。回应功能是政党功能的重要内容。代表性和回应性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性政党的重要标志。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仅意味着基层党组织是核心治理主体,居于全面领导地位,也意味着基层党组织要发挥塑造现代化基层善治体系的政党功能。政党回应与基层治理对于回应性的内在需要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和一致性。基层党组织通过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和工作方式,创构出组织化、体系化和制度化的政党回应机制和体系,不仅加强了政党的回应功能,而且以高质量的政党回应实践赋予基层治理体制更强的回应性,将国家与社会连通起来形成双向治理,推进了回应性基层治理体制的实践建构。政党回应功能的理论视角有助于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置于主体功能范式之下进行更加整体和系统的分析,从而在更加宏大的政党功能理论视野下理解和推进基层治理。

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着力点——以湖南省L市为分析对象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将会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推进。湖南省L市勇于改革、大胆创新,在基层治理方面积极探索,多次获得全国性的表彰和肯定。当前L市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思想观念多样、社会结构多变、群众利益多元趋势日益突出,L市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依然面临很多考验,存在诸多问题。在新形势下应重点从转变治理理念,增强治理主体凝聚力;强化系统治理,健全治理结构;坚持党建引领,构建多元协同机制;重抓三治融合,创新基层治理方式;加强科技创新驱动,提高基层治理质效等方面着手,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双重聚合:基层治理多元主体协同的实现路径——基于50个基层治理创新案例的文本分析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实践中,多元主体协同经常存在动力不足、总体分散、局部协作的问题。通过把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多重动因与过程性特征,建立“动因推动-过程推进”分析框架,选取50个基层治理创新实践案例进行文本分析后发现:战略要求、党建统领、需求驱动、问题推动、资源配备、权力配置是影响多元主体协同效能提升的主要因素。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表现为“双重聚合”:第一重聚合指战略要求、党建统领、需求驱动、问题推动下多元主体形成共同治理目标,实现“目标聚合”;第二重聚合指以资源配备、权力配置织成主体协同网,实现“主体聚合”。

数字赋能基层治理法治化:模式嬗变与机制设计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基层治理法治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助推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稳步提升。基于对数字赋能基层治理法治化的优势、目标和机遇进行的系统化探讨,可以发现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基层治理能够实现向源头治理与融合治理的模式嬗变,而基层司法所应当在数字科技发展的环境下发挥牵头治理的作用。结合数字技术助力乡村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在全面解析数字赋能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优势和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的包括观念培育、技术配套、风险防范和人才培养等四大方面的机制设计,能够助推数字技术在乡村基层治理中焕发新的活力,使其在优化基层治理水平的同时提高推动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效率和质量。

基层治理体系的制度化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

基层治理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根基的稳固。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以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是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抓手。当前基层治理体系的制度化构建存在治理碎片化、模式单一化、管理复杂化的现实挑战。还应从构建联动治理机制、学习借鉴试点示范、完善监察考核体系等方面促使基层治理体系的系统化重构。重构治理体系与基层社会相适应。从而实现中央顶层布局与地方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上海市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加强和推进农村基层治理,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满足农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意义十分重大。上海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基层治理,明确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创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新经验”为主攻方向,以网格工程、连心工程、家园工程、强基工程、动员工程、赋能工程等“六大工程”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积极推进基层治理。但在农村社会治理工作的推进上,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基层组织建设薄弱、自治意识有待提升、参与机制及民主化决策的制约等问题。

技术与组织互构:基层治理者的数字负担及其应对——基于上海市X街道数字治理平台的案例研究

数字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新范式,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数字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基层治理效率,但在面对“减负增能”的政策导向时,实际上基层治理者正普遍地面临工作时间延长、工作压力增大等数字增负效应。基于上海市X街道数字治理平台的经验研究,文章搭建了“数字技术—基层治理者—社区居民—科层组织”的分析框架,以类型化方法区分了基层治理者的组织性负担、技术性负担、主体性负担与互动性负担,并具体剖析了数字负担的形成原因及其应对策略。研究发现,基层治理者的数字负担主要包括组织性负担、技术性负担、主体性负担以及互动性负担。在基层数字治理实践中,四种数字负担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再生产的生态系统,这一循环过程构成了数字治理的复杂压力。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价值误区与纠偏

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的应用为推动基层治理效能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工具。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治理效率提升、跨部门合作、及时回应公众需求等。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强调透明性、责任性、整合性、共享性、创新性、回应性等价值。从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运行情况看,一些地方的治理实践在数字技术应用上存在价值误区,造成权责模糊、“信息孤岛”“数字鸿沟”等难题。为此,应做好价值纠偏,通过数字权责安排、数字协同建设、数字化考核激励、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等措施提升数字治理效能,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以“三治融合”促进基层治理:基于村庄社会差异的分析

完善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然而,近年来伴随着资源下乡和规范下乡,乡村治理却出现了一些效能低下和形式主义的问题。对此,应该充分重视乡村区域差异和村庄事务类型差异,厘清阻碍基层治理有效的现实因素;深入分析基层治理的历史演变过程,挖掘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的理论资源。基于上述分析,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在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优势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三治之中,自治是建立村庄内生秩序并整合村庄内外资源的基本前提,法治是界定不同类型的村庄治理边界并优化相应问责容错机制的制度保障,德治是激发群众参与治理的主体性并有效运用各种治理手段的价值导向。三者的良性互动为优化资源下乡、完善基层治理、克服形式主义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路径,从而为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服务与空间融合: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优化路径

基层治理作为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精准切口,承载着治理重心下移的时代任务与人民期待。在基层场域实现服务与空间的融合,不仅为社区服务碎片化、空间布局分散化、邻里关系淡漠化等难题提供了破题思路,更是明确了以空间承载服务、将服务嵌入空间的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方向。以青岛市李沧区新时代邻里式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的过程为例,可归纳出“空间设施改造—服务持续嵌入—邻里精神培育”的动态优化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识别出党建引领、资源联结、共识培育的融合机制,为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规范化、可推广的解释机制与经验借鉴。

治理容限:基层治理创新的微观机制分析——基于乡村治理变迁的视角

基层治理创新何以产生以及基层治理制度、规则、结构为何在不断变化,要回答这些问题,除了要考量环境因素,也要考量“治理创新”的技术本体。基于乡村治理变迁,以“治理技术”的微观视角提出“治理容限”这一概念,并从时空向度和效用向度构建起一个分析框架。从乡村治理变迁历程来看,任何治理技术在内生性因素、外部性因素与行动者因素影响下都会面临治理超限困境,而治理技术的自我优化与重新建构将是化解治理超限困境的有效方式。理解“治理容限”能够为一些地方过热的治理创新冲动提供“冷”思考,在基层治理改革与创新过程中,追求“良好匹配”比追求“最佳实践”更重要,也只有形成与当下的基层社会“良好匹配”的治理技术,才能使基层治理现代化更加可行。

基层治理场域中城市社区政策执行逻辑解构

城市社区是基层治理基本单元,也是回应社会治理问题的主战场。相较于科层治理模式,基层治理场域建构起了独特的治理格局,在此场域中城市社区政策执行具有特殊的情境逻辑。基于场域-行为的社区政策执行场域分析框架,对执行主体进行角色行为分析,可以发现,社区治理情境中的压力型体制背景、政策设计内生性模糊与组织资本困窘、场域叠加、行动者区隔,以及政策执行者心理系统等场域要素,共同作用于政策执行行为。从组织场域、社会关系场域以及心理场域对城市社区的政策执行进行全方位及全过程调节,将极大地提升社会治理政策效能。

融合执行力与适应性:基层治理的制度优势分析

基层是国家制度传导的神经末梢,其治理效能的有效发挥是制度优势最直接的体现。新时代十年来,我国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信息公开、垃圾分类等基层治理中的制度优势彰显不足。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是国家治理的应然逻辑,转化过程中的动态机制、信任关系都会影响到制度执行的效果。单纯以制度执行力评判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略显偏颇,制度之所以具备优势,在于其能体现公平正义、呼应人之需求。而不同人的利益追求、目标取向、认知结构均不相同,这导致基层治理中制度出现适应性问题。经由理论层面的合理补充与实然层面的动态修复,融合执行力与适应性,有望打通制度优势、运行机制、信任支撑、治理效能的闭合回路,从而加快制度优势向基层传导,并反向以基层治理效能倒逼各类制度优化完善。

协作互嵌:基层治理改革中的条块关系重塑——以深圳市宝安区“治理重心下移”改革为例

治理重心下移、做实做强基层是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重塑条块关系,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关键。当下,条块权责结构失衡,治理资源配置失衡,以及条块协同不够与张力不足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阻滞性因素。为此,基层治理改革亟需从处理好重心下移与条块分工、资源配置与权责分配、职责分工与整体协同三大关系入手,通过条块结构互嵌、资源互嵌与过程互嵌改革,依托于条管块统、条抓块管等治理形式实现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协作,提升基层治理的整体质效。深圳市宝安区在充分考虑基层治理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基础上,对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关系进行差异化、系统性调整,实现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协作互嵌,其改革经验和未尽事宜为我国基层治理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分析样本。

基层治理中大数据赋能循证决策的机理及风险探究

基层治理主体精准识别基层治理问题,精准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对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基础性作用。当下基层治理陷入供需失衡的矛盾之中,以大数据赋能基层治理的循证决策有助于提高基层治理水平,克服传统经验治理弊病,实现公共价值。但与此同时,大数据造成的数据、路径依赖也带来了风险。为此,梳理基层治理大数据赋能的循证决策机理,防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失衡风险、数据识别与决策信息偏离风险、数据依赖导致的道德与公平性风险、数据信息安全与信用风险。

基层治理中的“干部干、群众看”

在近年的基层政府公共服务实践中,“干部干、群众看”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源于我国“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服务理念正在被“为顾客服务”的市场服务理念所替代,从而使原本“官民共治”的基层公共服务模式转换成了市场化服务模式。在我国“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中,“人民”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个体,更不是顾客。“为人民服务”是为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市场上差异化的个体利益服务。因此,以顾客为导向的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在我国服务型政府构建中未必具有指导的适用性。立足于我国传统和现代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从为人民服务、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等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话语和经验中对服务型政府进行本土化重构是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