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单元的历史流变与现实锚定

单元的合理设置是有效治理的重要前提。我国基层治理单元经历了封建时期县政绅治的传统单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政社合一的全能单元和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的分治单元三个阶段的演变。在此过程中,基层治理单元中的政治单元、行政单元和自治单元分别实现了从刚性管理到柔性治理、从复杂管理到简约治理、从虚体自治到实体自治的转变,而基层治理单元演变的背后是秩序、效率、民主三大基层治理价值目标的动态变化。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单元应在均衡三大价值目标的前提下进行三维转变:以县域为核心实现分利秩序下的县域融合,以县级为上移重心进行效率渐低趋势下的县级统筹,以村民小组、自然村和小区为下移重心进行民主趋向下的基层自治,从而实现基层治理效能的进一步提高。

多单位治理:基层治理单元的演化与创设逻辑——以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单元演化为研究对象

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也带动了基层治理单位的演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纵向的统治功能转向横向的治理功能;二是从"单单位治理"转向"多单位治理";三是在"多单位治理"中,又从"简单的多单位治理"转向"复杂的多单位治理";四是在"多单位治理"的演化中,单位的数量增长有一定的限度,但是其功能的需求和增长则是无止境的。基层治理单位演变和功能拓展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的发展、相关主体需求的提升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鉴于此,国家治理要把握好基层治理单位的演变逻辑及治理功能的拓展范围,及时设置新的治理单位,拓展新的治理功能,包容、支持和培育新的治理单元,因单位实施政策,实现多单位协调。

多层次治理:后功能主义视角的基层治理单元调整——基于湖北省秭归县B村的个案考察

治理效果与治理规模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学术界普遍将治理规模定义为静态的、绝对的概念,从单一视角分析治理单元的发展趋势是下沉还是上移,并以自治有效、行政有效和治理有效来判断治理规模的优劣性。然而,自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乡村治理的需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任何一种单一的、静态的治理规模都无法满足当下的多元治理需求。那么究竟何种规模才是最适宜的治理规模呢?笔者认为,规模具有社会属性,治理规模应随着治理需求的变化而做动态调整。治理规模调整应遵循后功能主义的逻辑,将社会属性融入治理的功能逻辑,解决功能逻辑下的异质性困境与社会逻辑下的局外人困境,建立复合规模型治理规模体系,实现多层次治理。

整合与分立: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单元组合研究——以广东清远、浙江杭州农村基层治理改革为例

中国农村的基层治理单元在历史上经历了长期的转变过程,其功能属性也逐渐趋向多元化、复杂化。农村基层治理单元的构建是搭建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石,是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内涵,同时也直接影响着其治理的成效。在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背景下,"服务"代替"管理"已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主要趋势,与村民自治形成农村基层治理单元的两大基本属性。农村基层治理单元的建立基于自治单元和服务单元的多元探索,是国家治理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和村民社会认同程度双向作用的反应。在治理改革的实践探索中,自治单元与服务单元或整合或分立形成了不同的组合模式,为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思考。

我国乡村治理单元的调整逻辑——以湘、鄂、粤三省治理单元改革为例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许多地方政府对乡村基层治理单元进行了调整与重组,其中既有通过对单元上移,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的行政服务;也有通过对单元下沉,释放乡村社会的自治活力;或者通过二者的均衡,既提高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又促进自治的发展,以此对基层治理单元进行调整,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我国乡村基层治理单元的选择与设置不仅需要考虑行政效率的逻辑,村民有效自治逻辑,更需要重视二者间的均衡,从而达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均衡行政与自治:农村基本建制单位选择逻辑

农村基层治理单元的设置是一个大问题,既要考虑村民自治,又要考虑行政效率,而且还要考虑两者之间的均衡。基层治理单元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二是行政与自治的均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基层治理单元会逐渐扩大,这是一个发展的趋势。但是在具体的设置方面却需要考虑行政与自治的均衡:如果经济发达,可以通过行政自治取代社会自治;如果经济欠发达,行政单元与自治单元可以分设;如果自治传统相当浓厚,可以保留自治单元;如果行政单元与自治单元重合,两者可以合并设置,但是两者的功能不能互相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