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社区网格化建设在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中的作用研究——以江西省新余市为例

新时代社区网格化建设是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对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具有很重要作用。疫情过后,我们也看到了在社区网格化建设中存在网格区域划分不合理、网格清单行政化、网格队伍不稳定等问题。面对新形势,我们要如何紧跟社会发展的需要去破解这些现实困境,最大化地将网格化建设的治理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是值得深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化解乡村社会矛盾纠纷中的作用机制

乡村振兴需要安定和谐的乡村环境作为基础。在乡村振兴建设中,乡村社会矛盾纠纷显现种类多样性、时间季节性、规模群体性、层次复杂性的特征。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妥善解决、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乡村社会集体意识淡化、乡村社会调解不够完善等,乡村社会矛盾纠纷成为制约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化解乡村矛盾的关键,必须发挥好党组织的战斗堡垒、思想引导、统筹协调、凝聚人心的作用,通过夯实经济建设、加强思想教育、完善预防机制、探索多样化解模式四个着力点,有效化解乡村社会矛盾纠纷。

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类型学考察与路径探赜

优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是防范社会安全风险的现实所需、降低社会安全治理成本的必行之举,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平安稳定的基本保障。借鉴韦伯的“理想类型法”,以党政力量和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度作为基本维度,将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划分为共建共治型、党政主导型、自治型和治理失序四种类型,在增进研究直观性、清晰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构建与优化整体图景的同时,也有效规避了以往单案例研究在代表性方面存在的先天不足。循此理路,从实践内容、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向三个方面具体考察2017—2021年的23个典型创新案例,归纳出优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实践路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价值底色,从深化党建引领、推动情法结合、强化技术嵌入等方面,持续优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深入推进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

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的创新实践分析——基于三个典型案例的考察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是维持国家稳定的关键。基层社会需求、矛盾治理短板、国家制度供给共同驱动着基层社会矛盾化解创新实践的探索,由此应运而生的四川“诉源治理”、浙江“矛调中心”、陕西“两说一联”成为创新实践典范,并在提升矛盾化解质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树立品牌经验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对这三个中国本土案例的考察,发现中国基层经验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新公共服务理论、敏捷治理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的内涵,在实践上还提供了可供借鉴与推广的经验范本:“诉源治理”构建追本溯源与未然防范的感知机制、“矛调中心”搭建部门集成与功能协作的灵活机制、“两说一联”创建集体动员与主体协同的回应机制,整体性视角下的三项机制融合,均为基层社会矛盾化解带来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村规民约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中的积极作用

一、“枫桥经验”与新时代“枫桥经验”“枫桥经验”是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形成的。196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共浙江省委选择诸暨、萧山、上虞等县作为“社教”试点。浙江省诸暨县(现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经集体讨论,决定采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式对“四类分子”进行改造,取得了良好效果。10月,公安部领导到浙江视察,发现了枫桥区“没有捕人”的经验,就立即向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

基层治安治理中社会矛盾纠纷防范化解研究

矛盾纠纷防范化解工作是公安机关参与基层治安治理工作、践行新时期“枫桥经验”的关键所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民转刑、刑转命案件增多,无不诠释着矛盾纠纷与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只有一个拳头的距离;公安机关时常因矛盾纠纷防范与化解问题陷入两难。通过对比国内外警察防范化解矛盾纠纷的现状,分析我国公安机关防范化解矛盾纠纷优势与劣势的基础上,提出提升公安机关民警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探索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构建,以助推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安治理新格局。

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中的行政拖延:形成机理与矫正对策

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中的行政拖延是基层政府在矛盾纠纷化解过程中行动迟缓、敷衍塞责、推诿扯皮,错过了矛盾化解的最佳时机,最终使群众利益受损的一种行为。运用组织行为学理论,从组织拖延产生的“心理—制度”分析框架可知,基层行政拖延受认知、能力、体制、资源、责任等五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任一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基层政府的行政行为,催生行政拖延现象;另一方面,基层行政拖延又是各个因素相互耦合、共同运作的结果。矫正基层行政拖延的重要策略包括基层政府组织文化建设、治理能力提升、纠纷化解制度优化、组织资源拓展以及监督、问责机制的完善。

基层公安机关社会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研究

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突现诸多新特点,基层公安机关如何积极做好各项排查和化解工作尤为重要。因此,通过深入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基层公安机关要在增强责任意识、坚持三级联调和把握三个阵地三个方面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并通过完善四种机制,在科学预判、良性运作中疏导矛盾。

政治角色理论视角下公安机关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角色定位与路径优化

在政治角色理论的视角下,公安机关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制度设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前公安机关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存在着明显的角色定位误区,进而造成角色冲突、角色错位、角色超载现象。进行角色定位及应对的途径有:扮演好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事前”预防者、“事中”参与者、“事后”维持者的政治角色,回应角色期望,当好党委和政府的参谋与助手;避免角色错位,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回避角色冲突,依靠法律法规规范矛盾纠纷化解职责;防止角色超载,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协助建立多元纠纷化解体系;做好角色培育,提升公安民警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太原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思考

当前经济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各种纠纷问题相互交错,加大了社会治理难度。太原市作为传统重工业城市,在加快转型、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和冲突。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典型模式,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带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实践。在太原市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过程中,需进一步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内在联系,明确分析推进太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完善的必要性与现实困境,创新发展出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太原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实践总结--以甘肃省白银市为例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能够及时地把各类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文章以甘肃省白银市为例,对深入推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意见建议,为切实解决好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建言献策。

优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实践探索——以江西省W县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在于探索基层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减少社会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从而提高基层矛盾治理能力。自党的十九大以来,江西省W县积极建设矛盾联合调处中心,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只进一扇门”改革,取得了极大的实效。在此基础上,文章立足W县的矛盾纠纷现状,调查W县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运行情况,总结归纳经验做法,推广可借鉴性经验,同时通过问卷调查、走访调查针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为优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浅谈转型期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以北京市海淀区的实践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矛盾纠纷频发,并呈现不断复杂化的形势,政府将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列为重要的工作内容。由于基层的社会矛盾是整个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因此,基层是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重点。人民调解是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方法,但不是唯一方法,除了人民调解之外,我国还有行政、司法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

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新探索——以湖北省麻城市景启调解站为视角

创新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是实现基层现代化治理的现实要求和必要手段,现有的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模式存在理论支持不足、制度体系有短板、保障机制乏力等突出问题。湖北省麻城市公安局景启调解站基于现实社会治理需求和地域特色,立足社会转型期的矛盾纠纷特点,锚定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总目标和具体要求,坚持将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治理时代性、本土性和创造性相结合,建立了以预防为导向、以疏通为重点、以调解为中心、以保障为基础的协同机制,优化了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形成了多层次、多维度、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新模式,其经验和不足均值得总结研究。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要进一步优化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不断推进多元化解机制的发展和完善。

基层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法治化机制

基层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指地方政府以中立立场处理社会矛盾纠纷,这是地方政府的法定职责。作为连接上级政府和下层百姓的基层政府,既要完成国家各项指标和任务,又要为基层百姓提供社会管理服务,双重重压下,陷于各种社会矛盾纠纷之中,使解决纠纷存在以下困境:基层政府的经济利益共同体性质,动摇了调停人的中立地位;管理领域过大,出现化解纠纷的法律掌握不准、依据不足;政府官员腐败枉法,丧失公信力,滑入"塔西佗陷阱";民众过分依赖领导批示解决纠纷,导致化解纠纷的法律程序虚置。通过加强基层政府体制改革,调整对基层政府的考核机制;完善相关立法,建立地方政府官员廉洁自律、守法执法的约束机制;畅通法治方式渠道,规范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以此实现基层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法治化。

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第三方协同机制研究——基于S市的实践分析

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面对新时代社会矛盾纠纷出现的新特征,政府须在完善自身职能的基础上,培育、发展、壮大社会性力量,充分发挥第三方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作用与价值。S市培育“第三方律师团”,探索第三方介入矛盾纠纷化解的工作机制;创新“1+2+N”农村联合调解,打造农村社区“多元共治”模式,试点“社区便民调解工作室”,实现社会矛盾纠纷网格治理现代化,成为新时代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协同治理的新路径。

探索构建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人民内部矛盾,要善于运用法治、民主、协商的办法进行处理,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权利。构建有效、便捷、合理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体系,实现对各类纠纷的有效预防、高效处置,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新时代第三方介入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内在逻辑、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第三方作为社会力量介入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它既是协同治理理论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应用,也是对社会矛盾新特征和价值诉求的深刻把握。它以专业性、中立性、开放性契合社会矛盾的可调节性质,拓展了社会治理的效能,弥补了政府全能性管理的不足。然而,第三方介入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仍面临诸多挑战,亟需大力培育第三方组织,完善第三方介入的工作制度,加强第三方机构人才队伍建设和法治建设,使第三方在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中更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

由心而治:基层社会矛盾化解中的“心”动力——基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构建视角

社会治理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构建提供了新的价值转向。就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融入基层社会矛盾化解而言,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为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提供了“心”动力。要从三个层面为增强基层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赋予善治转型的实践动力。

公安机关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研究——基于社会治理法治化视角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公安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层出不穷,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已成为我国公安机关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公安机关应当以社会治理法治化为视角,通过探索构建多元化解、协同联动调解、规范化处置等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矛盾纠纷化解长效机制,实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从而切实提高工作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