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农业保险缴费模式创新分析——基于“基本保险+补充保险”模式视角

农业保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稳定农民收入和农村经济水平的有效手段。贵州省农业保险发展滞后,2014年在国内首次提出"基本保险+补充保险"缴费模式,贵州省农业保险取得了跨越式发展。通过对贵州省水稻保险和凤冈县茶叶保险的实地调研,得出该缴费模式运行效果良好,农民得到实惠,财政支农资金得到充分利用,农民参保意识增强的结论。针对该模式存在一定的风险、宣传不到位、服务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提出加强宣传、加强服务、提高效率的对策建议,为进一步推广该模式做准备。

对北京医疗基本保险制度的思考

北京医疗基本保险制度 ,具有强制性、有限性、垄断性和倾斜性等显著特征 ,是一种在较低水平运行的“基本”保险 ;在北京抗击“非典”的第一至第三阶段 ,对已经参保的健康群体没有发挥作用。它需要解决如何适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体现“预防为主”方针和提高人们对它的认知程度的问题。其发展方向应是市场化。

浅谈国家整合城乡居民基本保险医疗制度的各方的利与弊

2016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此次整合是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现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保险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对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国家,地方政府,医疗机构和人民方面分析此次整合对各方的利与弊。

共同富裕背景下基本医疗保险的受益公平性研究——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8年四期数据,研究两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者的城乡身份、所在地区与收入水平对基本医疗保险受益的影响及其公平性,发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较低,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实际覆盖率超过政策覆盖率;城镇和东部地区、高收入参保者的受益水平较高;医疗自付费用对低收入人群形成较大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保者在不同维度的受益水平和公平性有所改善。模型分析结果还表明,在城镇职工医保内部,地区差距显著,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住院费用水平依次递减,西部地区参保人员的健康水平显著低于东部地区;在城乡居民医保内部,城镇居民的受益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和进城农民,东部地区居民的健康水平最高,而西部地区最低;参保者收入越低则住院费用越少,健康水平也越差。上述发现与结论对于进一步缩小不同城乡、地区和收入身份特征的参保者的受益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推动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优化研究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进入“从有到好”的新阶段,制度的优化成为关键问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保基本”的社会保险制度,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低、农村老龄人口基数大、管理层级低,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凸显。为此,从保险待遇、保险结构和经办服务三个方面提出六条优化措施:提高城乡居民参保的最低缴费档次标准;设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增长机制;引入集体补助促进保险缴费结构优化;引导灵活就业人员、失地农民等劳动年龄段城乡居民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探索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者转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者的分流途径和方法;探索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管理层级。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问题研究

老龄化背景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人口结构变化和生育率降低的影响下产生基金缺口,并且基金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加大,基金缺口省际差异也越来越显著,因此渐进性延迟退休政策是大势所趋。本文通过运用基金统筹账户收支模型,对两种退休方案进行测算,研究发现:延迟退休的“开源节流”作用能有效缩小养老金缺口,并能延后基金缺口产生的时间。为此,提出推行弹性退休制度、以延迟退休女职工为突破口、重视相关配套政策支持作用、建立政策实时调整与过程性反馈机制等对策建议。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改革方案比较研究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职工去世时其个人账户有余额的,余额部分可继承;领空个人账户余额仍然存活的参保职工可以继续领取个人账户待遇直至身故,带来个人账户基金收支缺口。在计发月数偏小、个人账户投资收益率不高、记账利率虚高情况下,基金收支缺口进一步扩大。本文对四种个人账户改革方案进行模拟,比较不同改革方案的优缺点。研究发现:(1)在“仅取消可继承规定”的方案一下,或“不可继承+按平均退休余命调整计发月数”的方案二下,遗产差都远小于长寿差,个人账户无法实现基金收支平衡;(2)如取消可继承规定,能消除个人账户收支缺口的计发月数远高于可支付至平均退休余命的计发月数;(3)在“可继承+个人账户实际余额‘领空不领’”的方案三下,或“可继承+按极限年龄调整计发月数”的方案四下均可实现个人账户基金收支平衡;但方案三下长寿参保职工在领空个人账户余额后养老金替代率会大幅陡降,方案四则将待遇降低的冲击分摊在整个待遇领取期。个人账户改革方案需要在可继承规定、基金收支平衡和养老金替代率之间做权衡选择。上述研究发现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改革同样具有参考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为中国特色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充分保障每个社会成员退休福祉的同时,更要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必须确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希腊和德国的对比案例从正反两方面充分证明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与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关系。联系现实,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虽然面对着来自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严峻挑战,但依然有充足的政策工具可以使用,具有不断深化改革的空间和时间窗口。建立长期的养老保险基金精算模型分析表明,当引入“组合拳”式的一揽子养老保险改革政策后,我国可以实现养老保险基金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当务之急是尽早进行养老保险制度的深化改革。

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基于1988—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以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即新农合)对家庭消费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相较于未参保家庭,参加城镇医保的家庭消费率显著高出1.01%,但新农合的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城镇医保促进了参保家庭的总消费和分项消费支出,但新农合对消费支出无显著影响,同时,城镇医保和新农合对总收入和大部分分项收入无显著影响,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异质性分析表明,城镇医保更多地提升了中老年、非富裕、不健康群体,以及西部地区的家庭消费率。对此,应当充分发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提振家庭消费率的积极作用,对“大水漫灌”式的财政补助应进行反思;改变基本医保“户保分离”“业保分离”的现状;加强针对特定人群的医保政策;注重提高参保青年和健康群体的获得感。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政策变迁与扩散机制

全面审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不断提高的历史进程有利于真正意义上全国统筹的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变迁历程具有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特征,变迁轨迹呈渐进式、强制性和阶梯状。在总结其变迁特征的基础上,采用事件史分析法实证分析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政策的扩散过程。研究发现:第一,省长来自异地对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收统支政策的采纳创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并从政策属性的角度对其作出了解释。第二,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提升进程中,区域内部因素发挥诱致性作用。邻近省份采纳省级统收统支政策的比例和中央信号的释放将显著加速政策的落地过程。这证实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变迁历程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并兼具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征。基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收统支政策的扩散机制,提出全国统筹可以从充分考虑区域内部特征和激发地方官员的内生动力等方面促进全国统收统支政策落地。

基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建立国民基础养老金:实施路径和可行性分析

本文探讨基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建立国民基础养老金的实施路径和可行性。2022年年末我国至少还有1235万人口尚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于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建立完全由财政筹资的普惠式非缴费型养老金,即国民基础养老金,可以为这些人提供老年基本生活保障,防止老年贫困。如果让目前尚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无须缴费即可直接享受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待遇,同时加快将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提高到农村低保水平,即可逐步实现基本养老保障“人口全覆盖”。在此基础上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中按农村低保水平划出相应部分,即可建立全民统一的国民基础养老金,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本文按照2030年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达到全国农村低保水平的目标,测算了建立国民基础养老金所需新增财政资金,研究认为通过调整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支出结构可以实现上述目标。

降低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面临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较重和基金收支失衡的双重压力。以重庆发布的《关于调整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下限的通知》中“将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从社会平均工资的60%下调至40%”的规定为切入点,基于31个省份2010—2014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降低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征缴率的影响,并借助精算模型分析这一政策对该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的影响发现:降低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可使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征缴率提高8个百分点;与未降低社保缴费基数下限的情况相比,降低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扩大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规模,基金累计赤字的时点向后推迟4年;降低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使2055年累计赤字规模减少6.53%,基金支付压力得以缓解。建议建立科学、公平、合理的缴费基数动态调整机制与弹性缴费机制,为提升税务机关和社保经办机构在扩面、征缴、监管过程中的效率和能力提供更多支持,进一步健全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和安全监管体系。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与企业响应--以2016年阶段性降低基本养老保险费率为例

2015年以来,各级政府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精神,采取多种形式降低多项社会保险费率,政策效果亟待评价。利用2016年阶段性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形成的准自然实验,以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识别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对企业的全方位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绩效并未显著提升,无论是从总体看,还是分年度看,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无论是劳动密集企业还是资本密集企业,此结果均成立,改变被解释变量测量方式、使用PSM-DID方法,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显示,企业的物质、组织和人力资源均未显著变化。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实际缴费率、总缴费和人均缴费均降低,但降幅非常有限。此研究有助于全面分析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对企业的影响,优化费率设计。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受益归宿分析

我国于2021年4月发布了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为了探究此次改革的具体受益情况,在赋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资金私人属性的基础上,采用模拟分析的方法,对不同收入阶层、参保群体在改革前后的自费负担和自费负担变化幅度进行测算。研究表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增加了患病参保群体的受益程度,减轻了自费负担;在不同报销金额、起付线和报销比例的条件下,收入越低的参保群体,其受益增加程度越大;同一假设条件下的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后者在改革中的受益略高于前者。基于结论提出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报销环节设计、进一步扩大个账使用范围以及简化家庭共济流程等相关建议。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问题分析

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的实施,有效缓解了省际基金收支不平衡,提高了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但是目前仍然面临着老龄化加速带来的支出压力、中央和地方财政补贴压力、中央与地方事权不明确、基金保值增值能力不高等问题。为此,应该逐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基本养老保险上的事权责任,适当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积极拓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渠道。

从“省级统筹”到“全国统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问题研究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是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和目标,解决了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长久以来统筹层次较低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首先追溯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问题的历史渊源,进而对省级统筹的功能局限性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实施的“省级统筹+中央调剂”全国统筹初级模式的内涵与特点,并提出“剥离个人账户+基础养老金实行中央统收统支”的最终模式构想及其实现路径和配套措施建设。

农村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反贫困效果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农村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医疗保障反贫困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从收入贫困和能力贫困多维度探讨农村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反贫困效果。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反贫困效果显著,但反贫困效果呈下降趋势;大病保险进一步增强了反贫困效果,且反贫困效果呈上升趋势。因此,应提高农村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强化农村三重医疗保障制度反贫困的综合保障能力,并进一步提高大病保险的保障力度。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筹资压力与调整机制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面临内外多重压力,人口结构快速转变、“婴儿潮一代”出生队列冲击、户籍人口城镇化滞后等短期冲击和长期挑战并存,养老金负担水平激增,筹资空间被压缩,区域间待遇公平性矛盾突出,制度调整势在必行。改革应理顺理论逻辑、抓住关键矛盾,立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社会福利的本质属性和抵御生存风险的基本功能,剥离掉掺杂其中的“保险”功能,转向非缴费型公共养老金,个人账户优先转移到现行个人养老金计划,将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作为养老金水平的目标线,发挥公共财政的筹资主体责任,建立多元的筹资机制和科学的待遇调整机制。若将目前养老金水平提高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即相当于全国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水平,到2035年养老金支付总额占当年GDP比重约为1%,总体负担水平是可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