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伊利亚特》的两个基本冲突

《伊利亚特》内外两个基本冲突互为因果,交相发展,构成了作品的基本内容。作品深刻的社会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技巧,都在这两个基本冲突的发生发展过程和层次安排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表现。

基本权利冲突视域下艾滋病患者的性伴告知义务

艾滋病患者是否要向性伴侣告知其感染事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需要对艾滋病患者隐私权和性伴侣健康权进行法益衡量。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规定了艾滋病患者的性伴告知义务。隐私权和健康权属于宪法未列举基本权利,艾滋病患者隐私权和性伴侣健康权的冲突本质是基本权利冲突中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冲突。权利位阶、比例原则、立法衡量是解决基本权利冲突的三种思路,在立法衡量理论中,行政法规为二者的权利冲突提供了初步解决方案,地方性法规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但面临合法性诘问。

基本权利冲突及其解决基准

基本权利冲突最初体现为私权利之间的冲突,但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随着基本权利的效力向私法领域扩张,基本权利由传统的"防御权"功能发展出"保护义务"功能,即产生了基本权利冲突问题。在宪法理论与实务上,解决基本权利冲突问题主要存在位阶秩序原则、具体规定优先于概括规定原则、法益衡量原则或实践调和原则等基准。

论同一主体的基本权利冲突

西双版纳傣族独特的佛寺教育传统导致受教育权、宗教信仰自由权、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权等一系列基本权利在傣族男童这一主体上的并存与冲突。目前饱受争议的基本权利冲突理论仅限于主体多元的前提,对此类现实的回应严重不足。应当在理论上对同一主体的基本权利冲突加以分析并证成,预先回应可能遭遇的诘问,并在权利之毂辐辏结构的基础上探求相应的解决方案。

基本权利冲突观点评析——兼论基本权利冲突存在的空间

基本权利冲突是在基本权利从主观的公权逐步演变为客观的价值体系与相应的制度,特别是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适用于私人之间关系后产生的现象,无论从宪法规范层面,还是从司法实践的现实层面来看,基本权利冲突都是切实存在的。在界定基本权利冲突时,不仅要考虑到它产生的背景、根本属性,而且还要考虑到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以及权力分立的政治原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到基本权利冲突与法律权利冲突之间的差别和基本权利冲突存在空间的有限性。

论基本权利冲突

宪法基本权利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权利,在宪法层面也存在基本权利冲突问题,我们要研究其存在的原因,从而找出解决之道。

论基本权利冲突结构的范围限定

既有的基本权利冲突理论将基本权利冲突设定为“私主体—国家—私主体”三元结构,存在基本权利冲突与民事权利冲突混淆难分、基本权利冲突与民事侵权模糊不清、基本权利冲突解决方法勉强而为的困境。根据“国家保障基本权利”一般规范的本质,结合不同类别基本权利条款的具体规定,基本权利冲突结构应从“私主体—国家—私主体”结构限缩至“私主体—国家—私权力主体”结构,分为效力型和介入型两种冲突结构类型。伴随基本权利冲突结构的范围限定,基本权利冲突的理论基础和解决方法也须相应调整。在理论基础上,须厘清基本权利保护义务与私人间效力的关系,确定两者的并列关系属性;在冲突解决方法上,权利位阶方法宜调整为权力位阶方法,并对效力型冲突与介入型冲突的解决方法加以区分。

宪法自由权与平等权冲突的解决途径

在不同的基本权利主体之间,自由权与平等权经常会产生冲突。在必要的情况下,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必须积极介入并对二者之间的冲突进行平衡,这是我国宪法第51条的要求。立法机关需要制定法律规范来平衡双方相互冲突的法益,而司法机关则需要在个案中衡量平等权受到损害的强度以及自由权所蕴含的宪法价值。衡量相互冲突的利益需要运用一些特定的标准和方法。在无法达成实践中调和的情况下,只得优先考虑一方的基本权利。

基本权利对民法人格权构造的发展与限定

基于宪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地位的不断强化,以及宪法基本价值相较于伦理价值在统一性、确定性、权威性等方面的绝对优势,基本权利所确立的基本价值已逐渐取代伦理价值成为民法人格权的主要价值基础。此种价值基础的转换在新颁布的《民法典》人格权的诸多制度中都有明确的呈现。一方面,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基本权利推动着传统民法人格权的权利构造的发展和变革,人格尊严在民法上的构造从名誉权转变为一般人格权,民法上的生命权和身体权也具有了一定的积极性内容。另一方面,宪法所确立的言论自由、文学艺术创作自由等诸多基本权利也因与人格权基本价值的冲突而对民法人格权的内容产生了影响,为了满足公众的信息知悉利益和文学艺术创作自由,人格权的内容必须予以合乎比例的限缩。

基本权利冲突视角下网络虚假、诽谤性有害信息的范围判定

判定网络虚假、诽谤性有害信息的法律范围,涉及表达自由权、名誉权、监督权、隐私权等多种权利间的冲突问题。判定网络虚假、诽谤性有害信息不能根据权利位阶次序理论得出一劳永逸的判定标准,个案中的利益衡量是具备正当性和可操作性的方案。在进行利益衡量和具体判定时,一是要根据网络信息属事实陈述还是意见表达,区别适用“真实如否”“合理查证”“合理评论”与“真实恶意”判定标准;二是要根据信息指涉对象,对公共人物和非公共人物、法人与自然人分别课以程度不同的容忍义务;三是要根据信息侵犯的利益属于特定私益还是不特定社会秩序,准确界定信息危害后果。长远来看,设计更为明确细化的法律规则和司法解释条款,辅之以制定行政解释基准、发布指导案例等方式,是统一勘定网络虚假、诽谤性有害信息法律范围的必然选择。

基本权利冲突命题的追问与反思

基本权利冲突命题已为我国宪法学界普遍接受,基于不同的基本权利效力理论,学者们对该命题的理解大致可被归纳为以下三种学说,即“民事权利冲突说”“法律利益冲突说”与“人性需求冲突说”。就前两种学说的理论基础而言,无论是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抑或是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理论,均挑战了基本权利所具有的对抗国家权力的本质属性,误将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法律利益相混淆,使基本权利成为直接或者间接约束私人行为的最高依据,从而模糊了宪法与部门立法之间的界限,背离了近代以来的立宪主义精神。而从人性的根本需求出发理解基本权利,则直接消解了基本权利的规范效力,使之成为一个单纯的描述性概念。在此基础上,基本权利冲突命题能否成立值得进一步追问与反思。

偏远山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问题研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研究的重要课题。我国现有立法已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具有典型的二元性特征。作为研究偏远山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的基本路径,流转行为的二元性理论主要围绕流转行为的类型学研究和基本冲突及其法律解决来展开。

基本权利冲突的规范结构与解决模式

基本权利冲突是指数个主体的基本权利相互对立。在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中都存在基本权利冲突的问题。基本权利冲突呈现一种“加害人-国家-被害人”的三角关系。以此为基点,学术界提出了以下解决基本权利冲突的理论:基本权利的位阶秩序、具体规定优先于概括规定、比例原则、个案中的利益衡量、立法衡量理论等。这些理论可以概括为两种模式:“抽象解决模式”与“具体解决模式”。这两种模式各有优劣,对二者取长补短,可以遵循以下步骤解决基本权利的冲突问题:(1)普通法律规范的优先适用;(2)个案衡量与法律的合宪性解释;(3)违宪审查与司法解释。

基本权利冲突认识的几个误区——兼与张翔博士、马岭教授商榷

基本权利是现实化的权利,而非抽象意义上的权利;是公民可以直接主张的权利,而非只有诉诸法律具体化才有实效性的权利。基本权利冲突原为私权利之间的冲突,但由于国家公权力介入解决权利争端,从而使这种冲突转化成宪法层次上的权利冲突。"内在理论"与"外在理论"分别对基本权利保障范围采取了从严与从宽的认定标准。"外在理论"虽然有利于实现基本权利效力的最大化,但也不能使基本权利涵摄生活中的一切事项。

刑法领域的基本权利冲突及其解决

刑法与宪法的关系问题是近年刑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刑法领域基本权利的相互冲突是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刑法领域是否存在基本权利的冲突在宪法学上存在争议,但肯定基本权利冲突的存在更有利于基本权利的保障。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领域,都应当对基本权利冲突问题进行衡量,这样才能保证基本权利的“效力最大化”。

德国吕特案判决五十年来的社会影响

1958年1月15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吕特案做出的判决,曾经引起德国社会极大的关注。长期以来,该判决确立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包括宪法的适用效力可对私法产生间接的辐射效应、客观价值秩序可作为基本权利与私法益发生冲突时的衡量标准、表达自由在基本权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等等,已经成为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共识。50年后的今天,德国法学家对这一判决的历史价值仍表现出持续关注,并做出更为系统的评价。吕特案判决的贡献在于建立了一个普遍适用于战后西方国家的用于解决基本权利冲突的范式。

中国宪法上基本权利法律保留的生成与构造

基本权利法律保留不是对行政权的限制,而是对立法权的指示和约束。从宪法功能的转型、宪法文本的形成与演进、宪法实施机制的发展来看,应当从规范的层面检视我国现行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法律保留。宪法文本确立了差异化法律保留的体系,包括简单法律保留、特别法律保留、无法律保留、内容形成保留以及财产权条款的特殊情形。制宪史表明,《宪法》第51条并不阻碍差异化法律保留的成立。《宪法》第51条设定的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的限制事由可以被限缩解释,从而既能适用于附带简单法律保留及特别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又能彰显差异化保留的规范意义。差异化法律保留亦可为解决基本权利冲突、区分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基准提供指引。

残障者注意义务标准的合宪性解释——以民事过失侵权纠纷为中心

在民事过失侵权纠纷中,司法实践与民法理论对于残障者应当负担何种程度的注意义务标准均存在明显分歧。运用合宪性解释的方法,可以通过行动自由的消极面向否定残障者应负担高注意义务的观点,再结合国家负有促进残障者各项权利充分实现的积极义务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得以初步划定残障者应当承担与其通常认知及控制能力相适应的、低于普通人的注意义务标准。为了调和双方当事人间的基本权利冲突,在基础注意义务标准之上分别为残障者与普通人引入“一般理性人标准”与“意识到相对人可能为残障者而更加谨慎”作为附加标准的二重注意义务标准体系,能够为相关纠纷的妥善处理提供清晰的指引。

论基本权利冲突

由于人类生活的社会性、资源的稀缺性、个人价值观的差异性及法律规范本身的概括性和不周延性等原因,基本权利冲突在所难免。在自由权侵害三阶层审查框架中,基本权利冲突具有多重地位,兼具规范性和事实性,难以在某一阶层或者采用单一方案彻底解决此类问题,何况各种解决方案本身也存在不足,故而不仅应关注经由解释明确基本权利保护范围、依照基本权利位阶予以处理、根据实践调和原则进行个案权衡、引入比例原则、基本权利行使的前置程序等解释论方案,还应关注通过立法预先设定解决方案的立法论方案。

德国宪法上的财产权保障与股东权利

德国宪法学中有关股份财产权的讨论,核心问题在于国家作为立法者如何公平地平衡股东的不同利益,即国家如何处理私主体间的基本权利冲突。本文介绍了德国股份财产权保障的基本理论,并结合涉及股东知情权和少数股东排除制度的联邦宪法法院判决实践,审视德国《股份法》在股份财产权的宪法要求下如何处理公司、股东与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不同股东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