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中基本权利主体研究

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中多采用将人和公民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立法体例,人的权利义务和公民的权利义务呈现并存的特点,人的权利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宪法文本中公权力恣意的空间,人的权利空间越大,公权力恣意的空间就越小,当基本权利全部专属于公民时,公权力就拥有了将任意人划出公民范围的最大恣意空间。在我国宪法现有体例之下,政治权利定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人和公民的权利空间并不十分明确,以国籍确定公民缺少限制性规定,因此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之下,应对人的权利和公民权利进行相应的续造。

国家所有“权”之惑——基于国家“基本权利主体”资格角度的思考

我国宪法基本权利主体包括公民这一基础性主体,以及法人、外国人等非典型基本权利主体。但基本权利主体均符合可辨识性和防御国家的私主体面向的双重特征。国家属于法律主体,但不宜纳入基本权利主体范畴,即便假设国家属于国家所有权的权利主体,也难以解决国家所有权不具备基本权利的防御功能、国家无法防御国家等悖论,且国家同时作为权力和权利双重主体地位会导致权力入侵权利领域。因此国家所有权应该寻求非基本权利的解释路径。

论基本权利主体在新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变迁

基本权利的研究离不开对基本权利主体的关注。基本权利主体很容易被等同于"公民"的简单认识,以及基本权利享有主体与主要义务主体关系的错位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权利主体经历了从政治主体到法律主体的性质转变,从附属主体到核心主体的地位提升,以及从一般主体到特殊主体的类型发展三个方面的变迁。应厘清新中国基本权利主体理论不断发展完善的脉络和宪政理念的进步,反思现行宪法文本中的有关内容,以此预示我国基本权利主体的发展趋势。

《德国基本法》上的公法人基本权利主体地位

"公法人基本权利主体地位"在《德国基本法》上颇有争议。《基本法》第19条第3项规定,"基本权利对本国法人亦有效力,但依其本质适用为限"。在"履行公共事务原则"基本理论指示下,公法人基本权利主体地位通常被予以否定。然而"实质基本权利的保护"、"穿透理论"、"基本权利的典型受危情形"等理论的提出,使公法人基本权利主体地位得以成立的机会不断出现。特定公法人中,大学(学院)、广播电视机构及教会的基本权利主体地位获得联邦宪法法院肯定,职业团体及自治团体的基本权利主体地位具有不确定性。在行政任务私法化与基本权利保护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更多公法人基本权利主体地位成立或可期。

论“公民”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内涵──兼论“公民”与“个人”的基本权利主体比较

近代个人主义价值的发掘与张扬成就了"个人"在近代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主体地位。但宪法适用中的实证化的思路为"个人"向"公民"的基本权利主体演进提供了契机。公民之身份特征遵循着从共和主义传统到自由主义新兴再到共和主义复兴的历史演进道路。较之"个人","公民"作为基本权利主体,在与共同体关系、衔接于发展的基本权利体系与现实社会义务担当等问题上具备更丰富的内涵。

公民权利抑或个人权利——宪法文本中的个人与公民概念分析

基本权利的主体有个人、公民、法人、组织集体之分,基本权利的最主要主体是个人,这是宪法思想史和宪法性文件所昭示的。中国宪法规定公民作为基本权利主体,个人只是义务主体。这样使得基本权利主体范围减少,在理论上与中国宪法规定的人权原理相悖。其原因有理论上的误区,也有翻译的误导。建议把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改为“基本权利”或者“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具体内容则重新以“个人”基本权利为主进行规范,使得宪法规范中的基本权利条款与人权规范的本质特点相一致。

近代以来我国公民概念和相关概念使用的流变及其检视

自我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至1947《中华民国宪法》的宪法性文件中的主权归属、参政权主体、基本权利主体均不一致,最显著的相同点是主权归属均"国民",基本权利主体为"人民",不同点是规范文本中参政权主体由""人民"演变为"国民"成为主流,"公民"在宪法及法律文本的使用较少。新中国成立后承袭苏联的立法范例,我国54、75、78、82宪法的主权归属、参政权主体、基本权利主体规定较为一致,均采用"人民"作为主权归属、参政权主体为"公民",基本权利主体为"公民"的单一主体体例。在国际人权背景下,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中主权归属主要是"人民",但基本权利主体中"任何人"与"公民"的两分将成为人权保障的主流,专属公民的权利呈现限缩的发展趋势,也正符合了公民作为参政权的本质内涵。

论公立高校校规中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

针对公立高校校规是否应适用法律保留原则的问题,学界众说纷纭,该问题对维护学生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而立足于宪法学视角能够从根本上明晰法律保留原则适用的必要性与具体情形。在学生面前,公立高校应被视为公权力,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构成一组宪法关系,公立高校校规应当尊重学生的基本权利,满足法律保留等原则的要求。而在国家面前,由于存在“人的基底”,公立高校又可以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例外成为基本权利主体,从而与国家之间形成另一组宪法关系。基于公立高校的双重身份,针对校规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可能会导致立法限制公立高校的基本权利,从而需要对法律进行正当性论证。为了解决公立高校办学自主权与法律保留原则之间的张力,应将办学自主权划分为三个层级,并据此调适法律保留原则在不同情形中的适用级别。

论宪法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

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无法完全涵盖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全面界定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需要从出版物、出版组织、出版过程、出版内容和权利主体五个方面分别展开分析。国家对出版组织自由的限制通常能够间接影响出版内容。出版自由保护了获取信息、编辑信息、发布信息以及信息被接收这一系列环节。出版内容是否受到宪法保护主要取决于其是否有助于发挥出版自由主体表现自我与完善人格的作用。出版内容若包含主观见解或具有增进知识与追求真理、健全民主程序或推动经济发展与繁荣文化艺术的作用,受到宪法保护的强度增大。出版自由的自然人主体通常包括出版商、记者、作者、被采访者以及编辑。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宪法解读

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伴随着中国民法典编纂,对于民法典内容的讨论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民法作为部门法如何协调与宪法运作这一中国法治的重大问题,在经过2006年的'物权法风波'后,逐渐激起民法学界与宪法学界的兴趣,两学界开始摆脱学科内固见、有意识地思考与交流。在此次制定《民法总则》的过程中,宪法与民法的运作关系也获得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引发了不少争议。ab这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即是:是否要在《民法总则》中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