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下信息弱势群体基本权利保护研究

迈进大数据时代,社会生活的变化日新月异。尤其是最近一些社会现象的发生让我们开始关注处于“数据鸿沟”中的信息弱势群体,这部分群体如何界定,其基本权利如何受到侵害,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目前还是大数据时代的荫庇者,就忽略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使信息弱势群体将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呼吁社会各界从各方面对信息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保护。

从行政调解专员到基本权利保护专员——法国行政调解专员制度改革述评

运行多年的法国行政调解专员制度表现出很多缺陷,借助当下宪法改革的机会,法国巴拉迪尔委员会提议借鉴西班牙护民官制度,改设基本权利保护专员,以加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增进行政人道主义。促进政治文明化,这为我国设立独立监察制度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模式。

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界定

明确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是对国家干预基本权利的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前提。要准确界定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需对法律上形成的保护范围和事实上形成的保护范围作出区分。前者主要由立法界定,后者主要通过解释确定。国家通过立法界定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先要确定基本权利的核心,并围绕基本权利的核心形成保护范围,同时还要考虑国家履行基本权利保障义务的可能性;针对事实上形成的保护范围,宜采狭窄的界定思路,并对保护范围的事实领域和保障领域分别进行解释。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是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固有边界。在界定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时,内在限制不可逾越,否则将导致立法违宪或解释违宪的后果。

论基本权利冲突结构的范围限定

既有的基本权利冲突理论将基本权利冲突设定为“私主体—国家—私主体”三元结构,存在基本权利冲突与民事权利冲突混淆难分、基本权利冲突与民事侵权模糊不清、基本权利冲突解决方法勉强而为的困境。根据“国家保障基本权利”一般规范的本质,结合不同类别基本权利条款的具体规定,基本权利冲突结构应从“私主体—国家—私主体”结构限缩至“私主体—国家—私权力主体”结构,分为效力型和介入型两种冲突结构类型。伴随基本权利冲突结构的范围限定,基本权利冲突的理论基础和解决方法也须相应调整。在理论基础上,须厘清基本权利保护义务与私人间效力的关系,确定两者的并列关系属性;在冲突解决方法上,权利位阶方法宜调整为权力位阶方法,并对效力型冲突与介入型冲突的解决方法加以区分。

重大疫情期间民事权利的限制与保护

民事失权制度是立法者对不平等的有意利用,是一种社会管理和控制手段。主要宗旨是对社会秩序的控制和社会成员的驯化。重大疫情期间,社会进入紧急状态。国家和政府会采取严格的管控政策和措施,公权力扩张和集中,民众的权利会遭受到克减、限制或剥夺。重大疫情期间对民事权利的限制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其背后的价值判断是为了保障全体民众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此时,个体发生容忍义务。但是,即使重大疫情期间,民众的基本权利仍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公权力机构实施的管控政策和措施必须严格遵循法治底线,恪守人类文明底线,不能突破公共利益底线,更不能以此为借口侵犯民众基本权利,践踏人格尊严。

基本权利冲突命题的追问与反思

基本权利冲突命题已为我国宪法学界普遍接受,基于不同的基本权利效力理论,学者们对该命题的理解大致可被归纳为以下三种学说,即“民事权利冲突说”“法律利益冲突说”与“人性需求冲突说”。就前两种学说的理论基础而言,无论是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抑或是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理论,均挑战了基本权利所具有的对抗国家权力的本质属性,误将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法律利益相混淆,使基本权利成为直接或者间接约束私人行为的最高依据,从而模糊了宪法与部门立法之间的界限,背离了近代以来的立宪主义精神。而从人性的根本需求出发理解基本权利,则直接消解了基本权利的规范效力,使之成为一个单纯的描述性概念。在此基础上,基本权利冲突命题能否成立值得进一步追问与反思。

论行政功能保留——以德国核能规制为论域

核能规制给行政法带来了重大挑战,行政合法性、行政规则的效力和司法审查的立场都需要予以重新诠释。行政功能保留体现了德国核能规制的权力配置模式,具体表现为开放的法律结构、行政规则的规范具体化效力和司法机关对判断余地的承认。其理论基础包括功能法正当原则、核能法任务履行和实现目的方面的特殊性以及行政权在核能规制中的功能优势。我国需要构建立法推动的核能规制权力模式,在确定基本预防要求的同时坚持开放的法律结构,提升行政规则的正当性,通过法律明晰基本的司法审查标准,避免简单地照搬判断余地理论。

法国“共和国调解专员”制度及其借鉴意义评析——以与我国信访制度的比较为视角

法国的"共和国调解专员"制度是监督政府依法行政、预防和解决行政争议,以达到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重要机制。2008年法国宪法修改,改设基本权利保护专员,对原有制度进行改进。法国这一制度与中国的信访制度在功能和方式上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其独特优势。其中,机构独立性、职权设置科学性、履职公开性等方面值得我国借鉴,以期完善信访制度。

试论违宪审查制度的问题与重构

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需要违宪审查制度予以保障。我国现行的违宪审查制度存在诸多不足,致使公民的基本权利频遭侵犯而得不到救济。现行制度的改良只是权宜之策,从长远来看,为切实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有必要重新构建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韩国宪法法院确认网络实名制违宪对我国的启示

2012年韩国宪法法院将违宪审查与言论保护结合对网络实名制作出违宪判决,所体现的言论自由保护原则、权力分立与监督以及比例原则是对韩国宪法法院功能及内涵的重要说明。我国未来有关宪法实施与监督、言论自由保护以及权力制约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与制度改革,可以该判决背后的法律价值与原则为指导并结合国情,为公民基本权利保护与言论治理、社会治理相统一提供可操作性建议。

浅谈欧盟法与国际法的效力关系——以卡迪案两法院的不同审判为视角

近年来,欧盟法1和国际法之间的效力关系备受欧洲和国际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对于这二者之间的效力关系问题,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国际法和欧盟法的重大变化,并从中寻找答案。而2005年的卡迪诉欧盟理事会及委员会案对于欧洲判例法则是一个新的发展。该案例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欧洲法院所要废除的欧盟理事会相关条例的规定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旨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反恐决议而制定的。虽然欧洲法院一再强调其无权质疑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合法性问题,但这一案例的判决仍引起了关于国际法与欧盟法之间效力关系的广泛关注与讨论。本文试图分析欧洲一审法院与欧洲法院对该案的不同判决,来阐释国际法与欧盟法之间的效力等级关系。

人体基因增强技术应用的宪法界限

人体基因增强技术是2010年代初期出现的生命科技领域的新技术。这一技术的应用关乎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保护,涉及国家对该项技术应用加以规制的宪法规范基础。从宪法学层面对这一技术应用的法律问题展开研究,明晰其宪法界限,是基因增强技术应用法律规制研究的重要维度。一、与人体基因增强技术应用相关联的宪法权利人体基因增强技术应用是否属于宪法权利保护范围,是明晰基因增强技术应用宪法界限的前提,决定着基因增强技术应用宪法界限的基本内容。

The Research On Protecting of Criminal Victims ＇ Rights

In the scales of th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which is not only meant to protect the basic rights of suspects, but also included the rights of victims, both are very important. However, during the execution process, the criminal legal relations are always simply to be defined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al authorities with the suspects except the victims. The victim＇ s benefits and aspirations are often ignored because they are viewed as a category of witnesses. Therefore, it is against the will of legals,which is better to give the victims the concerned parties to participants the processing, then their rights can be protected and got the coordinating compensation.

再论学术自由:规范依据、消极权利与积极义务

我国现行《宪法》第47条是学术自由的规范依据,前一句话保障了作为消极权利的学术自由,后一句话是其积极权利性质的表述。学术自由首先是一种消极权利,对"学术"一词进行法学上的解释可以划定它的保护范围。宪法对学术自由给予了立法拘束型保障,但法律可以以基本权利的内外在制约为由对其进行限制。学术自由条款同样赋予了国家积极作为的义务,要求国家扶持学术事业的发展。这种积极权利是一种抽象的法律权利,它对国家提出了最低限度的作为义务要求。国家对学术活动的差别性扶持政策并不构成对学术自由的间接性制约,但会引起平等问题。为解决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冲突,国家基于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理论应当采取措施确保学术世界内部结构的合理化。

试论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的理论根据

信赖保护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既是法律安定性原则的必然结果,又是基本权利保护原则的要求。

论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规制路径

个人信息保护存在私法诉讼与行政规制两种主要路径,私法诉讼多以侵权之诉的形式展开。由于个人信息处理者与信息主体的地位失衡,信息主体举证困难,维权难度高;由于损害难以界定,诉讼存在成本与收益不均衡的激励困境;同时,个别性的诉讼也难以有效回应系统性的社会风险。行政规制路径以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作为法权基础,在专业性、信息充分程度、治理效率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应当更妥善地处理两种路径的协调。未来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规制路径需要进一步明确规制体制,充分运用行政处罚、自我规制、内部管理型规制、第三方规制等多元化的规制机制。

智慧司法异化风险的反思与规制

智慧司法是技术与司法的耦合,逐步形成类案识别、法律论证及争端解决等类型的裁判应用场景。归根结底,智慧司法是技术在司法场域的应用,其内嵌技术的本源性缺陷因技术认知、技术之恶与技术权力,异化为权利被侵害的风险,表现为主体弱化、算法歧视与数字鸿沟。鉴于上述风险点,以权利衡平权力、人机耦合为理论范式,对应智慧司法系统的投用全流程,建构伦理与道德的设计审查、裁量标准的统一性尺度、增强算法决策的可解释性与重构责任分配规则的权利保护新体系,应当作为规制智慧司法异化风险的可行进路。

裁量收缩理论的构造与边界

裁量收缩是指行政机关享有效果裁量时,在一定条件下仍然负有作为或不作为义务;不履行该义务构成违法,私人(不限于行政相对人)的重要法益因此而受他人或自然力侵害的,有权请求国家赔偿。裁量收缩理论的前提是裁量一元论,基础是国家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裁量收缩的要件只是一个判断框架,其实质内容是对相互冲突的基本权利与行政便宜进行比较衡量。这种比较衡量通过法律的合宪性解释而内化为从个案具体情况出发补充的裁量基准(为个案量身打造的裁量基准)。裁量收缩理论的最终目标是个案正义,但是,它既不能超越法律(不能无视裁量授权规范的保护意图和行政权限与任务的法定性),也不能径直解决损害赔偿责任的分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