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过程人民民主逻辑下公民监督权保护模式研究——基于公民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论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程性、全域性特征要求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监督作为实现其真实性保障的重要路径。公民监督权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监督体系的权利基础,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监督的法治保障。在此意义上,探究全过程人民民主逻辑下公民监督权保障的基本模式是促进公民监督从“工具性托付”迈向“价值性托付”的关键所在。而公民监督权国家保护义务论是突破全过程人民民主监督实现过程中存在“权威稀释”“制度阙如”和“绩效减损”等法治困局的根本路径。公民监督权兜底性保障制度的形成,促进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监督充分保障模式的实现。在此基础上,推动宪法规范体系性诠释,完善公民监督权保障规则体系,形成耦合联动型权利监督模式是发展公民监督权保护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监督的核心方向。

论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

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强调国家负有确保人民在实现基本权利过程中免受第三人侵害的义务。该义务只针对第三人侵害,而不涉及公权力和自然力的侵害。国家保护义务可分为预防、排除和救济三个层次,具有分别对应第三人侵害发生在事前、事中和事后的不同特点,各国家机关在三层次中发挥不同作用。在基本权利保护义务与第三人效力的关系上,虽然二者都与第三人侵害有关,并且都是基本权利在客观法面向的表现,但二者同源异流,保护义务实质上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属于基本权的垂直效力,而第三人效力实质上是基本权利主体之间的关系,属于基本权利的水平效力。

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

基本权利作为一种"客观价值秩序"旨在要求国家机关必须尽到保护人民基本权利的义务,使人民的权利免受公权力或第三方的侵害乃至自然力的威胁。国家所采取保护措施,必须受到"不足禁止"与"过度禁止"的双重拘束。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功能在我国宪法文本中有明确的规范依据,但是在具体实践中还存在不足,需要从强化司法保护和建构公民保护请求权机制等方面入手。

基本权利的国家义务体系

国家义务是在宪法学上与公民基本权利相对应的一个基本范畴。以国家义务产生依据、体现的国家性质以及行为状态为基础,宜将国家义务划分为尊重、保护和给付三个在内容上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按照三者履行的难易程度即"尊重、保护和给付"的顺序建构国家义务体系,既体现国家义务发展的历史规律,符合基本权利发展的精神,且对国家义务的履行具有指导和鞭策作用。

公民基本权利野视下国家义务的边界

国家义务直接来源于公民基本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保障。然而国家义务并不是绝对的,国家义务以国家权力为运行动力,过度强调国家义务将导致自由丧失殆尽,强调基本权利研究范式转变的同时必须研究国家义务边界。从国家层面看,国家理性和国家能力决定了国家义务所能达到的最大场域;从基本权利层面看,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功能是对国家义务的边界进一步的具体化;从具体法律原则层面看,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程序正义原则与公共利益原则决定着国家的实然义务边界。然而,确定国家义务边界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还需注意国家义务边界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确定国家义务边界的各种机制应有共同的目标模式,国家保障基本权利应适时。

论国家对基本权利的双重义务--以生命权为例

内容提要公民基本权利所对应的主要不是公民的基本义务,而是国家的义务。国家不仅仅对自由权负有消极义务,也不只对社会权负有积极义务,国家对每项基本权利的义务都具有复合性,负有消极尊重与积极保护的双重义务。以基本权利中最重要的生命权为例,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国家机关对公民的生命权不仅要消极尊重自己不去侵犯,而且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积极保护。国家对基本权利应当在消极尊重与积极保护之间取得恰到好处的平衡。

论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多重保障义务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国家应承担预防风险的义务。国家应承担保护权利主体在实现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不受第三人侵害的义务。在紧急状态下,国家应对公民基本权利承担制度保障功能。这三层义务和功能层层递进,形成新时代国家对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制度体系。

论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

基本权利是每一个公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项保障自身利益的基础性权利,是对抗国家公权力的有效途径,因此国家更应该从立法、行政、司法方面对公民基本权利予以尊重与保护。我国现行宪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虽然有着比较全面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之处,仍然需要加以改善。

患者个人信息的国家保护义务:主观权利与客观价值秩序双重属性的统一

患者个人信息处理所涉法律关系,为“公民-国家-第三人”的三方结构;选择基于宪法基本权利位阶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所对应的患者个人信息之国家保护义务模式,更能保护患者权益。鉴于目前我国在患者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立法滞后、规范不足、公权力权限界定不清等,建议在明确患者个人信息受保护之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和客观价值秩序双重属性的基础上,一方面明晰公权力机关在信息处理过程中所应遵守的行为原则,严格限定其权限范围,积极提供行政救济保护,落实国家的消极保护义务,防御国家对患者个人信息的侵害;另一方面基于客观价值秩序属性,以完善追责制度、设立专门的监管组织、优化救济程序、预防第三方侵害等协同保障患者个人信息安全。

苏联国家法理论中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性质

迄今为止,当我们谈到公民的基本权和义务的性质时,经常指的是它们的社会阶级本质和社会使命。现在。

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的国家保护义务

刑事诉讼中个人信息的处理带来了被遗忘权需求的出现,要求处理个人信息的公权力机关承担相应的被遗忘权国家保护义务。承担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国家保护义务的主体主要是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审判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也包括在具体案件中与刑事诉讼产生某种联系的行政机关或监察机关。这些义务主体履行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国家保护义务的方式主要是删除、封存和匿名化处理。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的国家保护义务的履行程序包括针对信息主体之申请作出回应、完成主管之特定机构针对信息主体之投诉而作出的指令两个阶段,义务的主体在不履行义务的情形下需承担相应的行政或纪律责任。

基本权利的放弃及其限制

基本权利的放弃既是权利人行使基本权利的一种方式,又能够构成义务主体侵害行为的违宪阻却事由,前者是国家应当尊重的自由,而后者则可能会为基本权利的实现设置障碍。国家负有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当基本权利的放弃形成对基本权利之实现的阻碍时,国家就应当实施干预以将基本权利的放弃限定在必要的限度之内。国家应当通过比例原则和禁止保护不足原则来确定限制手段适当的上限和下限,在合理的范畴之内选择限制手段以兼顾对权利人自我决定的尊重和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当权利人的自我决定存在瑕疵,或者放弃行为将导致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和公共价值无法得到实现时,国家对基本权利放弃的限制便具有了正当性。

数据权利保障之国家义务及其实现

数据权利保障存在着明显的“重私法,轻公法”现象。在宪法层面上,数据权利保障应以国家义务为根本依托。数据权利的国家义务体系是由尊重义务、保护义务、给付义务所组成的递进式结构,其内容分别对应着预防国家侵犯数据权利、排除第三人侵犯数据权利以及数据权利实现的国家给付性救济三个层次。为了确保国家积极履行对数据权利的保障义务,既要建立起国家保障数据权利的内部纠错审查机制,也要发挥公众对国家保障数据权利的外部监督效能,还要不断强化国家保障数据权利的司法救济力度,从而形成多元化的国家义务履行监督机制。

作为基本权的劳动权国家保护义务

劳动权国家保护义务存在不同的审查基准,在审查"国家如何尽其保护义务"时,应以"过度禁止"作为侵害的界限,以"不足禁止"作为保护的底线;在审查"国家应保护到什么程度"时,应以自由权为上限,以人性尊严为下限;劳动权国家保护义务还需以以法治国、比例原则为基准。劳动权国家保护义务涉及"加害者—受害者—国家"三方关系,容易使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受损,因此保护义务亦存在一定的界限。

非国家行为体与社会权--兼议社会基本权的国家保护义务

国家保护义务要求国家对私人间的侵权承担责任,非国家行为体是履行社会权保护的责任主体,保护义务亦要求国家采取相应措施规范其责任。这既是社会基本权保护须制定社会立法的原因,也是"社会"参与社会权保护的根据,还是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在制定法上的体现。惟社会基本权区别于自由权的规范属性和规范结构、国家保护义务权利救济品格的不确定性,及我国尚付阙如的司法审查制度,非国家行为体社会权保护在我国主要依赖社会法的制定与行政机关颁行的措施。

核心劳工标准与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要论——在公民基本权利框架下的分析

在农民工权利保障缺乏的背景下,用“核心劳工标准”保护农民工劳动利益有着特殊的意义。由“核心劳工标准”所确立的权利是人权的一部分,宪法权利的存在并不一定要求权利得到细化,更多的应是国家公权力对其保护手段的具体化。国家应当通过积极的财政倾斜政策来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以消除童工的存在;国家有积极维护农民工平等劳动权利的义务;公权力应当积极促使农民工自行组成工团组织,并为此提供积极的服务。

雇员的忠实义务、基本权利与公共利益:价值冲突视野下的德国举报者保护立法

举报的现象在德国法律界并不罕见,但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现行德国法实行双轨制,即一方面是零星的立法,另一方面是判例法,这是对举报进行一般规范的结果。传统上,劳动法院愿意向举报人提供全面的保护,因为他们认为原则上任何形式的举报都是雇员对忠诚义务的违背,而这可以构成解雇的理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并受联邦宪法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判决的影响,劳动法院对举报者的态度变得更加开明。但对举报人的保护仍然主要规定在解雇保护法的法律条款,其重点放在平衡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却可能忽略了对公共政策的考量。

论农民宪法权利平等保护的国家义务

农民宪法权利的完美实现必须以国家义务的合法有效履行为前提和核心。从横向上看,与农民宪法权利的多重权能面向相对应,国家对其依次负有尊重、保护和给付的宪法义务;从纵向上看,以上任何国家义务的履行都必须以平等保护为其核心议题。实现农民宪法权利的平等保护,国家不仅要树立"以人为本"、"公平至上"的宪法理念,同时还必须在此基础上设计出具体的平等保护路径。

国家权利,国家义务与人权保障——《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研究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所制定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既属于对外交保护领域习惯国际法规则的编纂,又在很多方面属于对国际法的创新和发展。整份草案,突出了对人权的保护,强调了国家在特定情势下对本国国民行使外交保护的义务。

国家保护义务视域下生态权的宪法言说

生态权是以生态利益为法益的一种新型人权,它的提出有助于纾解环境权的逻辑和属性争议。生态权的主观权利功能要件缺失,致使其宪法保障不足,需要借助双重性质理论对生态权的功能进行重新审视。面对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同时承担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这意味着国家不仅不能侵害公民生态利益,而且应支持公众参与和监督;此外,国家还应通过积极行动,预防、排除生态环境侵害行为,并为权利主体提供有效救济措施,实现对公民生态权的全面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