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基本权利的学习权:权利证成与规范价值

学习权是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与学习型社会的权利基础与逻辑起点。本文基于整体意义的方法框架,运用比较分析、概念分析和规范分析等方法,论证学习权的基本权利属性及其规范价值。分析结果表明,鉴于我国宪法并无明文规定,学习权的基本权利属性需要运用宪法规范的整体意义脉络这一分析框架方可证成。概括性人权条款为学习权提供了价值基础和语义空间,基本权利规范体系为学习权提供了规范基础和意义空间。学习权作为一项宪法基本权利,需要构建包括基本权利和具体权利类型在内的子权利体系,建立基于国家履行尊重义务、保护义务与给付义务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层面的保障制度,确立相应的推理规则,为学习权实现提供了理论、制度与方法论基础。

也谈“数字人权”——基于国际人权规范的视角

学术界就“数字人权”是否为新兴人权存在争议,判断“数字人权”是否为基本人权,要有实践和规范测试框架。在实践测试框架下,数字人权并未得到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普遍认同;在规范测试框架下,现有国际人权规范已经包含“数字人权”的基本内涵。因此,“数字人权”并非新兴人权。数字时代下的人权保护需求可以通过现有的人权框架充分满足,“数字人权”并非必须另设独立人权类别。在全球数字时代人权治理方面,我们应坚持现有国际人权框架,同时警惕人权泛化可能带来的风险。

基本权利理论视阈中的劳动权规范领域

确定劳动权的规范领域是劳动权保障的先决条件,只有规范领域内的劳动权才受保障。劳动权规范领域与劳动权保障程度密切相关,规范领域越广,国家侵害的可能性就越大;规范领域越窄,国家侵害的可能性就越小。劳动权规范领域的确定需借助宪法诉讼、宪法解释,中国语境下宪法解释更具意义,在策略上宜实行"分层的二元解释",对自由权层面的劳动权实行"扩张解释",对社会权层面的劳动权实行"限缩解释"。具体而言,"对人的主观规范领域"和"对行为与内容的客观规范领域"共同构筑了完整的劳动权规范领域。

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救济规范体系的完善

我国现行的公民基本权利救济规范体系仍然存在很大缺陷,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救济规范体系是实现权利的本质内涵的需要,是满足国家正当性存在并实现其价值的需要,是履行国际人权公约义务的需要。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救济规范体系,需要在宪法中增加规定权利救济请求权,将其确立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健全有关公民基本权利救济的普通法律体系,全面落实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在宪法中增加对私人间普通法律未提供救济的公民基本权利纠纷的救济规定;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发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应有作用;在宪法中确立基本权利的法律限制的界限和原则,以此来减少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所存在的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可能性。

联合国人权理念和规范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表达与建构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不同文化在全球化交往过程中视域扩展和相互融合的产物。联合国通过各种相关人权决议所确立的国际人权理念和规范,不仅承载和表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而且凝聚和建构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具体内涵、重点保护主体以及实现这些价值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

论宪法基本权利规范效力的二重性——基于德国“无效力说”等学理之审思

从西方法学理论关于公、私法分野的经典论断,大致可推导出基本权利旨在有效对抗国家公权力的不法侵害。完全否认基本权利在处理私人间关系过程中蕴涵的价值摄入,构成德国传统宪法教义学“无效力说”的核心要义。然而,随着学理研究和司法实践的纵深发展,基本权利在私法关系中的适用问题愈发得到重视,并且进而引发公法学人针对基本权利的规范内涵展开系统审视。据此,有必要从理论基础层面破除“无效力说”仅仅强调基本权利主观面向的传统偏见,重新审思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效力理论偏重客观面向的认知争论。通过考察基本权利规范内涵与功能之间的逻辑关联,可以推导出基本权利规范效力具备二重性特征,这成为现代中国宪法学研究不可轻易绕开的时代命题。

如何从宪法文本中获取宪法规范?

宪法论证是以证成宪法判断为目的进行的论证工作,宪法规范是作出宪法判断的规范前提,但宪法文本与宪法规范并不等同,研究如何从宪法文本中获取宪法规范对宪法解释具有重要意义。以规范设定的法律地位为标准,可将规范分为两组、八种规范类型,该规范分类有助于解释者从宪法文本中获取宪法规范。基本权利条款以连锁规范的形式发挥规范作用,防御功能解释表现为“国家义务规范+国家无权规范”的规范结构,保护功能解释表现为“国家义务规范+国家义务规范”的规范结构。国家机关的地位条款应被解释为施加职权分工义务的规范。授权规范长期被公法学界忽视,其内容是,认定主体作出的特定行为将造成一定规范性变动。我国宪法中规定“权力”“职权”“权”的条款并不当然表达授予职权的意义;需要区分国家机构的许可职权与权能职权。文献对国家目标条款存在不同解读,解读的差异表现为,将相同的条款解释为不同主体、不同法律地位或不同行为的规范。

体育权利规范实证化困境与模式展开

体育权利规范实证化受阻的表象为体育权利概念受到质疑,实则为体育法学学科自身发展遭受困境。虽然体育权利存在概念未明确化、证成方法的简单套用、证成话语的泛道德化等问题,但体育权利蕴含于国际人权文件中,是一种发展权,而体育权利规范实证化的最佳途径和保障方式是回归实证法。我国体育权利规范实证化是以《宪法》为统帅,是宪法未列举权利,分别借助《体育法》和《民法典》,在公法与私法相配套之下完成权利证成。与此同时,法律原则亦是权利规范实证化的重要面向,在体育权利保障原则和人权保护原则之下体育权利得以形塑。

论宪法对特定主体基本权利的保障

新中国历部宪法都注重保障妇女、老人、残疾人、华侨、外国人、青少年及儿童等特定主体的基本权利。从宪法相关规定的演进逻辑看,宪法对特定主体权利的保障呈现出主体范围不断扩大,保障结构多层次化以及保障手段多样化的趋势。在宪法上的特定主体基本权利保障构造不断立体化与科学化的同时,也存在宪法相关规则较为概括,程序性救济机制不健全等瑕疵。

权力的新生:论监察留置权的制度面相与规范化运行——基于法治国家与基本人权理念的思考

在公权力规范体系中,监察留置权是作为一项新生权力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考察其概念面相与本质特征,监察留置是与行政、刑事调查权并行的以暂时剥夺人身自由方式调查公职人员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的监察强制调查措施。这种权力形态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存在反方向的张力。因此,基于法治国家与人权保障的宪法原则与政治宣言,需要引入法律保留原则、依法留置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以及比例原则作为运行监察留置制度的基准。此外,可以在参考行政和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制度架构逻辑和范式的基础上,从构成要件、运行程序、被留置人权利保护三个层面规范地运行监察留置权。

论人权规范

人权是宪法研究中的永恒话题。人权价值作为立宪主义的价值核心,往往表现在宪法文本和宪法规范之中。人权规范的本质即是人权价值的规范化表达、人权价值的法定性存在。人权规范的发展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从理论学说到人权宣言阶段;第二,从人权宣言到人权立法阶段;第三,从国内立法到国际立法阶段。人权规范在宪法文本中往往具体表现为人权条款。我国宪法文本中的人权条款一般是指2004年修宪时新增加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

民间规范与人权保障

民间规范与法治建设中的人权保障有着必要的关联。不论是法定的还是理念与理论设计的人权,都可能因脱离主体交往行为的实际而在实践中受到牵制,一国法制建设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回应国民在交往行为中的人权要求。民间规范自身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着不同人群的权利要求,在一定意义上,国家法不应是民间法合法与否的标准和判据,而民间法才应是国家法合法与否的标准与判据。借助司法可以把民间规范中的人权内容及其保障方式吸纳到国家体制中,其优势在于,在小传统的内容转换为大传统的认可时,司法的具体性、中立性、判断性和被动性、独立性和权威性、程序性和最终性等特征,在整体上发挥着可能优势。

论中国人权保障的四类规范及其相互关系

中国人权保障规范的主要形式可以根据规范制定主体分为执政党规范、法律规范、行政规范和社会规范。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法律规范正在成为人权保障的主导规范。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排除人权保障的其他规范形式,而是要建立法律规范与其他规范的制约和联系机制,包括适时转化机制、实施监督机制、细化补充机制和合法性审查机制。

警察即时强制权的规范化行使——以公民权利保护为线索

警察即时强制权具有即时性和强制性,不以行政处分的作出为前提且无事先告诫环节,需要根据现场情况临场决定即时执行,因此法律授予警察现场执法以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为了更好地规范警察即时强制权,保障公民基本权利,需要确立目的正当性以及目的与手段的比例性原则,制定警察即时强制权启动和执行的正当程序,完善警察即时强制权行使的可检视性要求、违法行使的法律救济和责任追究等,最大限度地扩大社会公益,同时将对于个体权利与自由的妨碍限制在最低限度。

《东盟人权宣言》及其与西方人权规范的冲突

第二十一届东盟首脑会议发布了《东盟人权宣言》。促进和保护人权是东盟共同体政治合作的重要内容,《东盟人权宣言》的发布是东盟构建政治共同体建设的关键步骤和新里程碑,是东盟内化国际人权规范、建立本地区人权体系、强化东盟人权促进和保护的重要成果,为今后东盟制定人权法律文件、与对话伙伴国开展人权对话与合作提供了基础。然而,东盟这一重要人权合作成果无法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可,社群主义与普世主义、东盟方式与干涉主义的伦理差异,构成了《东盟人权宣言》与西方人权规范之间的主要矛盾。

劳动人权与法律规范下的劳动自治

劳动人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每个人都享有与生俱来的劳动权利。应当平等保障所有劳动者的劳动人权,以体现劳动价值。在此法律规范下,劳动自治作为意思自治在劳动关系领域的反映,体现了劳动权的契约自由。应允许符合劳动伦理的劳动力自由交易行为。国家应在国际劳工标准基础上,建立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相适应的劳动年龄制度,顾及未成年人和退休人员的劳动需求。法律对劳动权利应当保护性限制,而非限制性保护。

中欧在主权和人权上的规范偏好

中国和欧洲在主权和人权规范上存在不同立场,他们不仅在两个规范的含义上理解不同,并且在何者更重要以及二者之间关系上观点相左。中欧在主权-人权光谱上大体分处于两个极端:欧洲人倾向于认为人权优先,中国人认为主权优先,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和欧洲肯定在主权和人权问题上发生冲突。尽管双方在台湾、武器禁运、西藏和军事干预等问题上立场相悖,但在香港、人权对话、第三国危机等事务上却立场相容。双方在推动自身规范议程时并不总是像他们所展现的那样教条,而是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只有当中国的首要考量是主权,而欧洲的首要考量是人权时,规范的妥协才难以达成。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立宪之检讨——兼论现行宪法第二章的完善

人权的宪法保障是现代宪政的出发点和归宿。宪法对人权的充分保障首先体现为公民基本权利立宪的健全和完善。对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立宪作历史考察,并在对现行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立宪进行检讨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现行宪法第二章的若干建议。

基本权利效力实现途径问题研究

针对基本权利的效力需要由法律的具体化才能实现的观点,分类讨论了基本权利效力的实现途径,概括出基本权利独立的规范价值。虽然不同性质的基本权利的实现途径是不一样的,但基本权利规范都有其独立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基本权利有其独立存在的形态,不因为立法的具体化而失去效力;它的直接效力表现为赋予国家以一定的义务,包括消极的义务和积极的义务,以及对立法进行调控与制约的“高级法”效力;国家没有履行义务而使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提请宪法诉讼。

关于人权规范效力的若干问题探讨

本文从人权规范效力的基本理论入手,针对目前流行的人权规范对于私法关系仅具有间接效力这一理论,笔者提出了与之迥然不同的观点—人权规范对于私法关系当然具有效力,而且这种效力是一种直接效力,以期在最大范围内切实有效地保障公民真正地享有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