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基本法视角下日本农业政策演变及特征研究

农业强国的建设离不开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中国的农业政策函须瞄准世界农业政策演变的共性问题,通过不断地调整与改革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以东亚国家日本为例探究其政策的演变及特征,对于揭示农业政策的前沿发展方向和形成“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学理价值。日本《农业基本法》从开始实施,到历次修订,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1961年日本《农业基本法》实施,1999年修订并更名为《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2024年《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修订。日本农业政策的演变特征遵循由第一阶段保生产稳价格到第二阶段注重农业多功能和农村地区振兴再到第三阶段“食物供应-产业转型-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多维度的逻辑,是个不断根据日本经济社会的新规律完成适应性调整的过程。日本农业政策演变过程提供了如下经验启示:一是以法律为依据制定农业政策,二是因时而异确立农业政策目标,三是重视农业和食物产业的绿色转型,四是农业政策的长期一贯性以及政策目标措施的适变性。

以综合性环境基本法推进环境立法体系化——以加拿大环境立法为例

加拿大在整合现有环境单行法的基础上,制定和修订《加拿大环境保护法》,作为综合性环境基本法,以此推进环境立法体系化。本文简述了加拿大环境立法体系化的发展进程,总结了《加拿大环境保护法》的主要内容,并提出在体系化目标、体系化路径、体系内容、立法技术等方面,加拿大的经验可为我国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提供有益启示。

人工智能立法背景下我国人工智能基本法与软法衔接机制研究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对我国基本法与软法的衔接带来了挑战。基本法提供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性指导,而软法则为具体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灵活有效的手段,将人工智能基本法与软法两者进行整合,可满足人工智能相关规范对灵活性、适应性与包容性的要求,提高法律执行的效率及效果。为了将基本法与软法二者进行有效衔接,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法律体系,应在加强政策法规的指引、完善行业标准的同时,创新法律工具,加强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构建自律、互律和他律相协同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形成人工智能伦理准则与规制原则的共识。在上述“共识”的指引下,确立多元治理主体与规范化治理流程,明确人工智能的法律定义与应用限制,同时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为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沪苏浙 协同制定示范区“基本法”

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人大常委会协同制定的促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条例,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以地方立法形式解决制约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是固化和提升示范区一体化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也意味着沪苏浙三地在探索长三角一体化协同立法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日本《海洋基本法》对我国海洋法律体系建设的启示

日本《海洋基本法》和《海洋基本计划》的颁布实施为日本落实“海洋立国”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对上述日本海洋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简要梳理,结合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实施的基本现状,对我国出台海洋基本法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进行梳理分析,呼吁我国尽快出台符合我国实际的《海洋基本法》,进一步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

论德国基本法中的一体化宪法规范

一体化宪法规范是宪法中规定国家与国际组织、国家机关与国际组织、公民与国际组织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与传统宪法规范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国家机关之间、国家与国内各政党之间的关系不同,一体化宪法规范规定区域一体化问题,调整国家与区域一体化国际组织关系。德国基本法中的一体化宪法规范包括调整国家与欧盟关系的原则性规范,规定欧洲公民身份和欧洲公民权利的规范,以及联邦与各州参与欧盟事务的规范。与传统宪法规范调整国内法律关系不同,一体化规范调整国家、国家机关以及公民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对宪法规范的传统概念构成一定的冲击。

与《香港国安法》相衔接谋划《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工作的思考

基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并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繁荣稳定,中央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简称《香港国安法》)。然而,在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香港特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香港基本法》)第23条进行立法的宪制责任。香港特区如何基于与《香港国安法》相衔接之考量,就《香港基本法》第23条进行高质量立法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从《香港国安法》与依《香港基本法》第23条所立地方法之关系辨析着手,分析两者的异同,探讨衔接之必要性,提出衔接之具体办法,以期对香港特区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提供参考。

香港地区基本法紧急状态条款的解释方法与规范内涵

香港地区基本法第18条第4款关于紧急状态的进入、程序和后果与现行宪法并不一致,因基本法制定所依据的是八二宪法的戒严条款,与修宪之后的紧急状态条款产生差异。紧急状态制度旨在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安全,在解释时应引入宪法条款构建目的,结合基本法其他条款考查语境,将宪法、基本法紧急状态条款及香港地区国安法的补充性规定作一致性解释,从而将第18条第4款作符合“一国两制”方针和立法宗旨的解释:将紧急状态的进入从军事戒严扩张解释为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重大危机;紧急状态的宣告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政治性决断,但尊重特区的高度自治权;紧急状态下适用的“有关全国性法律”应由中央政府根据当时情况酌情判断。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解读《香港基本法》的实证研究——以回应立法会质询为视角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立法会质询活动中存在着解释《基本法》的空间,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日渐成为香港地区立法会质询活动的焦点,也扩展了《基本法》实践的领域。香港特区政府在援用《基本法》答复相关质询时充分尊重《基本法》文本,维护《基本法》解释体制,反对挑战《基本法》的行为。在实践中,特区政府对《基本法》的解读包括:对具体条款的内涵进行解读与定性;认定相关事件或者具体行为符合《基本法》;对重要的立法工作和法律实施情况进行说明;对具体工作进行说明,避免误解。实践表明,特区政府的解读对于准确理解和实施《基本法》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人大解释中国香港基本法的必要性研究——基于落实全面管治权的视角

管治权是一个国家基于主权而对其所属领土施行管辖和进行治理的权力。主权要求国家对其国内所有地方(也同样包括特别行政区)和所有事务都有一种绝对、最高和排他的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行使解释权,本质上就是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的一种形式。全国人大主动释法有利于在司法领域行使中央的防御性权力,避免由于两地对于“一国两制”的不同理解出现更多难以预测的宪制危机,从而为境外势力破坏特别行政区运行大开方便之门。全国人大主动“释法”的必要性:(一)主权者宪制责任使然;(二)两地法系存在差异;(三)相较“修法”更加便捷。

澳门特区基本法颁布30周年:“一国两制”彰显强大生命力

自澳门特区基本法颁布30年来,澳门实现了长足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充分彰显了“一国两制”的强大优越性和生命力。2023年是澳门特区基本法颁布30周年。1993年3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伴随着1999年12月20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澳门特区基本法正式实施。

第六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2023年6月2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主任沈春耀副主任黄玉山张勇委员(按姓名笔划为序)王灵桂王鸣峰李国章李浩然陈冬莫树联梁美芬(女)韩大元童卫东。

制定《海洋基本法》初探

本文通过对我国和国际海洋形势的分析,提出制定我国《海洋基本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我国《海洋基本法》应当包括的内容进行分析,提出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障国家海洋安全,保障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提高海洋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国家海洋事业发展,构建和谐海洋。"同时提出了我国的海洋基本政策和基本措施,包括国家海洋综合管理的具体实施。

日本《体育基本法》对我国政府体育管理职能转变的启示

2011年日本颁布的《体育基本法》对其体育事业发展的诸多事项进行重新规定。对日本《体育基本法》进行解读,认为:目前我国政府体育管理职能的转变应借鉴日本经验,强化政府"掌舵"职能,扶持体育社团与社区体育发展,促进"普及"和"提高"的均衡发展。

日本教育基本法的修改与教育基本理念的转变

2006年12月22日,日本颁布施行了新的《教育基本法》,这是对1947年制定的教育基本法的全面修订。日本的教育基本法是规定教育理念和教育方针的一部教育宪法,此次修改使日本的教育基本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与旧教育基本法倡导以自由、民主、平等、和平为核心的民主主义教育理念相比较,新教育基本法虽然保留了尊重"个人的尊严"、"完善人格"等理念,但更明确地提出了"尊重公共精神"、"热爱培育传统和文化的我国和乡土"的新理念,这是以"公共"、"传统"、热爱国家为核心的国家主义教育理念。教育基本理念的这种转变,将会影响今后日本教育的发展方向。

日本《海洋基本法》框架下的政策进展研究

2007年《海洋基本法》的出台标志着日本实施海洋战略的一次重大转变。在此框架下,日本于2008年、2013年接连制订了两期《海洋基本计划》,形成了完整的政策体系,在海洋开发、安全保障、综合管理等方面全力推进,取得了可观的进展。日本综合协调、统筹实施海洋政策的实践经验值得借鉴。在《海洋基本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日本的海洋政策呈现出更具进取性、扩张性及强硬性的发展趋势。可以认为,全面推进海洋资源开发和不断扩展海洋军事空间将是日本长期坚持的政策重点。日本海洋政策所具有的扩张性,有悖于以合作、共管为中心的海洋治理原则,且有损东亚海域的安全与稳定。

韩国《环境政策基本法》研究

现行韩国《环境政策基本法》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环境权等基本理念,强化环境行政的综合调整机能,确立以事前预防为中心的环境政策,并随着时代发展要求及时进行多次修改,为最终实现其立法目的提供了制度保障。韩国环境基本法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印度环境基本法及其实施的司法能动

作为环境基本法,印度1986年《环境保护法》及其附属立法形成"伞形结构",旨在加强现有环境法律体系、理顺执法体制、提高执法能力和加强执法意愿。但是,行政执法效果并未实现这些目标。根据宪法赋予的司法管辖权,印度的司法机关奉行能动主义,部分校正了行政执法的不足。

日本2011《体育基本法》解析

日本《体育振兴法》已颁布50年,未做过改动。面对老龄化、少子化,医疗开支扩大以及体育纠纷增多等社会问题,日本于2011年出台了《体育基本法》。该法涵盖范围广,内容丰富,紧紧围绕"八大理念"展开,强调体育权利,明确责任义务,探索建立体育行政机构,弥补了部分法律空白,提高了体育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了当今日本对体育的理解与认识,基本法的颁布是日本体育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具有划时代意义,很多条文值得我国借鉴。

两部企业宪法蕴含的中国本土管理元素探析——基于鞍钢宪法和华为基本法的研究

鞍山钢铁公司和华为公司的发展和成功模式凝练而成的2部企业宪法分别成为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的经典企业管理纲领,它们根植于中国经济的土壤和中国的管理情境,其成功经验和管理模式具有可参照性、可移植性。结合2个公司的成长轨迹,深入分析企业宪法内容,可以发现其蕴含的3个主要的中国本土管理元素:整体平衡的管理哲学、"集体主义"的组织行为和英雄领袖的魅力型领导,每个本土管理元素又包含着更多具体的中国式管理理念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