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额加重犯基本问题研究

数额加重犯的概念具有正当性。加重数额体现了数额加重犯的既遂形态对行为侵犯法益程度的要求。数额加重犯的未遂行为原则上具有刑事可罚性。对于数额加重犯的未遂形态,应当以数额加重犯的法定刑幅度作为量刑基础。

情节加重犯基本问题研究

情节加重犯的成立以基本犯的成立为前提。加重情节不影响罪质的有无,但影响罪质的轻重。加重情节并非一种单一的反映罪质和罪责加重的指标,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指标。加重情节属于定罪情节而不属于量刑情节。只有基本犯既遂的构成要件完全具备而且加重情节具备,才能成立情节加重犯的既遂。

基本犯罪未遂的结果加重犯之犯罪形态议——以强奸罪的结果加重犯为切入点

结果加重犯的既遂和未遂的认定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特别是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未遂而加重结果出现的时候如何认定犯罪的形态更具有重要意义。双标准说和单一标准说的认定分歧也导致此问题的认定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分野。双标准说和单一标准说都很难在实践中起到统一作用,从法益的侵犯、主客观相统一以及结果加重犯的构成、司法实践来看,采取相对的双标准说更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

污染环境罪的基本犯:从结果犯到行为犯

在2013年《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发布前,一般认为污染环境罪的基本犯属于结果犯;但在此之后,关于污染环境罪的基本犯究竟属于结果犯还是行为犯,在刑法理论上出现了较大争议,并持续至今。实际上,以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为立场,不论从刑法立法还是司法解释来看,污染环境罪的基本犯均属于结果犯,以发生侵害结果为既遂犯的成立条件。为了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对环境刑法之预防刑法化要求和有效治理环境犯罪,污染环境罪的基本犯应当行为犯化。基本犯行为犯化之后的污染环境罪由三个罪刑阶梯组成,前两个罪刑阶梯以有严重污染环境之危险和严重污染环境为成立条件,最后一个罪刑阶梯以造成特别严重后果为成立条件。

盗窃罪基本犯未遂的定罪研究

刑法理论界的通论观点认为,盗窃罪基本犯未遂不应定罪处罚,并且司法实践中也多遵此执行。本文认为,这种认识和做法导致了许多的矛盾和问题,出现了案件处理上的失衡现象和执法的推诿与纠纷。本文主张,对盗窃罪基本犯未遂应当定罪处罚,这既是我国的刑法体系所决定的,也是司法实践的需要,更是对相关司法解释的正确理解。同时针对不系统的司法解释提出了完善建议。

结果加重犯构成基本问题简析

1979年至今,我国刑法发展已经满三十年了,在这三十年中,对结果加重犯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发展。结果加重犯由基本犯和加重结果两部分构成,这两个部分的主观罪过形式一直是刑法理论上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在我国刑法理论及实践领域内应限制结果加重犯的范围,进而得出结果加重犯仅指基本犯故意,重结果为过失一种情况。

交通肇事罪基本犯若干问题检讨

交通肇事罪中的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应当包括航空运输管理法规和铁路运输管理法规。此外基本犯的法定刑较低,也没有区分一般过失与业务过失设置不同的法定刑,再者司法解释修改立法规定的构成要件,有超越立法之嫌。

结果加重犯“结果”之剖析

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可以是故意犯,也可以是过失犯,故过失犯构成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有理论依据。结果加重犯中基本犯的危害结果可以是有形结果,亦可是无形结果。加重结果与基本犯结果不仅具有异质性,而且加重结果具有实害性,即结果加重犯的加重结果,只能是可以具体测量确定的有形结果,是已经发生的实际损害,而不能是无形的危险。加重结果之罪过形式,不仅包括过失,而且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质疑加重情节的作用变更--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加重情节的作用变更理论认为,行为要成立加重犯,必须符合对应基本犯的成立条件。该理论不能成立。在基本犯层面,该理论难以通过解释基本犯的构成要件方式完成,这使得该理论在适用时不得不扩大基本犯的成立范围,从而偏离了罪刑法定原则优先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前提;在加重犯层面,该理论否认了加重犯的独立性、混淆了罪名与罪质。行为成立加重犯的前提,并非必须符合基本犯的成立条件,因为加重犯的加重基础还存在符合罪质要求的未完成形态。为解决相关实践难题,需要始终将罪刑法定原则视为先位阶原则,并兼顾罪刑相适应原则,全面考虑无罪、其他犯罪及加重犯未遂的可能性。在认定基本犯未遂、加重犯既遂时,应当逐一分析罪名、行为及犯罪形态等方面。

行为犯、结果犯二分法之提倡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根据行为要素与结果要素的关系,对于基本犯应采取行为犯、结果犯之二分法。

结果加重犯之构成要件探析

结果加重犯历来都是刑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难点问题,尤其是结果加重犯相对于普通犯罪行为(即结果加重犯中所称的基本犯)而言,具有较为特殊的构成要件特征,由此使得结果加重犯成为在刑法范畴中情况比较复杂的犯罪形态。因此从分析结果加重犯的构成要件入手,揭示出结果加重犯与基本犯构成方面的异同,能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结果加重犯这一特殊的犯罪形态。

绑架罪情节加重犯研究

在《刑法修正案(九)》将杀害被绑架人和故意伤害致被绑架人重伤、死亡并列规定为绑架罪法定刑升格条件,并将法定刑修改为无期徒刑或死刑的情况下,应当将"杀害被绑架人"理解为故意杀人并且造成被绑架人重伤或死亡的情形,包括杀人既遂、未遂和中止在内。"杀害被绑架人"是情节加重犯,是将故意杀人致人重伤、死亡之结果作为绑架罪法定刑升格的加重情节,不是结果加重犯、结合犯、包容加重犯等犯罪形态。对于故意伤害致人轻伤、过失致人重伤或死亡、故意杀人致人轻伤、故意杀人预备等情形,既不宜作为独立的犯罪与绑架罪数罪并罚,也不宜作为绑架罪加重构成的未完成形态,而应根据包括一罪理论,作为绑架罪基本犯的酌定从重处罚情节。

未遂犯的处罚范围及其规则重构

在我国,司法解释在个罪的未遂犯处罚模式上采取了对部分罪名明示处罚和严重犯罪一律处罚的立场,然而对于未明示的轻罪是否也要处罚并不明确。在个罪未遂处罚范围问题上,司法解释同时存在一律处罚、通过客观要素限制处罚、通过情节严重限制处罚的模式。我国刑法理论对于未遂犯处罚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对具体个罪未遂犯的处罚范围及其规则缺乏系统性的体系构建。主张参考域外刑法修改我国刑法中未遂犯的规制模式,在既有的我国刑法框架下难以成立。重罪与轻罪的区分说不仅在区分标准上不清晰,而且难以契合我国司法实践的通常做法。基本结果足以引起危险说,难以解释如何处罚加重犯的未遂。量刑规则说存在对于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的误读,也会导致个案中刑罚适用的不均衡。在个罪未遂犯处罚范围上应当注重区分可罚的未遂与不可罚的未遂,同时强调法定刑对于未遂犯处罚范围的制约,以形成类型化和体系性的判断规则。

情节加重犯研究

情节加重犯在司法实践中极为常见,但对情节加重犯的认定往往看法不一。本文认为,所谓的基本犯与情节加重犯必须符合某同一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且情节加重犯以成立其基本犯为前提。惟因基本犯的概念经常使用于犯罪停止形态的领域,极易造成混乱,因此建议在情节加重犯的场合使用情节一般犯和情节加重犯的概念。情节加重犯的加重情节必须能被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包容评价,否则就不成立该罪的情节加重犯,往往构成结合犯或者其他加重犯。一般来说,情节加重犯的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必须具有一致性。

论危险犯的犯罪中止

危险犯的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之间的关系,一直成为危险犯在危险状态达至后犯罪中止是否成立的焦点问题。危险犯在达至既遂状态后,成立犯罪中止,完全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中止成立的时间要求,符合我国刑法所坚持的犯罪构成理论。该问题的解决有利于防止犯罪人铤而走险,既给犯罪人回头是岸的机会,也保护了面临犯罪侵害的合法权益。

抢劫罪加重犯的既遂问题新论

完全脱离抢劫罪基本犯的既遂与否的评价,便不可能对抢劫罪加重犯的既遂予以正确的认定。对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与其他7种类型加重犯的既遂问题不宜实行区别对待。既然抢劫罪加重犯在内部结构上由基本犯和加重因素两部分组成,那么,判断抢劫罪加重犯既遂的标准自然就只能是:只有抢劫罪基本犯既遂的构成要件完全具备而且加重因素具备,才能成立抢劫罪加重犯的既遂。

结果加重犯的构成特征刍议

结果加重犯的构成特征是刑法学理论上的诸多争议焦点之一。文章以我国刑法典中的相关规定为依托,从基本犯的成立范围、加重结果的特征和刑事立法的规定三个角度,对结果加重犯的构成特征予以论述。

行为犯可以构成结果加重犯

承认行为犯可以构成结果加重犯,是行为犯发生现实危害结果时的必然归宿,是我国刑事立法实践的初步概括,也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在要求。

以谦抑性原则为视角审视连累犯处罚的合理性

连累犯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标准极其不统一,特别是对近亲属的窝藏、包庇行为的处理上。究竟什么连累犯罪行为应该处罚,什么行为达到了刑罚的当罚性要求,最好的考量标准就是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当然如何运用刑罚谦抑性原则来衡量和指导刑事司法实践不仅仅是个司法问题,也应是个立法问题。

盗窃罪犯罪数额的司法认定

盗窃罪犯罪数额的司法认定,需要对盗窃罪基本犯,即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符合刑法所规定的盗窃罪的基本犯罪事实而又无其他特殊情节的数额标准做出认定;对特殊情节犯,即情节加重犯和情节减轻犯的数额标准做出认定;对非数额犯的标准进行司法认定;同时需要对盗窃特殊财物数额标准的认定方法予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