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律神话”的破灭——评《法与现代心智》

作为美国法律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杰罗姆.弗兰克,在《法与现代心智》一书中阐释了他对法律确定性问题的解答,主张“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曾经是,现在是,而且将永远是含混的和有变化的”。也正是因为他这一激进的观点以及探寻问题的方式,《法与现代心智》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进而促进了学者对司法实践的研究。然而,从弗兰克的整体学术关怀来看,法不确定性并不是弗兰克的最终追求,更多的是为了突破人们对法律的旧有理解框架,追寻一种“看得见”的正义,进而达至一个个人潜能可以最大化,每个人都有幸福的一生的社会。

法律现实主义及其对中国问题的方法论启示

法律现实主义对法律理论、法律实践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本世纪初,又兴起了与传统的、老一代的法律现实主义不同的、但又与前者一脉相承的法学思潮,这便是新法律现实主义。法律现实主义的兴起是与抨击法律形式主义相伴随的,“法的不确定性”由此成为法律现实主义者的基本立场。怀疑-批判、经验-实证、“行动中的法”或“活法”的研究方法是法律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法律现实主义——尤其是新法律现实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意义非同小可,尤其在方法论方面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尼采解“世间恶”与灵知主义神话

晚古时代未决的"世间恶"难题,灵知主义拟以二元宇宙论解决,其方法是将创世神与救赎神分开,要求造物神对世间恶负责,而把恩典归给救赎神。尼采在希腊艺术神话的视野下对基督教的伊甸园神话进行了灵知主义的解读,将教义神话还原为灵知主义的基本神话。在德国古典哲学穷尽了人类的现代性自我断言之后,也就是说,在终极神话之后,尼采直面世间恶的难题,在道德飞散、责任凋零的语境下,继续现代性的志业,以反现代的策略解决道德难题——不是以自我断言来克服灵知主义,而是以灵知主义来抑制现代主体。于是,"悲剧诞生论"与其被解读为"审美形而上学",不如说是"道德化灵知主义"。这一思想直接开启了陶伯斯—布鲁门伯格、沃格林—布鲁门伯格、洛维特—布鲁门伯格之争,灵知主义回归到了事关现代反思和争论的中心,甚至成为20世纪政治哲学历史的叙事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