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大型社区的治理尺度再造与治理空间再生产——以上海市基本管理单元实践为例

目前,一些超大城市大型社区存在的共性问题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与单位空间人口过多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上海市通过治理尺度再造探索出一个适应超大城市大型社区治理的基本管理单元新模式。该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治理尺度再造与治理空间再生产的耦合关系。超大城市大型社区治理尺度再造具有领导、管理、服务、合作多重逻辑,与之对应的是作为政治空间的再生产、作为行政空间的再生产、作为生活空间的再生产和作为社会空间的再生产等多个面向的治理空间再生产。上述耦合关系得到了基本管理单元实践的有力印证。然而,超大城市大型社区治理尺度再造及治理空间再生产还存在非行政层级的“行政化”僵局和治理空间的“社会性”不足的现实问题。要破解这些问题,既要进一步从制度上理顺“街镇—基本管理单元—社区”之间的关系,又要进一步从手段上提高治理空间的“社会性”。

基本管理单元在上海郊野单元村庄规划中的应用与探索——以浦东新区川沙新镇为例

围绕"上海2035"总体规划关于国土空间格局、生态建设、乡村发展等方面的总体安排,上海国土空间综合整治不仅是落实总体规划、完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土地整治作为统筹安排村庄各类空间资源的实用性工具,重在实施示范效果。面对郊野地区多元化融合的发展趋势,其空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管理也面临新的挑战。针对郊野地区的规划管理相对滞后、历史遗留问题较为复杂等问题,在郊野规划编制导则3.0版本的基础上,探索以基本管理单元为主体作为图则管控的主要引导方式,形成以项目实施为导向的规划路径。

上海基本管理单元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特大城市的郊区而言,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加强郊区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共治的郊区治理体系。做实基本管理单元目的在于补好上海郊区基层治理体系的短板,进一步提高基层公共管理的有效性、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基层民众参与的便利性,它是上海在探索特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中总结提升的重要制度创新。及时跟踪并总结这一新探索,为新时代探索特大城市郊区空间治理的理论研究提供案例借鉴。

基本管理单元建设与治理的探索——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

基本管理单元是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背景下,设立在镇与村居之间的非行政层级,在创新社会治理与加强基层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浦东新区基本管理单元的实地调查,发现基本管理单元的制度定位已经形成共识,公共服务设施配置逐步到位,运作机制进一步理顺,但也出现权力职能不清晰、治理主体关系不顺、组织保障薄弱等问题。为此,需要协调推进基本管理单元建设,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加强人财物资源保障,凸显多元治理特征。

城市大型社区的治理单元再造与治理能力再生产研究：以上海市HT镇基本管理单元实践为例

对于治理规模与治理有效性的问题,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的大型国家治理下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以及微观层面的乡村治理运作,缺少对于城市基层治理规模以及治理能力的深入研究。本文基于上海市的基本管理单元实践以及 HT 镇的个案,采取访谈和案例研究方法,分析了以治理规模适度化与治理能力再生产的耦合作为城市大型社区治理单元再造的运作逻辑,并对基本管理单元的类型进行了划分。本文研究发现,以基本管理单元再造推动治理能力再生产表现为科层链条上下联动的行政能力再生产和执政党、政府、社会、企业多方合作的共治能力再生产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解决社区问题、提供公共服务以及实现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总能力。

大都市非建制镇社区改造策略和路径思考——以上海市奉贤区为例

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下,大都市历史欠账区域的“补短板、抓推进”成为城市更新和治理重点。非建制镇(也称撤制镇)社区作为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类特殊的空间单元,长期面临发展定位不清、人居环境较差、公共服务设施老旧、产业被动衰落等突出问题。在评价非建制镇发展特征的基础上,结合上海市城乡融合、城市更新相关政策要求和奉贤区若干实证案例,分析非建制镇改造的重要意义、重点对象和政策沿革,探讨非建制镇社区服务周边乡村和产业发展的定位方向,并提出强化分类分级、规划引导和机制创新等“三个强化”策略,以及与基本管理单元、城中村改造、相对集中居住和多元更新手段相结合等“四个结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