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边界、时代的超越——基特勒思想的再考证

从宏观思路和整体视角出发,明晰贯穿德国媒介研究奠基人基特勒思想理论的线索,进而探索这位学者超越定义、超越边界及超越时代的独特价值。对基氏“媒介决定论者”的定义实质为学术话语博弈的产物,其媒介本体论继承了海德格尔对于人和技术的思考,秉持后人类主义立场。基氏以后诠释学批评促成了日耳曼学的现代化学科转型及媒介研究的出现,并以“媒介—技术”转向打破了人们的媒介认知边界。而基氏晚期的古希腊情结意在唤醒德国学界的自我意识,其超前的“文化技艺”概念更让媒介技术哲学确立了新的方向。基特勒的学术实践为当下我国学界带来的启示在于:重思媒介本质与“人—技术”辩证关系,以开拓视野开展跨学科研究,并聚焦基于本国语境、本土问题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德国媒介理论的建构、接受及基特勒在其中的角色

德国媒介理论是一种后诠释学或后人本主义学术取径,无论是欧美学界还是汉语学界都逐渐意识到,将德国媒介理论局限在某个具体的专业,实际上是把路走窄了。该取径彻底否定把“理解”作为解读文本、获得意义之先决条件的诠释学预设,认为诠释学所执着的理解或前理解,只能在媒介或文化技艺所提供的可能性框架下运作。左派基特勒学者将德国媒介理论建构为两条道路:一是基特勒式的硬件研究,持激进的反诠释学、反人本主义立场;二是去基特勒化的文化技艺研究,持温和的后诠释学、后人本主义立场。

基特勒媒介思想中身体与传播关系探析——再读《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

伴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被传统传播学割裂出去的身体议题又回归到传播学研究中来,重新引起学术界对于身体与传播关系的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在传播学学术发展脉络中,我们总能找到一些对于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的只言片语。媒介考古学作为一个开放的后现代学术场域,是研究身体与传播关系的重要脉络。本文以媒介考古学代表人物基特勒的媒介思想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其代表作《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进行文本分析,其次结合现有基特勒媒介思想研究的学术资源,对其思想中的身体与传播关系问题进行系统性探讨。

人类、技术与媒介主体性——麦克卢汉、基特勒与克莱默尔媒介理论评析

近五十年来,讨论人与媒介和技术关系的媒介学研究发生了重要的理论范式转折。先前以技术为核心、着重技术的决定力量的视角,逐渐转向以媒介本体为核心的视角。本文沿着媒介理论的发展脉络,从理论叙事的本体论角度出发,以麦克卢汉、基特勒和克莱默尔三位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的媒介思想为主线,对媒介理论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比较和评析。麦克卢汉强调技术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这一机械化的传播过程中,狭义层面上的人的主体性消失,媒介成为人的延伸;基特勒认为传播渠道仅仅只是物质技术的体现,他更关注"传播的物质性"和技术的自主性,从而开辟了一条从媒介发展的历史条件、权力与话语,以及传播的结构来理解媒介的研究路径;克莱默尔则借助"信使模型"的比喻来强调媒介的中介作用,认为机器是符号"中介功能"的体现或者"形式化过程"的结果,更加突出一种"去人类主体性"的媒介观,她构建出一套更为宏大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并不区分技术与人,也不强调技术的决定力量。上述三位代表学者的理论对于人工智能时代探讨人与技术和机器的关系,以及其中的伦理和价值观问题,技术变迁如何改变媒介与人的关系等"技术—社会"话题具有重要的时代紧迫性与启发意义,也将为中国的媒介研究与新闻传播研究的理论创新提供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资源。

基特勒媒介理论视野中的文学本体问题初探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既是重要的媒介理论家,也是独具特色的媒介文论家。通过深刻分析1800/1900年代西方社会由技术媒介所建构的话语网络,基特勒提出了'媒介决定我们的现状'的结论。该结论实际表达了一种强调技术媒介物质性与先在性的媒介本体论。通过分析基特勒媒介理论与福柯话语理论的关系,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其媒介本体三层意涵的生成逻辑,亦可由此发现基特勒从媒介本体论问题向文学问题的衍生逻辑。正是基于其媒介本体论,基特勒做出了'文学是一种书写技术系统'的本体论断,进而以'书写''媒介性''物质性'为核心建构了一种具有强烈的后阐释学与后历史主义色彩的审视文学和文学史现象的文论新视野。

走向媒体本体论——向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致敬

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是当代最重要的媒体理论家之一,其思想呈现异常的复杂性。这一方面体现在其思想混杂了很多不同的思想来源;另一方面则源于其思想在不同阶段有着新的发展。本文力图从三个发展阶段对基特勒的思想进行概括性的梳理,以期使读者能够对其有大致的认识和了解。

文化创伤:一种社会理论--与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访谈

一个群体在经历过一件极其可怕的事件之后,它会给他们的集体意识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形成挥之不去的记忆,并彻底地改变他们的未来身份认同,此时,文化创伤便产生了。

话语网络:重思基特勒视角下媒介与人的交互价值

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媒介与人的关系正在成为传播交往的重要节点,而基特勒的"话语网络"作为其媒介理论的核心概念则深刻阐释了媒介与人类文明之间的互动机制。基特勒以两个世纪以来所出现的重要媒介为研究对象,探究了以媒介技术为基础的话语网络是如何作用于人类与文化进步的,揭示了媒介在承担功能性客体的同时,是如何积极参与人的主体身份建构、塑造与改变人类生存方式的。基特勒"话语网络"概念的提出加深了当下对媒介与人关系的认知,修正了主流传播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为重新理解媒介与人的交互价值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消失的随身听:基特勒视角下的技术媒介及逻辑断裂

随身听被智能手机中音乐App取代为基特勒的"数字降级"论断提供了又一佐证。文章视随身听为消失的技术媒介,藉由基特勒媒介考古的研究视角,探寻其媒介形态变迁中的方向,分析随身听发展的初始逻辑和逻辑断裂的最终原因,指出随身听缺乏地址和总线失去数字技术汇流的可能,最终为网络逻辑所裹挟。采用基特勒的物质中心主义思维方式有助于跳脱传统技术人文主义的局限,思考技术媒介的硬件特质及发展空间。受众的媒介使用行为和社会结构也不应忽略。技术媒介使用期间受众与公共空间隔离形成个体空间,音乐数字化后散状受众被网络平台吸引而聚集,此间新技术、社会结构变化与受众行为驱动的复杂联动值得关注。

浮士德的三次试验与基特勒论话语系统1800的诞生

《浮士德》是进入基特勒所谓话语系统1800的关键渠道。浮士德的三次试验无意识地呈现了新话语系统的诞生过程:谋求从故纸堆的无限循环中摆脱,通过解读、翻译试验将心灵/精神奠定为自由翻译的基础,从而奠定一种新的话语之源及话语规则。从心灵/精神流出的最小意义元素,构成了新话语系统发生的先决条件。基特勒把文学视作维系既定读写实践的话语渠道,把福柯式的话语分析改写为文化技艺分析,意在凸显读写技艺的细节变化在话语系统转型中起到的基础性作用。

信息炸弹:一次对谈——与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访谈

本文是1995年11月德法文化电视频道ARTE上播出的一场对谈,讨论的主题是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信息炸弹”概念。对谈者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1932-2018)是法国哲学家、文化理论家和建筑学家,其著作是围绕一系列以“科技”“速度”“城市”“虚拟”“事件”“意外”“失序”为核心的概念群研究.

基特勒“话语网络”思想视阈下边地文化传播探析

"话语网络"是基特勒媒介理论的核心概念,揭示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之间的交互影响。他继承福柯话语即知识与权力结合的思想,将其定义为媒介技术与制度的结合,同时超越福柯注重"话语"生产的思路,强调"话语"的接收途径。基特勒超越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观点,认为媒介塑造人类主体,改变人类生存的自主性;继承了海德格尔技术之本质是"集置"(Gestell)的思想,悬置传统媒介研究的伦理维度,强调媒介对人类的文化、政治与经济的渗透与控制。尤其是针对当下部分边远地区处于话语传播与文化交流方面相对弱势、媒介形态结构失衡、话语权力关系不平等等现状,基特勒的话语网络理论对进一步拓宽媒介技术的学术研究视野、深化媒介对边远地区民族文化传播的社会作用与政治经济价值,以及我国的媒介话语网络的建构与完善具有理论与现实上的多维启示。

基特勒、德国媒介理论与中国媒介研究——杰弗里·温斯洛普-扬教授访谈

本文通过专访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杰弗里·温斯洛普-扬(Geoffrey Winthrop-Young)教授,探讨了德国媒介理论、媒介考古学、文化技术、中国媒介研究等问题。访谈中介绍了基特勒媒介理论的学术脉络与思想内涵,主要观点有:基特勒早年文学研究为其媒介研究奠定了分析基础;任何媒介都具有物质性,但不等同于物质材料,媒介决定我们的现状,可以从媒介角度考察中国现代性进程;媒介考古学发掘历史盲点,当下媒介考古学呈现为政治性、技术先验与反人类时间这三种趋向;“文化技术”理论强调阅读和写作等实践层面,创造文化秩序和结构;媒介理论就如工具箱,工具与问题相互作用,要在中国语境中恰当地使用德国工具箱。

物质性视阈下的“技术媒介”:论基特勒的后人文主义电影理论

作为媒介物质性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家,基特勒将电影视作“技术媒介”,以技术—身体或电影—感知作为其电影论述的主脉络。在此脉络下,“人”作为先验的主体,被经验的身体所取代。从文学—电影演替的角度,基特勒认为,作为记录和存储媒介的电影将文学中的自我意象还原至物质层面,作为幻觉媒介的电影则以特效技术将文学中的奇幻场景物质化。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的主体性的消解,体现出鲜明的后人文主义色彩。

从偏向时间到操纵时间:比较视野中伊尼斯和基特勒的“媒介-时间”研究

对于现代人而言,媒介不仅介入和影响了时间的感知和使用经验,也在建构日常生活的意义上改变了时间的性质。伊尼斯作为较早关注到传播媒介本身的西方学者,也率先从媒介的物质性视角看待时间问题。他的时空偏向理论从宏观的、知识运输的层面为我们把握媒介、人与时间的关系提供了路径。如果说伊尼斯开创了“媒介-时间”研究的结构主义先河,那么在他之后的基特勒,则打开了这一研究的后结构主义大门。他以数据处理的可能性重新阐释媒介与时间的关系,并突破性地提出了“时间轴操纵”理论,由此“媒介-时间”研究进入微观层面。本文在比较视野的观照下,探究了伊尼斯与基特勒“媒介-时间”观的异同性,并表明二者为推进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所做出的理论贡献,为数字时代人们正确处理媒介与时间的关系提供思想参考。

媒介考古学冷凝视下的时间性:以基特勒、恩斯特的媒介理论为线索

本文根据基特勒和恩斯特的媒介理论,梳理出一种区别于传统史学、诠释学的媒介考古学方法论。在认识论层面,媒介考古学不再采纳以人为中心的认识论,转而关注与人类认识论相并立的媒介认识论;不再以人类的感官为尺度,而是从媒介装置的微观时间登入真实域。在方法论层面,媒介考古学不仅把媒介装置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也把它作为建构考古学的主体。媒介考古学所要揭示的技术知识或媒介知识,既不是人本主义诠释学所阐释的技术文化,也不完全是科学知识,而是媒介自身的时间性运作过程:一是新媒介对旧媒介的“去语义化”运作;二是非话语性运作构成大众传媒文化之基底。从媒介时间性审视世界的媒介考古学学术书写策略,可更深入地揭示人类文化如何以装置运作的规则性为条件。

媒介决定女性境况——基特勒论话语网络变迁中的女性角色、功能与位置嬗变

在基特勒看来,口语是一种性别区分的媒介,而打字机是一种性别中立的媒介。打字机带来了写作的去性别化,通过颠倒写作的性别,从而颠覆了话语网络的物质基础,这种变化带来了传统性别隐喻的消亡。借助福柯和拉康的理论,基特勒描述了1800话语网络和1900话语网络间,女性在文学流通中的角色和位置的变化。1800话语网络中,母亲作为抽象精神的象喻,被排除于话语网络实际生产过程之外,处于“输入”和“输出”两个位置上。而在1900话语网络中,打字机使得书写的男性垄断地位崩塌,女性开始作为秘书和打字员进入其中,居于文本处理和生产中的核心。尽管基特勒并非女性主义者,但他以媒介物质性和话语网络为基础的女性研究也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新的启发,贡献了新的理论视野和思路。

基特勒论战争与媒介

2022年10月19日的批判性探寻网站上,刊载了安德斯·恩博格-比德森关于弗雷德里希·基特勒的著作《瓦尔哈拉行动:战争、武器与媒介》的书评该书所彰显的,是基特勒长期以来对于战争--尤其是战争与媒介之间的伴随关系--的执着迷恋。

媒介与文明的辩证法:“话语网络”与基特勒的媒介物质主义理论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是德国一位重要的媒介理论家。他跨越人文与技术,构建起独特的媒介理论,与北关媒介环境学派形成鲜明的参照。他使用"话语网络"这一关键概念,考察了欧洲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媒介技术与机构构成的话语网络及其对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从而推进了福柯的话语理论。基特勒建构了媒介"基础"与话语网络"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法:正是媒介技术和话语网络的相互作用,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变革。本文认为,这一辩证法可被视作媒介物质主义理论。对基特勒"话语网络"思想的引介和思考,可以拓宽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的研究视野,推动研究范式的更新。

后基特勒时代的德国媒介研究

2016年中国进入移动传播元年,随着微信、直播弹幕、人工智能、5G等技术现象的暴热和后人类研究的兴起,在欧美学术界引发广泛“基特勒效应”的基特勒,开始激起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的兴趣。然而,此时德国媒介研究的面貌,与基特勒在世时已大不相同。后基特勒时代活跃在德国媒介研究前沿、被称为“基特勒青年”的这批学者,一方面继承基特勒的反人本主义立场和“存储、处理和传输”的视角;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拓展研究边界,突破他的“媒介技术”(Medientechnik)思想,形成了明显的“文化技术”(Kulturtechniken)转向。本文采用谱系勾勒和概念(conceptualization)分析的方法,结合基特勒的学术路径和主要著作,着重介绍基特勒之后德国媒介研究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研究领域——文化技术、档案媒介考古学和控制论,探讨基特勒思想的反叛性、独特性和延展性,当前德国媒介研究的同一性、异质性和多样化,以及在后人类语境下可能带来的启发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