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开朗基罗新柏拉图主义下的艺术创作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普遍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作为“文艺复兴美术三杰”之一的米开朗基罗也不例外。米开朗基罗青少年时期在柏拉图学园的经历,使其较早且近距离地接触到了新柏拉图主义理论。也正因如此,相较于其他艺术家而言,米开朗基罗对于新柏拉图主义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也更加深刻。这一点,不管是从其笔下的诗歌,还是其雕塑作品之中,都能感知一二。因此,研究新柏拉图主义对于米开朗基罗艺术创作的影响是了解米开朗基罗无法绕开的一点。

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的德性伦理

本文从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的德性伦理的角度审视希腊文明和希伯来传统的融合和张力。就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的德性伦理而言 ,它的进路相当特别。一方面它是犹太基督教的 ,另一方面它又是柏拉图主义的 ,两者结合在一起似乎形成了奇异的悖论。从信仰而言 ,它的德性伦理侧重于“日常性”的向度 ;但就理性而论 ,它又非常形而上学。把日常性的伦理教导与形而上学的思辨放在一起进行整合 ,是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德性伦理的张力所在。本文试图展示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思想家是如何在不同传统的张力之间达成平衡 。

影响米开朗基罗雕塑创作的两大哲学基石——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神学

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神学是影响米开朗基罗美学思想的两个主要方面 。

论柏拉图“理念”论及其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之影响

在柏拉图思想体系中,"理念"论是其核心,它充分彰显了古希腊人追问永恒、绝对之终极本体的渴求,尤其是其"两重世界"的划分和"善"的理念之绝对先验性和超越性以及"回忆说"表现出的一种神学倾向,与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一拍即合,为基督教中彼岸世界与上帝之"合理"存在和"光照论"提供了思想根基。在一定意义上说,柏拉图的"理念"论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的核心。

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在晚明中国

晚明时期,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的系统译介不同,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是点缀于主流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译著和其他各类西学著作中而传入中国的。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所论通往天主的三条道路,对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多有倚赖,且可能受柏拉图主义者费奇诺的“古代神学”思想启发,在中国古籍中寻找天主存在的痕迹。普罗提诺的“流溢说”和柏拉图的灵魂论,则是作为正统创世说和灵魂论的典型异端被引入中国。在伦理学方面,“罢辣多”多次现身说法,以故事和格言的形式,在童蒙教育等方面进行道德教诲。

灵魂的解脱——米开朗基罗雕塑中隐含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借助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形式来表达新的文化主张,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思想复兴,对艺术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早期文艺复兴对新柏拉图主义的热情不仅引发了绘画上的新浪潮,艺术家们将人文主义和艺术结合在一起,引发了对解剖学的新兴趣。此时期人体解剖学的基本概念与空间透视学一样广为人知。在雕塑上,米开朗基罗以巨石中挣扎的奴隶表达了个体灵魂的解脱。

善与正义:柏拉图的自然主义社会思想

柏拉图的自然主义哲学思考了善及其正义的自然本性,展望了某种可能的、最好的秩序,希望在灵魂的深处描述和评价出这种秩序,也希望这种秩序能够变成一种现实。柏拉图自然主义哲学,在理论的层面上,创造了一种关于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秩序;但是,就社会存在的秩序而言,没能在现实中创造出这种秩序,即某种稳定、宁静而和谐的"社会形态"。总之,柏拉图的自然主义哲学将自然存在的自然本性与社会存在的自然本性紧密地同一在一起,从自然本性的角度阐释了自然主义社会思想,即关于善和正义的社会问题。

柏拉图对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批判及其现代理论回响

柏拉图是讨论正义问题最多的古希腊哲学家,他的《国家篇》是西方古代正义论的典范之作。柏拉图在对话中概括了当时流行的功利主义正义观,并指出这种观点把正义的本质规定为利益,把正义的起源归于人们为趋利避害所订立的契约。柏拉图对这种正义观进行了一系列批判,指出它使人为了利益而追求不正义,错置作为美德和智慧的正义,随之而来的就是分裂、仇恨和争斗,最终将破坏不正义者的幸福。柏拉图认为只有通过探寻正义的真正本质才能最终驳倒功利主义。根据麦金太尔、卡西尔、列奥·施特劳斯对柏拉图正义论的评价,可以将柏拉图的正义论概括为"本质主义的正义论"或"整体主义的正义论"。

数学中的现代柏拉图主义与有关问题

数学中的“柏拉图主义”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现代柏拉图主义的重要观点主要表现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两个方面.从科学反映论的观点来看,应对新柏拉图主义作两点较重要的修正和补充.一是,随着数学对象的不断被创造,与之相关的“数学真理”也是可以不断地诞生出来的.这个修正的要义是,有些数学真理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新、老柏拉图主义的数学发现观,必须融入数学发明观.二是,现代柏拉图主义者只是宏观地认识到了数学真理认识的不完全性.而事实上,人脑所能进行的概念思维,都只能是“单相性”的抽象思维.每一个数学概念都必然是“单相性抽象”的产物.故从本体论着眼,数学理念世界是不可能完全的.现代柏拉图主义很接近科学反映论,故对数学教育工作者也有重要启示作用.

柏拉图主义与集合论终极宇宙

假设V=终极L,则连续统假设为真,并且所有关于集合论的独立性问题都可以还原为有关更大无穷的公理,它还为集合论提供了一个对科恩力破免疫的公理化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这将是哥德尔纲领的一个实现。更进一步,如果V=终极L是真的,那么就存在一个独特的集合论模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真实的集合宇宙。这一事实本身说明集合的宇宙是一个确定的客观实在,可以看作是支持柏拉图主义的证据。

道德虚无主义和柏拉图的对策

道德虚无主义是一种深刻的道德哲学,同时也是对各种道德学说的最大挑战,它力图粉碎各色的道德伪装,呈现生活中真实的一面。从这一点而论,道德虚无主义起着道德领域的解毒剂的功能。但除了其积极方面,它对道德的破坏作用更不可忽视。听任道德虚无主义的流行将使社会共同体面临解体或分裂的危险。为克服这一理论的巨大冲击力,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精心设计了多种对策。直到今天,这仍然可以视为对道德虚无主义的最好的回应之一。

新柏拉图主义对奥古斯丁灵魂思想的影响

奥古斯丁对灵魂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从"物质主义"到"精神性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的出现离不开"柏拉图学派的书籍"(libri Platonicorum)的影响。在此之前,奥古斯丁认为天主和灵魂都是物质。主要在普罗提诺的影响下,奥古斯丁认识到灵魂是无形的、精神性的,灵魂赋有理性并且不朽。与普罗提诺不同的是,奥古斯丁认为灵魂不具有神圣本性,同万物一样是被造物。对灵魂本质认识的转变,使其灵魂思想乃至其个人的信仰发生了重大转向。

柏拉图对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批判及其现代理论回响

柏拉图是讨论正义问题最多的古希腊哲学家,他的《国家篇》是西方古代正义论的典范之作。柏拉图在对话中概括了当时流行的功利主义正义观,并指出,这种观点把正义的本质规定为利益,把正义的起源归于人们为趋利避害所订立的契约。他对这种正义观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指出它使人为了利益而追求不正义,错置作为美德和智慧的正义,随之而来的就是分裂、仇恨和争斗,最终将破坏不正义者的幸福。他认为,只有通过探寻正义的真正本质,才能最终驳倒功利主义。本文最后联系了麦金太尔、卡西尔、列奥.施特劳斯对柏拉图正义论的评价,将柏拉图的正义论概括为"本质主义的正义论"或"整体主义的正义论"。

纲常名教与柏拉图主义——对陈寅恪、贺麟的“纲常理念说”的初步检讨

本文主要讨论了陈寅恪和贺麟对儒家纲纪学说的柏拉图主义阐释。首先,本文对余英时关于陈寅恪与儒家伦理之间关系的解读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他没有正确理解陈寅恪借助柏拉图主义所表明的在儒家纲纪学说上的立场;其次,本文分析了陈寅恪和贺麟的"纲常理念说",判别了二者的异同,并进一步梳理了贺麟对儒家"三纲说"的柏拉图主义阐释的思路,指出其阐释的得失。

柏拉图主义:米开朗基罗艺术创造的灵魂

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哲学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至为深刻,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家米开朗基罗就是个典型例证。本文结合对米氏发生直接关系的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的哲学体系,勾勒该学派的渊源流变及其本体论要点;着重分析作为柏拉图主义者米开朗基罗的宇宙—艺术观,揭示其如何以精湛的创作对之进行象征性表现。换句话说,构成其艺术创造灵魂的,乃是神学色彩浓郁的柏拉图主义。

柏拉图主义与美学事业

在当今的美学研究中 ,柏拉图的思想遗产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位思想巨人不仅开创了美学事业 ,而且其关于美的“理念论”立场迄今仍有意义。本文从对构成所谓“柏拉图主义”的理念说的重新辨析与阐释入手 ,努力对其美学理论的深刻性作出把握 。

雪莱的《为诗辩护》及其柏拉图主义

一 自从柏拉图将甜言蜜语的诗人逐出他的“理想国”之后,在漫长的岁月里,西方诗人写下了一系列为诗辩护的文字。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锡德尼的《为诗一辩》(1583)与浪漫主义时代雪莱的《为诗辩护》(1821),是这类诗辩中最辉煌的篇章。然而,使后代的研究者深感惊愕的是,这些对诗歌所作的热情赞颂,都毫无例外地浸染着柏拉图主义的色彩,被柏拉图所放逐的诗人竟成了他精神遗产的真正继承人。雪莱诗论中的柏拉图主义。

海德格尔的柏拉图主义批判

海德格尔和柏拉图都是西方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他们的碰撞必然给世界带来能够照亮前进道路的火花。海德格尔对希腊人的态度既有尊敬的一面,也不乏解构甚至"谋杀"。他从亚里士多德起家,然后以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存在论"来批判柏拉图以及柏拉图主义,而实则本身就是最具有思辨色彩的柏拉图主义。海德格尔晚年以独特的方式成为了他所开创的"新秩序"或思想新纪元中的"柏拉图"。

现代艺术的呈现:阿尔弗雷德·巴尔的“白立方”展示模式及其新柏拉图主义思想

1929年,纽约现代美术馆正式开馆,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通过一种新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塞尚、凡·高、高更等人的现代艺术作品。美术博物馆的展示设计逻辑由此从珍宝馆与艺术沙龙正式进入到现代主义时期。这种被称为"白立方"的展示模式是将艺术作品以与参观者视线齐平的位置依次悬挂在白色无装饰墙体上的展示方法。这种被认为是客观中性、脱离外界影响的展览展示方式在二战后成为了西方美术博物馆的主流展示方式。直到1986年奥多尔蒂对"白立方"展开质疑,人们才逐渐意识到这种展示方式所隐藏的精英主义和去历史化倾向。本文通过研究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对于巴尔的影响,来探讨"白立方"展示模式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所隐藏的历史文化背景。

多的柏拉图主义与共产主义观念——巴迪欧的本体论哲学及其政治意涵

面对所谓“哲学的终结”与“历史的终结”,巴迪欧在重建“多的柏拉图主义”的同时致力于恢复共产主义观念。西方激进左翼重回共产主义的最新思想动向与其后一方面的努力密切相关,虽然他们对其前一方面的工作褒贬不一。但实际上,在巴迪欧自己那里,这两方面的工作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说可被视为其独特的本体论哲学即“多的柏拉图主义”的落实。因为存在之为存在的真理在数学、艺术、政治与爱这四个场域中产生,它们先于且独立于哲学,因而构成哲学的前提;而作为哲学范畴的大写真理之空的操作将作为哲学前提的诸真理置于共存局面之下。在今天这个苍凉阴郁的时代,坚持柏拉图主义的姿态,从表象走向真理的观念化之路只能是同一“地平”上的“变迁”,并因而走向共产主义观念。作为三个基本要素即真理程序、对历史的归属和个体的主体化的抽象总体,巴迪欧所要恢复的共产主义观念是真理程序的独异性与历史的表现之间相互影响的主体化,它是高度哲学化的而非真正行动性的,难免走向一种弥赛亚式的狂热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