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中的基础教育

我们通常从19世纪在华传教士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的视角来研究他们的努力.但对教会初等教育的分析表明,中国文化同样对传教士影响深远.普通中国人对早期传教士福音传播的抵制使传教士渐渐转向教会教育事业,并不得不适应中国人对教育的需求.因而19世纪教会初等教育是向中国的价值观念妥协的,传教士在基督教育课程的形式和内容上都顺应了中国的要求.

基督教教育与日本明治初期的武士阶层

明治初期日本基督教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为处于衰落期的中下层武士提供了重掌对社会控制与领导的机会。武士阶层之所以接受基督教教育,一方面在于传教士所表现出来的牺牲精神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另一方面则在于基督教所承载的西方文明同明治日本所追求的现代化有着密切关系。大量武士皈依基督加快了近代日本基督教的本土化进程,而这也与同期的中国形成了强烈反差。

卢公明与福州基督教教育的发端

美国人卢公明在福州传教十余载，是最早在福州创办教会学校的传教士之一。他与夫人在19世纪50年代初创办男塾与女塾，这两所寄宿学校后来分别发展为格致学校和文山女中，是福州早期基督教教育发端阶段较有影响的教会学校。笔者收集了现存于美国哈佛大学、汉密尔顿大学等涉及福州早期教会办学内容的卢氏书信和日记手稿，以期对他与福州基督教教育的发端关系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同行。

社会化与国家化:近代中日基督教教育发展路径之比较

基督教教育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发展路径存在巨大差异。日本基督教教育在明治初期由于顺应了欧化主义的潮流因而有了较快发展;但自19世纪90年代后,日本因修约问题引发的排外运动则严重阻碍了其发展进程。随着公立教育的完善以及文部省控制的加强,日本基督教教育被逐步嵌入到国家教育体制之中。相比之下,中国的基督教教育由于公立教育的滞后和政府限制的消极,因而得以游离于国家教育体制之外,主要表现为西方基督教传教团体和基督教教育会组织主导下的社会化办学。"国家化"与"社会化"的相异发展路径,造成了两国基督教教育在规模与体系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近代中日基督教教育的不同演进历程,在更深层次上受到两国近代以来相异的民族国家建构方式的制约。

吴哲夫(E.W.Wallace)与基督教教育的中国化实践

基督教教育中国化是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发展的主流方向,并成为20世纪20年代面对内外挑战的主要应对之策。加拿大传教士吴哲夫的"中国化"理念源于其在华西地区的实践经验,并通过参与巴敦调查团和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实际工作将其赋予全国性意义。从"与中国妥协"到"添入中国元素"再到"进入中国体系",当吴哲夫的"中国化"理念一步步变成现实时,基督教教育固有的沟通中西的体制性问题制约了其更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吴哲夫筹款"争取中国资源"变得遥不可及,形象上的"中国化"与实际的"西方化"仍有较大落差,这不是吴哲夫们主观所能左右的。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

该文阐述了国家主义者对基督教教育的批评以及教会方面的回应,指出了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准则。尽管教会方面揭橥自由主义的旗帜,力图对民族主义有所限定,然而基督教教育与不平等条约的密切联系,使得教会方面的企图很难合法化。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严重失衡,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与西方公共考试制度的引介与实践

科举制废除之后,中国考试方式暂时出现真空,中国基督教教育会利用自身覆盖全国的地方教育会网络,将自晚清以来热议的公共考试理念变成现实,其中尤以华西、华中、福建地区最为突出。然在内部理念分歧与外部民族主义双重压力之下,最终中止。在长达二十年的实践中,他们不断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不仅为当时的中国教育,也为后来者提供借鉴。

从专业到职业: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体系中的师资训练

近代中国的基督教教育自成体系,完善的师资训练是其中的关键。从最初的雇佣非信徒教师,到整合福音传道人和学校教师为一体的初步培训,再到建立专业的师范学校;至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教育机构已经建立起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既有两级的正规师范教育,又有在职教师的暑期培训,更有标志着教师职业化的资格认证制度。完善的师资培训为基督教学校训练了大量优秀合格的教师,也为当今的教师教育提供了借鉴。

华东基督教教育会与民国时期华东区域基督教教育的中国化

"更中国化"是民国时期中国基督教教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华东基督教教育会通过自己组织调整、加深与华东教育界的联系、积极回应政府的认可诉求,引导华东基督教教育走向国家教育系统。当"中国化"由理想变成现实时,尽管各方对于基督教教育"中国化"的认识存有分歧,但木已成舟,华东基督教教育会博弈空间有限,这是由中国人主导建构中国化教育体制的必然趋势。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与The Educational Review

1907年《教育月报》创刊,后改为《教育季刊》(The Educational Review),该刊在推动西方教育在中国传播、中国教育实践的西传以及各方对基督教教育事业的理解上都有重要价值。文章主要通过展现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创办英文《教育季刊》的过程及其该刊的发展演变,探讨来华西方传教士的新式教育宣传及其在中西教育交流史上的价值。

基督教人文主义教育和利玛窦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

耶稣会基督教人文主义教育的特点是神学和科学的结合 ,它使利玛窦成为具有人文主义思想和理性主义思想、具备了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文化素养的传教士。利玛窦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 ,集中地体现在他对异族文化的充分尊重和超越宗教神学领域的宽阔的文化视野———理解、尊重和赞美中华文明的“中国观”。

农民工基督徒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

当前,对农民工基督徒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研究鲜见。基督教信仰教育作为"属灵的生命",对农民工基督徒随迁子女的教育认知和价值取向产生深刻影响。农民工基督徒注重基督教教育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它强调信仰意义,注重培育"爱"与"感恩",这有利于下一代的城市融入;另一方面,将"信"与"不信"划分为"正路"和"邪路",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夸大基督教育价值,必然对后代的社会认知产生负面效应,容易使其对外在的现实社会产生认知失调,甚至造成身份认同的混乱,无助于下一代的城市融入。

西欧中世纪基督教教育的再认识

中世纪的"黑暗"说影响了中世纪的教育观。传统的看法是,中世纪的教育几乎被基督教所垄断。然而,从历史的角度,基督教对中世纪教育的垄断是由历史的延续性和阶段性决定的。延续性是指中古西欧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子都是有继承性的,承自罗马时期,且继续以变化的形式影响后继的教育发展;而阶段性是指中世纪早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特殊性造成了基督教对中世纪早期教育的垄断现象。基督教教育对中世纪而言,一方面造成了其"黑暗",但另一方面促成了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大学的产生。

陶行知:对于“基督徒教育家”的超越与转型——1922—1927年“非基运动”中陶行知作为现代教育家主体人格的形成

陶行知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在金陵大学期间形成了学、教合一的共和教育思想和基督教现代教育家主体人格,到留美期间发展为道、教一体的国民教育思想;但在1917年—1927年陶行知开始现代转型,陶先是以基督教教育实现反中国传统教育,然后主要在1922—1917年非基运动中,实现了反西方传统。陶以民族主义实现了主体人格转型为民族本位主义的现代教育家,对于基督教教育思想的超越,其本质是基督世界主义与普世价值的民族适应。

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

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李湘敏剖析长达千余年的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历史，我们发现在中国妇女社会思想发生了划时代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基督教教育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从基督教教育下的中国妇女中也涌现了一批杰出的人才，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

传教士 儒学 儒学教育

传教士 儒学 儒学教育胡卫清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介的西方传教士，其活动近年逐渐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但研究多偏重于西学传播。实际上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经传教士之手东渐的西学固然影响了中国人，而中国的儒学也同样深刻地触动了传教士。传教士对...

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的金陵女大

20世纪20年代,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缘起于反基督教化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实际是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教育权过程的一个步骤。本文通过金女大在这一运动中的起落沉浮,分析现代中国的教育权概念的建构、确立和向思想领域的扩展。

“中国教育会”与民国初期教会教育的系统化

民国初期,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的系统化趋势逐渐趋于明显。"中国教育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鼓励课程和考试的统一;加强教会学校的联合和协作;促进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机构的合作。

西欧教育宗教化之必然性分析——公元3世纪到6世纪

西欧基督教以其强大生命取代了古典教育,虽然基督教的教育有其保守的一面,但是在当时动乱的西欧社会确有其必然性:基督教势力的崛起对于教育宗教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教父哲学家对于教育宗教化的推动以及基督教教育内部的动力因也是其必然性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