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礼教”及其“情理儒学”哲学基础

“新礼教”是当代儒家哲学前沿的一个理论建构,旨在回应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儒家“礼教”的简单化否定,建设一种现代性的儒家伦理政治的教化理论体系。新礼教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缘情制礼,以礼为教。其所谓“礼”,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其所谓“情”,则不仅指“情感”,而且指“事情”,即普遍的情感与它所适应的特定时代生活方式的实情。新礼教的这种理论建构,有其深层的哲学基础,尽管这种基础目前尚未在学理上充分展开。这个基础就是“情理哲学”或“情理儒学”。它呈现为一种多层级的奠基关系,即:情感存在论→情理本体论→情义伦理学→新礼教。新礼教最具独创性的思想之一,是礼教的历史形态与社会主体的历史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揭明现代性的新礼教的时代特征乃是公民的“自我教化”。

兴趣教育理论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渊源

任何一种理论或学说都有自身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渊源。兴趣教育理论或兴趣学说是教育学和心理学交融而成的一个重要学说,也是对现代教育和学习产生很大影响的一种理论。关涉这个理论或学说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渊源较为复杂,有多种哲学和教育哲学流派以及哲学上一般兴趣说为其提供强力支撑。具体来说,在教育哲学上表现为自然主义,在伦理学上表现为幸福主义或快乐主义,在社会哲学上表现为民主主义,在人生哲学上表现为趣味主义。此外,哲学上的一般兴趣说,如康德的理性兴趣说、培里的价值兴趣说和哈贝马斯的认识兴趣说,也为兴趣教育理论或兴趣学说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差异与超越: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的哲学基础比较研究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总书记顺应时代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提出的原创性价值体系,它与西方“普世价值”的哲学基础存在本质差异,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回击与超越。从本体论看,全人类共同价值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普世价值”以抽象的人为建构基础;从方法论看,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聚同化异的辩证思想,“普世价值”偏向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从认识论看,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能动的反映论立场,“普世价值”充斥主观的独断论观点;从历史观看,全人类共同价值遵循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普世价值”带有唯心史观的魅惑幻想;从价值论看,全人类共同价值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普世价值”固守以资为本的价值取向。深刻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的哲学基础差异,有助于世人在廓清价值认知迷雾基础上辨明两者优劣,以求在解决全球治理乱象中凝聚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规避因西方兜售“普世价值”引发的价值危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价值支撑。

形神审美关系的哲学基础——以老子“有”“无”之论为源点

“形”“神”是中国古典美学史上的一组重要概念,属于艺术辩证法范畴。透过爬梳和理析“形”“神”相关文献回溯二者关系源头,无疑有益于把握中华美学精神中重“神”而甚于重“形”的传统审美观。对此问题,学界普遍基于道家之于中国古典哲学的主干性地位,将其源头定位于道家庄子。然则,透过文献分析老庄思想联系可以发现,《老子》一书中虽无明确的“形”“神”关系之论,但基于其“道”“器”关系认识生成的“有”“无”辩证关系讨论,潜在生成了形神关系的哲学基础。其中,“有”是对“器”的描述,可与“形”对应,指事物外在有形存在;“无”是对“道”的描述,可与“神”对应,指内在观念的非形在特征。进一步来说,通过老子提出的“有生于无”,进而导出中国古代偏好“神”美的文艺观念。同时,透过“有无相生”指出“有”“无”皆本于“道”的天然同质性,建立起具有诗性哲学精神的形神一体观雏形,并对后世文艺追求“形神兼备”产生了重要影响。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哲学基础、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径

从互为主体的对象性关系、以实践为核心的历史思维、辩证唯物的生成性思维等三个方面探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哲学基础;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要求、丰富民主理论体系的新话语、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新方式、人类政治文明形态的新探索等四个维度挖掘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意蕴;从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和完善大统战格局等四条实践路径探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策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向前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和哲学基础探赜

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要求剖析其内在逻辑和哲学基础。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内在逻辑是哲学基础的内在经络,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之间动态互动与双向塑造的辩证关系;哲学基础为内在逻辑提供了深厚的哲学根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蕴含理论与实践、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相统一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与当代价值探寻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面临着日益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当前我国发展实际,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并创造性地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首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分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的原因,包括全球和中国环境问题的紧迫性。而后从辩证唯物论源流、辩证法运用和唯物史观追寻三方面阐释了该思想的哲学基础,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对其当代价值进行论述。通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分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与当代价值,对加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建设的理论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基础析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本质特征与基本规律,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与理论根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经验总结和重大理论创新。具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深蕴本体论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思想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体论概念的吸收借鉴;在发现问题过程中不断运用新理论解决新问题;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为文化建设提供科学指引;站在历史发展大势上深化历史认识,以人民为中心和建设主体走正确的文化发展之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及其现实指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源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植根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和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承继与创新性转化,其哲学始基是以“共同体”哲学范畴体系所展现的关于个体的自由发展,它是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深刻变化考量后所提出的最新实践哲学理念;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厘清“虚幻与真正”的共同体,创造性提出一种新时代的全球治理观,为人与世界和谐共存提供了现实路径,为生态向度的生命共同体、文明向度的多样化共存和制度向度的全球治理提供了现实条件和原则遵循,从而为使人类发展朝向美好生活的世界愿景提供价值导向和思想引领。

“新直译主义”的哲学基础和诗学价值

“新直译主义”(Neoliteralism),是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罗斯(M.G.Rose)于1993年提出来的一种对欧美翻译理论与实践发展趋势的评估和判断。“新直译主义”是在“直译”“意译”的矛盾发展和争论中形成的一种翻译理论,是一种后结构主义翻译理论,触及了翻译的哲学和诗学本质。“新直译主义”启发了韦努蒂的“异化论”的翻译理论。然而,由“异化论”引发的“异化”“归化”的翻译理论之争使中国译界的“直译”“意译”之争集体失语。韦努蒂的“异化论”掩盖了“新直译主义”的光芒,加上传统“直译论”的影响,以至于造成“新直译主义”在国内译界的模糊认识,国内译界几乎没有学者系统研究“新直译主义”。在西方翻译理论界,“新直译主义”的哲学基础和诗学价值也被忽略,它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文章试图分析“新直译主义”特点以及与“异化论”的区别,并进一步探究“新直译主义”的哲学基础和诗学价值,从而摆脱异化、归化的樊笼,使“新直译主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文学翻译真正具有“文学性”。

王微山水“形神”思想的哲学基础及美学建构

形神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显命题,魏晋时期逐渐走向哲学和艺术。一方面,王微以“形神相俱”为逻辑起点,将“神”和“灵”、“动”、“情”等美学思想结合起来,赋予山水及山水画以生命意象,其形神思想超越了概念性的哲学静观,揭示了山水画创造的想象力和自由之美;另一方面,王微坚持山水画的生命意象犹如宇宙自然的创化,是动态、有节奏并且有规律的生命表现,因此形神在山水画中又表现为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

“三个务必”的内在逻辑、哲学基础与实践意义

“三个务必”是对我们党百年来历史经验、优良传统、精神品格等的高度凝练,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是党牢牢把握时代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的历史自觉,体现了我们党强烈的使命担当、忧患意识和斗争精神,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精神状态、奋斗姿态,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统一整体,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三个务必”是实践基础上重要的理论创新,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认识论的实践观、辩证法的矛盾论是其深厚的哲学基础。“三个务必”不仅是对党员干部的政治动员和伟大号召,更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行动指南,对于把中国式现代化推向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下“双碳”目标的哲学基础、生态蕴意与实践推进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增多、生态系统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诱因是人类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高碳排放。改善气候危机,关键在于革新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探求新的生态实践。“双碳”目标基于马克思唯物主义深厚哲学基础之上,能够重构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蕴含着生态效用观、生态制度观、生态创新观、生态消费观、生态法治观五大维度的生态实践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因此,在推进“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要将生态实践智慧内化为政府、企业、公众等实践主体的现实力量,在实践向度上实现“知行合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基础与实践路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和国家在新时代,结合民族工作的历史情况和现实需求提出的要求。这一论题具有哲学上的理论依据,也在实践中焕发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联合体”思想,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根基,自古以来在中华民族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大一统”和“家国同构”的哲学思想,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国哲学源流;现代政治哲学“权利与共同体塑造”的观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原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哲学基础。要深刻揭露和深入批判资本主义错误思潮、“传统文化中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和西方错误的政治哲学立场等危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观念。要在马克思主义“联合体”塑造的制度实践与文化实践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文化实践与经济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繁荣的治理实践中,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基础从观念走向现实。

习近平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哲学基础

习近平人类共同价值观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楷范。文章从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四个维度探析习近平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哲学基础。本体论是其立论基础,诠释这一理念的社会条件与现实依据;辩证法是其逻辑工具,为该理念的生发演进提供了思维方法与逻辑指导;认识论是其价值旨归,阐释了该理念的问题导向与践行路径;唯物史观是其理论依据,反映了该理念秉持的唯物史观,阐述了该理念的群众基础和现实关怀。深入研究该理念的哲学基础,诠释其内蕴的哲学机理及生成逻辑,对于准确研判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并以此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阐释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视角阐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渊源、历史根基、现实基础,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视角分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的普遍联系的原理、过程论思想、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密依靠各族群众、实现共同富裕、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指导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哲学基础的实践依据、理论渊源和价值旨趣

科学的理论成果必然是有着哲学思想作为理论之基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新时代聚焦社会生态发展问题的“普照光”,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因而充分理解和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哲学基础的实践依据、理论渊源和价值旨趣,有利于拓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视域,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研究,对建设美丽中国具有一定的指引意义。

新现实主义理论哲学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中西学界对新现实主义理论的缺陷进行了广泛的学术批判,但这些批判大都是在承认其理论科学性条件下的技术性批判,未能揭示其理论缺陷的根源,没有打破对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迷信,不利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为从根本上揭示新现实主义理论缺陷的根源,本文把新现实主义理论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进行审视,对其哲学基础进行了深入、系统批判。新现实主义理论存在诸多先天痼疾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存在错误,表现为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抽象的认识论和庸俗的方法论。该理论将国家高度简化、抽象为缺少社会历史内涵、按照物理规律运动的原子,使其呈现为纯粹思辨的逻辑体系,成为脱离国际关系实践的力学理论;其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人文关怀的缺失和“价值中立”立场的虚伪使其客观上成为为特定国家的国际行为进行合法化论证的工具。新现实主义理论把结构分析方法异化为结构主义本体论,夸大了国际结构的作用,忽视了人和国家形塑、变革国际体系的能动性。对新现实主义理论哲学基础的批判可以为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提供镜鉴与启示。

拟人的体验哲学基础探索

拟人不仅是一种特殊的修辞现象,而且也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体验哲学被认为是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主张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这三项原则。体验哲学的语言观与符号表征三元观在对“物、心、言”的诠释方面呈现出一一对应的关系。拟人的体验哲学基础主要体现为:拟人具有体验性,并始于语言使用者与现实之间的互动体验;拟人是无意识的认知模式,语言使用者选择将外物比拟作人这一认知过程是在自发、无意识地条件下进行的;拟人体现了思维的隐喻性,“转喻人”的隐喻使得拟人成为可能。

新型政党制度的哲学基础对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启示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联系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成功实践。新型政党制度以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合”思想为哲学基础,展现出“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结构特点。在处理政党与人民、政党与政权、政党与社会、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彰显出其独特的结构优势与治理效能,同时对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推进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