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的基础四国

基础四国是由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气候集团,鉴于其成员在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的影响力,使得该集团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备受关注。在构建后京都气候机制的谈判中,基础四国的立场表现了很高的协调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而言,基础四国的出现和协调行动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气候谈判的开展,为尽快达成后京都气候安排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是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之一。然而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基础四国最终能在构建后京都气候机制中发挥何种作用,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基础四国加强气候变化科技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基础四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合作方面,具有共同参与的广泛兴趣和优势互补的双赢特点。四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合作,不仅能促进四国的科技研发和示范推广及成果产业化的进程,进一步扩大四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利益交集,还将不断加深四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四国已有气候变化科技合作的基础,合作中面临的障碍也有可能克服。四国科技合作不仅具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

基础四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历史贡献、新挑战与对策

基础四国是发展中国家阵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积极代表,其能源强度改善对减缓2000—2017年全球碳排放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同期所有发达国家能源强度减排总贡献相当。在全球加速推进碳中和目标的新形势下,基础四国面临着从碳达峰向碳中和跨越的减排挑战、低碳转型资金技术和能力缺乏的挑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主渠道外新减排机制的挑战以及集团内部潜在分裂风险的挑战。应对挑战,基础四国要进一步凝聚互信和共识,继续在《公约》和《巴黎协定》框架下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合理权益,深入务实开展低碳技术领域合作,在探索自身跨越式碳中和转型路径的同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形势下的低碳转型积累经验,进而为全球早日实现碳中和贡献发展中大国的力量。

“基础四国”机制与国际气候谈判

"基础四国"机制主要致力于进一步促进南南合作、开拓南北合作的可能性,推动国际气候谈判秩序向多极化发展,使得"基础四国"机制成为国际气候谈判中不可或缺的问题解决机制。该机制还面临着许多内部的挑战和外部的阻挠,但是只要机制内各国共同努力,"基础四国"机制必能获得长足的发展,并为推动国际气候谈判、为全人类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做出贡献。

基础四国应对气候变化基础条件比较

基础四国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最具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阵营之一,在气候变化谈判和争取发展中国家探讨话语权发挥重要作用。围绕国际气候制度框架,本文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技术水平三方面,比较分析基础四国应对气候变化基础条件,以期为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OECD与基础四国的对比分析

本文检验了OECD国家与基础四国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实证结果表明,OECD国家保险业的发展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保险业与银行业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关系;基础四国的非寿险业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是寿险业的经济增长效应显著为负,保险业与银行业和股票市场之间均呈现出显著的替代关系。

基础四国温室气体排放及未来挑战

基础四国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与合作的重要力量。本文从研读基础四国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入手,分析比较基础四国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减排目标以及减缓措施,并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在谈判策略上,四国应以人均GDP和人年均二氧化碳排放为核心,形成共同立场;在减缓措施上,四国应在提高能效、发展可再生能源领域方面加强合作;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交流推广相关经验;在清单核算方面强化沟通交流。

试论基础四国在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和作用

基础四国是由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四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气候谈判集团,鉴于其成员在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的影响力,该集团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备受关注。在构建2012年后国际气候机制的谈判中,基础四国的立场表现出了很高的协调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而言,基础四国的出现和协调行动推动了国际气候谈判在公约框架下展开,有利于后京都气候安排的达成,但也可能促使国际气候谈判集团,特别是"G77加中国"的分化和重新组合。基础四国气候谈判集团出现时间尚短,其最终能够在构建后京都气候机制中发挥何种作用将取决于基础四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如何对待联合国渠道与其他渠道的关系、敦促发达国家减排的决心和能力以及是否能够保持"G77加中国"内部的团结性等。

基础四国合作机制和低碳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组成的基础四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存在较大的差异,并由此而造成了其国内低碳发展模式的不同与谈判立场的分歧。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在即,新气候协议将取代《京都议定书》框定全球2020年后的应对行动与国家贡献,基础四国确立在低碳发展领域政治、贸易、金融、能源和城镇化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实质性合作,将有利于巩固四国战略依托,有利于团结发展中国家争取正当的发展权益。

对当前深化“基础四国”合作的思考

"基础四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与欧盟及美国等"伞形国家"并立的三大关键力量之一,在推动国际气候谈判、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以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等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日益转向美欧发达国家的减排方案,使"基础四国"面临巨大的压力。随着巴黎气候大会后新的全球减排框架逐步落实、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传统阵营划分,开始呈现出向"排放大国对排放小国"转变的态势。以"基础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阵营分化明显加剧,"基础四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面临的冲击日益加大。

环境动态

2024年“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在湖北武汉召开。生态环境部部长与意大利驻华大使在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与意大利环境和能源安全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第二个全国生态日活动在福建省三明市举行。

碳排放权分配与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气候公平诉求

从京都到德班气候大会,以"气候公平"为主旨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正逐渐从研究领域走向政治舞台,中德印三国学者提出的"碳预算"方案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碳预算"方案是基于总量控制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法,在人际公平与政治可行性之间寻求平衡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部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未来国际气候谈判中"公平"含义的理解。随着德班会议的结束,2012年后国际气候政治走向逐渐明朗,"德班增强平台特设工作组"开始为建立2020年全球新型减排行动框架寻找可行方案,以便适合所有缔约方参与。"气候公平"将成为未来国际气候谈判的主要内容。通过对不同国家的"碳预算"方案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各方案对同一"公平原则"有不同阐释,实质内含了对国家发展权的争夺,为此中国应该争取主动,通盘考虑,以免落入公平陷阱。

论欧盟关于后2020全球气候协议的基本设计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失败"后,欧盟的气候谈判目标从"条约"转向"框架"。随着2011年"德班平台"的通过和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确定,欧盟经过三年调整,逐步形成了后2020全球气候协议的基本设计。欧盟与基础四国在协议的实现路径、法律效力、属人范围和生效时间上取得了一些原则共识;在制度模式、义务设置、属事范围和谈判机制上存在根本分歧。重新解释"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是欧盟对协议的关键诉求,将成为欧盟寻求突破的基本点。自2013年起,欧盟已从协议谈判的战略调整转入战略进攻,中国将面临更大压力,对此宜慎重应对。

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的中国策略

领导权是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必要条件。领导权有四种模式,即结构型、方向型、工具型和话语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新兴国家集团的崛起以及西方国家的相对衰弱,以中国为首的基础四国集团在气候治理中的作用得以凸显。中国的领导权体现为在提升自身低碳实力的基础上通过绿色外交巧实力来协调大国间关系,同时注重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发挥,带头为中小国家提供更多的气候援助,从而促进一种各尽所能、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包容发展的气候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