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乡镇治理中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成长

高效的边境乡镇治理是国家权力“下乡”与“到边”的重要保障,由于当前我国乡镇治理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制约了国家权力“下乡”和“到边”的成效,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实施和国家权力在边境基层的行使,成为我国边境治理进一步完善的重要限制性因素。依据迈克尔·曼的“国家基础性权力”理论,加强国家基础性权力在边境乡镇治理中的建构与成长,对于破解当前边境乡镇治理困境、完善边境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基础性权力:现代国家的标识——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政治理论透视与解释

基础性权力是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一个重要标识,在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基础性权力建设至关重要,对其进行理论阐释亦不可或缺。国家基础性权力是国家能够实际穿透市民社会、并依靠后勤支持在其统治的疆域内实施政治决策的能力。它的基础条件是理性官僚体系和工业文明下的技术条件;其运转方式是国家与社会多元行动者的协作;其存在形态是以国家与社会多元行动者协作为核心的制度化;公共性是其价值取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矛盾深刻、复杂、多发的大国而言,基础性权力的建设在现阶段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制度建设。为此,必须注重制度建设中对国家代理人行为嵌入社会治理的规范,对社会行动者参与国家治理不仅要有所规范更要有所保障,同时要注重维持一种行之有效的、常态化的国家与社会协作模式。

“邻避冲突”的成因及治理路径:“基础性权力”的视角

对"邻避冲突"的成因和治理研究是一个热点课题。本文认为,目前的研究虽已取得重要进展,但仍浮于表面,未能更深入地剖析"邻避冲突"的内在机理。本文认为,"邻避冲突"从根本上说是国家基础性权力弱化的结果,从而无法对利益矛盾进行有效协调。而要有效治理"邻避冲突",就要转变政府的治理模式,从权力的"嵌入性"和"证成性"两个核心维度构建并强化基础性权力。

绩效约束、制度弹性与有效治理的结构转型——以基础性权力为视角

非对称性的权威资源与权力结构始终存在张力,导致社会治理中的合法性诉求、绩效约束与制度弹性共同作用于科层体制,并消解了其所构筑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权力分配与治理模式,从而导致了非制度化治理趋于常态化。诸多文献探讨了绩效与成本约束下社会治理的衍生形态,以及政体类型与治理质量的关系,但在揭示非制度化治理是如何偏离并制约正式制度的各个层面、探求非制度化治理的关键要素以及治理转型的内生机制等方面却远未充分。因此,本文将探讨非对称状态下的权威和权力关系如何影响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与制度运作,尝试引入"基础性权力"的概念来研究治理的内生性变迁机制,分析技术化的治理手段如何借助基础性权力的制度化与渗透网络实现从"权力"到"渗透"的转变,进而助推社会治理走向"责任-回应"的互赖结构。

基层治理中的基础性权力:制度本质及其实现机制--基于城市管理执法的多案例研究

城市管理中的执法规范化体现着执法能力的制度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迈克尔·曼将国家基础性权力视为国家的制度性能力,它表明国家能够获取社会支持并通过既定制度来实施政策和协调社会,因而无需依赖专断性暴力实现国家意志。我国城市基层执法中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实践表明,执法组织通过构建权威、引导合作、促进合法化、凝聚共识等多种机制促进国家与公众合作,使执法者以一种赢得社会支持与自愿服从的方式完成执法任务,从而塑造着基层治理中的基础性权力。但上述机制也分别受到政策变动、维稳思维、制度资源不足和利益冲突等多方面约束而难以保持长效,这些约束对基层国家的制度化治理能力形成挑战,因而可能抑制基础性权力的增长。长远来看,一个自主的理性化行政体系和一个共识的合作性社会,分别在科层维度和社会维度上为基础性权力的生长提供必要推动力。

基础性权力与国家“纵向治理结构”的优化

在超大规模国家中,相比于横向分权,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纵向分权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可以从权威与能力的界分出发,对我国国家治理中的"纵向治理结构"进行反思,提出"宏观统治"和"微观自治"这一组关系,强调在"宏观集权"的同时,落实"微观分权",其核心是通过地方治理的"在地化"保障地方民主管理;通过"辅助性原则"保障中央的统治权,从而构造更为合理的纵向治理结构。

城市基层治理何以有效:国家基础性权力的视角

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而现实中却存在“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问题。观察我国基层治理实践,由于基础性权力的“嵌入”视角整合了社区发展轨迹和治理现代化转向,因而其成为探讨城市社区如何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分析范式。研究发现,以行政权力为表征的基础性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双向嵌入、沟通对话及二元互构,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参与、决策制定和集体行动的有效性。但是,基础性权力的“振荡”变化也可能导致行政过度干预或治理失序无效。因此,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应坚持“让民作主”的治理理念,适时调整基础性权力的强弱运行,并注重对社会权力的培育和推动,以使两者在彼此互动中走向共生互强。

国家基础性权力:城市基层治理变迁及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以组织、技术和规则为分析框架

综合考察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发展脉络,以行政权力为外在表现的基础性权力,依托其掌握的“后勤控制”资源和手段进入社区,在运行中借助且推进了组织载体多元化、技术工具智能化和规则空间法治化。基础性权力及“组织—技术—规则”分析框架,契合了社区变迁轨迹,成为权力视域下探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蕴含着将单向政治渠道转为双向治理渠道,推动城市社区行政体系和自治系统中的权力互动与协同的发展逻辑。面对新时代治理目标,党和国家可以通过制定“让民做主”的权力运行原则、完善“双向嵌入”的权力运行体系、提升“共治共享”的权力运行效能,进一步深化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

港澳地区政治认同差异与管治机制变迁——以国家基础性权力为视角

对现代国家而言,国家基础性权力有在疆域内放射和渗透的必然要求,管治机制和管治权威是国家基础性权力有机统一的两个面向。港澳地区政治认同差异在本质上是国家基础性权力在两地的程度差异,相应地反映了中央与港澳特区之间管治机制联结程度的差异。借助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发现,香港和澳门在受殖民统治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管治机制,在回归后重建管治机制时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不同的制度环境不仅带来了中央和港澳地区管治机制的不同整合,也相应地造成了政治认同差异。当前,强化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治权威,增进香港对国家的政治认同,需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优势。

项目治村的实践困境及其解释——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的视角

项目制基层实践不仅是国家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过程,也是国家治理转型的重要依托。通过对涉农项目运作过程的考察发现,基层遭遇村民社会发展不成熟与国家强制性权力保障式微,导致项目治村的实践困境。其中,村庄共同体瓦解带来社会动员与官僚动员的双重困境,乡村社会正式与非正式精英及边缘人之间资源依赖形成的“分利秩序”,项目制技术治理和基层政府规范化监督引起的村级组织“准行政化”等,是项目治村实践困境的表现。基于项目制基层实践中国家基础性权力、国家强制性权力、村民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张力,有效克服项目治村困境,关键是充实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的社会基础,根本路径是构建具有自主与自治能力的现代村民社会,具体措施是合理确定村民自治单元、培育现代村民自治精神和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统一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建构: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教育体系的恢复和改革为例

现代国家在建立和维持过程中始终面临着整合碎片化社会的问题,即把松散的社会整合进一体化的国家制度。重建国家制度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联合清王朝统治之下的诸多民族建构新的国家,特别是如何把一体化的现代国家制度推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1949年至1952年期间,新疆省人民政府通过推动新疆旧教育体系的恢复和改革促进了国家基础性权力的生成。在恢复和改革旧教育体系基础上建立的新疆教育体系促进了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整合。

自主性权力的基层生成与特征分析——基于H县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案例研究

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形势下,数量庞大的乡镇政府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中举足轻重,各界开始在政策制定和学术讨论中运用“乡镇治理现代化”理念来探索构建服务型乡镇政府。国家自主性权力与乡镇治理具有必然的逻辑耦合。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国家自上而下的“专断性权力”的战略部署与地方自下而上的“基础性权力”的因地制宜双向奔赴、交织合一,共同塑造自主性权力在基层的生成图景,在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身上显现崭新的内在实质、外在表象和演化路径。H县作为全国试点县,通过推进公共服务均等覆盖来促进乡镇政府自主性权力优化,通过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来促进乡镇政府自主性权力释放,通过推动公共服务信息化来促进乡镇政府自主性权力延伸,通过夯实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来强化乡镇政府自主性权力保障。以H县为例探求乡镇治理表象背后乡镇政府自主性权力变迁演进的隐藏脉络,可为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提供理论分析和现实路径。

治水社会:国家基础性权力成长与基层协商能力建构——以中国基层治水事实为研究对象

内生的社会治水形塑治水社会,这种社会性治水活动是治水当事人共同协商的结果,也是多个治水参与者共同参与的组织性活动。我国基层治水的若干案例表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成长与基层协商民主发展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在国家—社会互动中,伴随着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成长,我国基层水治理协商历经了民间自我协商、行政主导协商、党政引领协商三种模式的演变。在国家基础性权力不断增长的进程中,要积极发挥治水这一公共性活动对治水国家价值观念的形塑,重视国家基础性权力对基层社会治水进程的渗透和调节作用。有效激发民众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参与意识,畅通和扩展政治参与渠道,确保所有协商治水的参与者表达其真实的参与意愿。同时,要将多元治水的社会资本逐渐纳入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拓展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双向赋权空间,推进国家治水过程中协商治理的高效性和回应性。

基础性权力与大学去行政化——对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二元对立观的反思

目前对于大学“去行政化”的研究,隐含着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是二元对立关系。按此逻辑进行推导,最终将得出:要消除行政化,就要消除行政权力。现有的研究难以满足逻辑自洽,且两难定论。在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文章对权力的概念进行再解析,指出“行政化”的根源在于权力的性质:具有强制性的权力导致了“行政化”,而具有基础性的权力是大学治理中权力运行的良好状态。从基础性权力的视角出发,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并非是对立关系而是统一于学术事务发展的共同目标。通过对基础性权力所具有的嵌入性和正当性特征的分析,文章提出增强基础性权力,推进大学“去行政化”的若干路径。

民国合作运动与国家权力的共变(1928-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合作运动经历了从地方自下而上发展到中央自上而下的转变,其运作模式随国家权力的变化而变化。建政之初的国民党政权对于发展基础性权力的诉求,促成了合作运动的启动,意图以此种渐进的改良政策替代大革命时期的“农工运动”。而主张合作改良的地方政府官员实际掌控了合作运动的基本原则与发展方式,在限制国家有限参与的原则下,通过合作组织建立起国家进入乡村金融市场、渗透地方产业的制度化渠道。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格局变动,国民党中央通过强制性权力推动合作运动朝向强制与集权的方向发展以服务“安内攘外”的目标。合作社服务于土地分配的改革,并出现兼营化趋势以实现统制经济。合作运动的根本逻辑在于服务国家权力的发展需求,也由此呈现出激进化的趋势,并最终走向失败。

强大的常规性权力何以必要——论村庄政治中的基层组织体系

在国家的基础性权力中,对社会进行日常管理和服务的能力可称为"常规性权力"。乡村治理中的常规性权力具有综合性、乡土性、运动性的特征,国家必须保持着"不变"的强有力的常规性治理能力,以应对农村基层社会可能出现的"万变"。通过强化乡村基层组织体系来增强国家的常规性权力已是当务之急。农村基层常规化权力的再生产包含着"国家发起结合社会参与"的有机成分,它不会导致专断性权力同步增长。

走向现代国家：晋察冀边区合理负担改革中的权力构建

"基础性权力"被认为是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维度,决定着国家能力的强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的合理负担改革对于中国形成"基础性权力"有着奠基意义。论文选取晋察冀边区的"村合理负担"为代表案例进行分析,追溯中国国家政权现代化的历史源头。"村合理负担"在设计上由村庄本位、分数制和民主评议三个要素组成,这些权力技术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内增强了社会管治能力,不仅帮助根据地初步实现了高效、合理的资源动员,为后来"统一累进税"改革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帮助根据地推进了基础性权力建设,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双轨式国家建构与后发国家治理秩序生成

在某种程度上,国家建构是政治力量主导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据此提出双轨式国家建构的解释框架。基础性权力拓展与政治吸纳推进是国家建构展开的两条路径,当二者同步推进、相互支撑时,国家建构成功的可能性更大;相反,若二者不能同向而行,且相互消解,极易导致国家建构走向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加强基础性权力能确保国家对社会进行系统性渗透嵌入;政治吸纳则有助于国家将多元化的社会力量整合进体制,壮大支持政权的社会基础,进而弱化反体制力量的作用。以阿富汗为案例的研究初步验证了双轨式国家建构解释框架的有效性,具体揭示了国家建构的展开过程。

乡村柔性治理的三重维度:权力、话语与技术

乡村柔性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基层治理转型进一步深化的模式选择,其内在的价值性和创新性引领着公共治理的潮流。权力、话语和技术构成了乡村柔性治理的逻辑主线,权力维度表明乡村柔性治理的"国家在场",强调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话语维度表明乡村柔性治理的"主体在场",强调农民的话语权建构;技术维度表明乡村柔性治理的"工具在场",强调多元化的治理技术。乡村柔性治理的发展方向也应从强化基础性权力建设、建构农民"公共话语场"和实施智慧化治理技术三个方面展开,以期实现政社良性互动和村社善治。

多元权力网络视角下的国家权力自主性——兼论迈克·曼对国家回归理论的发展

国家权力自主性是国家回归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正是借此国家回归理论完成了对“社会中心论”的批判。社会学家迈克·曼以多元社会权力网络为基础,围绕着国家组织对“社会—空间”的中央化管理特征,论述了国家自主性的含义、构成、来源和形成机制等内容,将国家自主性理论的研究推至一个新的高度。曼的理论对于国家建设及治理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