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中国基础教育体制伦理价值观的嬗变

教育体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其改革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改革时所持的价值观念的合理与否。建国60年以来,我国在进行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其伦理价值观经历了从"斗争"到"竞争",再到"合作"的转变。而在目前的社会情势下,在寻求中国教育自身创造性转型的力量、因素和途径时,就不能忽略基础教育体制改革伦理价值观的动力和指导性意义,一定要把改革的起点放在其伦理价值观念的改造上,即放在基于和谐发展需要的"合作"伦理价值观的基点上。

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特点与走向

当前我国的基础教育体制体现出社会适应性与自身规律性的统一、稳定性与多变性的统一、静态与动态的统一、实体与程序的统一等特点。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表现为:经费投入走向合理分担,管理体制走向“以县为主”,政府对基础教育管理走向效率,办学主体走向“一主多元”,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走向活力。

墨西哥基础教育体制分权改革:背景、过程、内容与成效

基础教育体制改革是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墨西哥政府为应对国内政治、经济和教育发展问题,借鉴国际发达国家教育行政体制开展了规模浩大的基础教育行政体制改革。但是,与改革决心和幅度相比,墨西哥基础教育行政体制改革取得成效不大。墨西哥基础教育行政体制的改革历程,可为我们思考我国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国际背景。

从中小学“择校”看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

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基础教育公平的实现。通过对我国择校问题沿革和现状的剖析,可以得出择校现象背后存在着社会教育资源不均、阶段性教育政策失调和基础教育体制不完善等深层次原因。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提高教育资源总量、鼓励教育多样化发展、促进优秀师资力量流动、形成政府与市场合理有序的治理机制等方面着手,进而促进我国基础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教育券制度对基础教育体制的影响

教育券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于20世纪50年代首先提出,后传入我国,并在浙江长兴、湖北监利得到实行。本文主要通过对浙江长兴和湖北监利教育体制实行教育券制度改革进行考察,提出教育券对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积极影响,并提出现阶段在我国实施教育券制度还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质量评价视角下基础教育体制改革:困境、诉求和突围

随着教育进入提升质量和优化结构为核心的内涵发展新阶段,基础教育体制改革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却面临多重困境,教育务须通过深化改革来提升质量。由于教育利益相关者对教育质量理解过于片面和评价不够科学,导致教育发展问题难厘清、体制改革困境难突围。教育质量监测作为国家系统工程,其使命是摸清教育质量状况并为深化体制改革提供事实与价值研判。所以尝试借鉴质量监测结果来认清教育质量的复合性及状况,并将监测结果应用到体制改革中,同时兼顾改革牵扯到的不同利益群体,选择从多元价值取向上突围困境,以期达到厘清问题和突围困境的目的。

变迁与趋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我国的改革在地区和部门间实行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的倾斜式发展。这一发展模式投射到基础教育领域,就造成了基础教育领域中公平与效率的矛盾。20世纪80年代初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特征是:第一,权力高度集中于管理系统中上层;第二,各管理层级普遍采用单一的高效稳定的科层制管理模式;第三,实行中央——地方——学校垂直领导。1985年以来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深受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旨在促进基础教育的非均衡发展,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这一时期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存在事实上的双轨制;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难以预料的问题。未来的基础教育改革不能再采取"效率优先"的非均衡发展模式。

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综述与政策性评价

2006年至今,学术界关于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本文基于教育政策分析与评价的视角,对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进行了综合述评,得出以下几个结论:政治改革对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具有引导作用;我国教育政策目标非常重视对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价值平衡;我国教育政策价值不断民主化和完善。

美国基础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跨文化启示

美国是一个以清教徒为基础的移民国家,移民文化对其基础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研究美国基础教育行政体制的文化内涵,对于我们形成中国全球化教育意识和构建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河北模式”及其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实行国家统包、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的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现有管理体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办学的积极性,成为农村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1982年,河北省率先打破国家包揽的格局,在全省范围的对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被称为"河北模式"。对这一改革的缘起、改革的主要内容、改革的发展过程以及改革所取得的成效和影响进行全面爬梳,并对其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加以总结和反思。

对当前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

随着我国现代化社会实践的丰富与发展,教育领域的改革刻也没有停止,尤其是作为国民教育基础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从没有间断。当前我国基础教育管理面临信息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观背景。在此背景下,我国基础教育体制在以往"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基础上进步完善,注重教育的公平,提升教育质量,基础教育微观管理机制稳步推行。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要在分权与担责、教育质量、学前教育、优先发展等方面进步努力和完善。

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创新

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村"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在"以县为主,县镇统筹共管","中心校"、"学区制"、"联盟校","村校一体化",农村小规模学校管理,"城乡理解"等方面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我们需要坚定价值引领,鼓励地方政府改革创新,鼓励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共同推进农村教育健康、持续发展。

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

《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用纪录片式的分镜头细致呈现了中国县域教育的生态,深度剖析了“以县为主”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所面临困境的根源及其后果,详解县域教育何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成为一个问题式的存在。这是一部扎根中国大地的田野调查作品,全方位地呈现了一幅中国县域教育图景。

徘徊在公平与效率之间:中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变迁及其价值向度

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是评价教育政策的两个主要标准,也是基础教育发展必须处理好的一对基本关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表现出三种不同的价值向度: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时期追求"阶级内平等"的国家主导型办学体制;二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体制;三是2001年以来"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以县为主"体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对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不同解读,形成了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同路径和格局。当前,需要从基础教育的性质出发,正确认识教育公平和效率的内涵及其关系,树立正确的基础教育发展价值观,建立科学、合理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促进每个个体的健康发展。

关于新农村建设下农村教育问题的研究——以花溪乡为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创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农村教育,培养大量新农村建设的合格人才。现阶段新农村建设中,巴东市花溪乡政府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将当地的新农村教育提上日程。可由于花溪乡地处贫困山区,师资、基础建设、教学观念、教学方法等比较落后,农村基础教育体制也非常不完善,加之当地政府管理上也存在一定问题,政策很难落实到位,转移支付制度仍不健全,同时,由于家庭教育的不科学以及留守儿童不断增多,也影响了农村孩子们的教育。毋庸置疑,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艺术真的需要这样的基础吗

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自身演进及对外交流的日益扩展,改革目前学院基础教育体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在高校逐年扩招的今天,在我看来,这场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改变目前基础教育体制中基础训练和创作实践的割裂状态,改革和创新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例如,最近我所就读的院系正在酝酿把本科阶段的创作课程从目前的三四年级提前至一二年级就开始开设。

教研动态

湖北省实施“县域教联体”改革实践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要求在湖北的生动实践,是湖北省委倡导的“共同缔造”理念在教育的重大行动。自2022年6月以来,全省纳入教联体建设的义务教育学校有3000多所,占比达51%。教联体建设推动了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学校组织架构、教师人事关系的系统变革。如何促进全省各市(州)教科研机构在“县域教联体”建设中发挥引领、支撑与驱动作用?本期选登部分市(州)教科院院长的观点。

教研动态

湖北省实施“县域教联体”改革实践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要求在湖北的生动实践,是湖北省委倡导的“共同缔造”理念在教育领域的重大行动。2022年6月以来,全省纳入教联体建设的义务教育学校有3000多所,占比达51%。教联体建设推动了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学校组织架构、教师人事关系的系统变革。如何促进全省各市(州)教科研机构在“县域教联体”建设中发挥引领、支撑与驱动作用?本期选登部分市(州)教科院院长的观点。

基于“互联网+”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建设研究--以西南科技大学为例

自2015年5月至今,历经4年的发展,国内各大高校内部创新创业教育普及率逐年增高,创新创业的教育理念也愈发成型。本研究以西南科技大学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等方法深入探讨创新创业教育这个多元的群集运作系统,其运行法则、生成逻辑、建设路径等问题如何进行多主体结合,及创新创业教育系统的运行如何稳步推进等问题,从而从供给侧多元主体间关系提出“政校企行”四方协同创新创业育人机制。

深度学习视域下的单元教学任务设计——以“透镜成像”单元为例

德国物理学家劳厄说过:“教育无非是一切已学过的东西都遗忘掉时所剩下来的东西。”随着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新课程标准的颁布,深度学习与单元教学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同时这也是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实践中教师需要面对的问题。如何进行单元教学设计,尤其是对单元教学任务进行设计,从而实现深度学习的目的,仍然是教师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