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角下村庄基础教育设施空间配置格局优化研究——以东北地区村庄为例

为了推动村庄基础教育设施配置格局优化,使村庄基础教育设施更高效和更公平地服务居民,推动东北地区教育振兴乡村工作科学地进行,以东北地区183个县的村庄为例,采用可达性分析、区位协调度分析和空间叠加分析等方法,对基础教育设施空间配置格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地区村庄基础教育设施空间配置格局中可划分出三大类型区,建议协调发展区在保持现状的基础上逐步提升;潜在促进区适当增设基础教育设施或教学点;离散发展区遵循村庄“多中心,小聚落”布局模式,并适当缩减基础教育设施规模。

基于多元要素时空均衡模型的乡村基础教育设施布局——以托幼设施规划为例

针对目前以静态数据及单一目标为主的教育设施规划难以适应乡村地区时空发展特征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多元要素时空均衡模型的基础教育设施布局方法。首先通过辨析乡村地区人口、土地、成本等要素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对教育设施布局的影响作用,构建以居民出行效率、土地集约水平和建设经济效益为复合约束条件的优化目标函数;其次,在传统P-median模型中引入人口规模、村镇用地等时间序列数据,基于禁忌搜索算法建立教育设施布局的时空均衡模型,实现对规划全周期下设施数量与空间布局最优解的计算;最后,以北京市Y乡镇公办托幼设施规划为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基于优化方法得出的最优解在设施建设成本、用地成本及总体成本控制上均明显优于原有规划方案及传统设施布局方案。该文提出的多元要素时空均衡模型更适应乡村地区土地与人口结构的时空变化趋势,有利于乡村教育资源公平均衡的长效保障。

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的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布局

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相关部门需要通过规划管控来推进基础教育设施建设。基于此,本文从国土空间规划视角出发,提出了基础教育空间布局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了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布局策略,旨在保证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布局的科学性、系统性,促进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教育均等化视角下的基础教育设施规划研究——以平和县中心城区为例

随着我国城乡规划体系的不断发展完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差距随之加大。中小学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教育资源的载体,在城市总体布局中,体现公平性对于教育均等化的意义尤为重要^([1])。在这一背景下,基础教育设施专项规划的重要性更加突显。结合《平和县中心城区教育设施(中学、小学、幼儿园)专项布局规划》中平和县中心城区教育设施规划布局,分析中心城区教育设施的分布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结合其发展优势以及未来的需求,探索符合中心城区实际的教育设施布局方法和布局策略。

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设施配置模式比较及规划策略--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案例的研究

农村基础教育设施是农村最重要的公共服务设施之一,本文以中部和东部地区两个县级政区为调研案例,探究农村基础教育设施的合理配置问题,包括农村基础教育设施配置模式及效果,以及农村居民对基础教育设施的看法及择校行为。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唯有正视农村人口不断减少、义务教育生源向城镇集中的总体趋势,在政策取向和规划策略上适时调整,才能实现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统一。

公平与效益视角下乡村地区基础教育设施配置初探——以陕西省泾阳县为例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乡村地区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乡村人口快速、持续向城镇转移,与此同时乡村地区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强,尤其是对教育资源的质量需求。本文试图从教育资源的"规模效益"和"服务半径"两个核心要素入手,结合陕西省泾阳县基础教育设施配置特征,探索以"大社区"为基本单元的基础教育设施配置方法,并提出适合泾阳县乡村地区的中小学配置建议标准,以期对关中地区其他区县乡村地区中小学配置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基础教育设施撤并的绩效与机制研究——基于广州市花都区实证

基础教育设施均衡发展不仅关乎教育质量,关乎家长和学生的切身利益,更关乎教育公平和社会和谐。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基于宏观历程回顾和微观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社会经济转型期基础教育设施撤并的绩效及形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撤点并校"集中体现了当前基础教育设施供给中的"国退民进"趋势,表现在政府教育投资比重递减、公立学校规模萎缩,而市场承接了更多的基础教育设施供给,个人(学生及其家长)的就学费用及辅助成本剧增;"撤点并校"在实现教育创强行政目标的同时,弱化了政府基础教育设施投资责任、增加了就学辅助成本、产生了新的教育不公平并导致教育资源大规模流失;"撤点并校"产生的矛盾源于政府对基础教育资源调整决策的垄断,是教育创强行政目标导向、义务教育投资结构调整及对教育发展政策偏向理解共同作用的结果。

城市收缩背景下日本基础教育设施规划应对策略及其启示

"城市收缩"趋势潜藏在我国快速城镇化的背面,人口空间结构与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矛盾逐渐显现,对现有规划理论和实践内容提出新的要求。由于日本城市收缩出现较早,因此本文通过案例分析介绍日本经验,从基础教育设施角度探讨收缩城市可能面临的问题与可参考应对策略。持续多年的人口中心转移与少子化现象,促使日本从制度、评估、合作多层面优化基础教育规划管理体系。在实现"权利下放""动态反馈""公众参与"间良性合作基础上,日本进一步调整详细规划策略:依据精准人口预测模型限制基础教育设施的增量发展;积极促进学校与社区公共设施灵活互补;重点关注基础教育设施存量更新、精细化功能改善,并发挥地域自然优势吸引外来学生,以提升疏化地区的学校活力。结合日本多地实践案例,从"限制供给""协同互补""盘活复兴"三方面阐述了日本基础教育设施规划应对城市收缩的具体策略,以期为我国未来基础教育设施规划与建设提供重要思路。

基于供需关系的城市边缘区基础教育设施布局研究——以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为例

运用Arc GIS空间分析方法,从设施的供需关系出发,在探究城市边缘区人口与基础教育设施分布特征的基础上,依据距离衰减规律和规模经济理论,分析设施布局中服务半径与门槛人口之间的制约关系,认为基础教育设施布局的核心问题是使供给密度与需求密度相匹配,从而构建了以供需密度为核心、兼顾服务半径与规模效益的城市边缘区基础教育设施布局规划模型。以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为例,运用该模型对近期小学布局进行了研究,提出学校新建选址、扩建、撤并和增强可达性等规划建议,认为规划布局城市边缘区基础教育设施应当综合考虑服务半径与门槛人口,使设施供给密度与居民需求密度相匹配。

存量规划背景下基础教育设施配置问题刍议

明确了基础教育设施的概念和物品属性,对城市旧城区基础教育设施配置问题的累积机制进行了分析,指出旧城区基础教育设施配置问题产生的影响包括:基础教育设施非均衡化发展造成城市运行效率下降,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使得城市综合效益得不到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带来公共政策干预市场失灵的失效。然后,阐述了城乡规划在旧城基础教育设施配置中的作为。针对城乡规划作用过程中的不完善之处提出如下解决策略:完善城乡规划干预市场失灵过程中基础教育设施配置的制度设计;协调各职能部门,深化公众参与机制,兼顾各利益方诉求,提出基础教育设施配置系统化解决方案;建立城镇乡三级统筹、地域上无缝衔接、与社会经济水平相匹配的基础教育设施配置体系;制定含理的标准规范,充分运用数字信息技术,增加方法的科学性和管理的效率化。

基础教育设施对住房刚性需求影响的回归分析

"学区房"作为现行房地产市场和教育体制下的一个独特现象,对各大城市居民生活产生了广泛影响。为了验证基础教育设施对住房刚性需求存在影响,并明确影响程度,文章对济南市基础教育设施密集地区不同规模的住区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统计整理,引入函数建立多重线性回归模型,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学区房现象背后所体现的基础教育设施对住房刚性需求的影响,量化了其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在研究地域范围内,相对于其它变量基础教育设施对住房刚性需求影响权重最大,住宅特征变量次之,住区特征变量最小。

基于新型生活圈的乡村基础教育设施配置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基础教育设施的建设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息息相关,乡村地区的基础教育设施配置更关系社会公平与社会稳定。在总结现有“生活圈”理论的基础上,创新“生活圈”理论,构建“新型生活圈”体系,以“新型生活圈”为基础配置乡村基础教育设施,并以温岭市为例,阐述“新型生活圈”理论在乡村基础教育设施配置上的应用,以期为乡村基础教育设施规划和配置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淄博市中心城区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失配及其规划对策

文章首先界定了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失配标准,然后通过对淄博市中心城区小学的全样本统计分析,实证生源的空间分布与学校的用地、校舍、师资三类核心资源所在区域存在空间失配。研究发现,由于不同区位的学校所处发展阶段不同,这三类资源的供求曲线存在较大差异。文章根据供求曲线对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失配进行类型划分,借助学龄儿童千分比测算和相关性分析等方法,分别对供给与需求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剖析,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失配的规划对策。

城乡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可达性评价——以淄博市为例

基础教育设施的空间可达性是评价其公平布局与否的重要指标,对于基础教育设施的均衡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GIS技术,阐述了基础教育设施的内涵,选取了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可达性评价的测度方法;通过对淄博市小学学区和居民点统计分析,总结出淄博市基础教育设施的基本特征;利用基于时空阻隔和供需比例的计算方法分别从交通距离、交通时间、供需关系、有效供需4个方面对淄博市基础教育设施的空间可达性进行评价,并制作专题地图。结果表明:中心城区交通可达性优于村、镇地区;道路交通条件差异使得交通可达性优劣势地域差异进一步拉大;中心城区供需可达性低,村、镇地域两极分化;优质基础教育设施的非均衡分布是中心城区供需可达性低的主要原因。

基于大数据的武汉市江夏区基础教育设施布局优化研究

大数据使城市研究从＂物＂走向＂人＂具备了数据和技术条件,基于个体活动展开的城市研究,更加契合城市规划人本化的价值取向.本文从实证角度,以武汉市江夏区为例、以大数据为切入点,结合GIS技术,探讨了江夏区基础教育设施布局存在的若干问题,分析了其成因.结合相关政策与规划,对基础教育设施布局提出了优化建议.

面向全域统筹的基础教育设施设置标准研究——以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本文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为例,从基础教育发展空间分布、设施数量质量、增长速度不均衡的角度,综合考虑幼儿到高中、本地与外地人口教育设施需求,基础与非基础教育的相互衔接,教育部门与规划部门在基础教育设施设计规范上的差异,提出全域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教育设施设置标准体系,统一基础教育设施的建设标准,协调城乡格局的区域差异,落实到地方形成南海标准。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模式初探——以城乡基础教育设施为例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满足常住人口对公共物品基本需求,核心在于合理配置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以及外来人口市民化过程。文章主要介绍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溯源、内涵及分类,评价研究特别是基础教育设施配置评价领域的进展,探讨以提升城镇化质量为目标,建议从空间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入手构建基础教育设施配置均衡化评价体系。

一种基础教育设施建设水平评估体系的构建思路——以广州市为例

基础教育设施的建设对于教育公平、社会公正、社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的基础教育设施建设水平评估体系主要关注教育事业相关要求和规划建设领域中的地区学位总量、学校单体容量、学校单体建设、上学距离、区位安全等要求,但缺乏城市中宏观层面的空间相关指标,未能全面反映与城市功能、人口的关系,未能与城市规划进行衔接。文章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添加了空间匹配度、学校办学条件2个硬指标,和综合教育程度、教育经费2个软指标,构建了“2+2”的评估体系。最后,文章将该体系应用于广州的基础教育设施评估。结果表明,广州主城区空间覆盖率相对较好,服务外来人口比例较高,基础教育投入近年不断增长,同时也分析出广州市各阶段学位供给的具体状况。

生育新政背景下合肥市基础教育设施规划应对策略

生育新政的实施带来了基础教育阶段学龄人口总量、结构和空间分布的变化,进一步加剧了现状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文章以合肥市主城区为例,通过分析生育新政带来的挑战,从需求和供给两端提出规划应对策略:需求端,关注学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空间分异,通过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划分设施需求分区,并运用队列要素法测算各分区千人指标和设施规模;供给端,从公共政策协同、差异化分区引导、规划实施管理和评估3个方面探讨了基础教育设施规划布局优化的思路。

广州城市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分布特征与规划供给机制研究

文章以广州市为例,探讨城市基础教育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规划供给机制。研究表明:广州市中小学设施呈多中心集聚的空间结构,且与居民人口空间分布高度匹配,呈现出中小学设施向使用者聚集的显著特征;不同地区中小学设施可达性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中小学设施聚集中心以外的大部分地区设施可达性显著低于中心地区;在中心城区范围内出现了中小学设施可达性"洼地",该类地区在用地构成方面具有几项显著特征,如工业和研发功能用地占比较高、存量建设用地占比较高和居住用地在短期内快速增长等;外围城区在生育新政影响下人口出生率快速增长,中小学设施可达性水平和人口出生率增长在空间上出现了不匹配。文章通过原因探究发现,因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决策过程及规划实施方式本身存在的不完善,导致了部分地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基于此,研究对现有规划供给机制提出优化建议,提高其有效性,以应对生育新政下广州市人口出生率的增长带来的基础教育设施不匹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