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返还的理论基础与请求权构造

彩礼给付行为在性质上仍宜认定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合同,彩礼给付方在实际给付前享有无条件的任意撤销权,实际给付后也可基于特定的解除条件请求返还彩礼。司法解释引入了过错因素以及动态系统论,可解释为进一步丰富了赠与合同的解除条件,但并未改变赠与合同的性质。在动态系统论的具体构造中,应将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因素、彩礼数额因素、双方过错因素、当地习俗因素,作为彩礼返还中发挥评价作用且作用力逐级递减的因素,并确立基础评价乃至原则性示例来规范法律效果。在彩礼返还时,应以债权形式主义为出发点构建彩礼返还的请求权基础,针对不动产、动产和价金,可分别主张更正登记请求权、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论错误通知的法律规制--以请求权基础为中心

实践中关于规制错误通知行为的请求权基础呈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大体分为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诋毁条款、反法一般条款、民法侵权规范、电子商务法错误通知条款四类。商业诋毁条款无法作为规制错误通知的请求权基础,因通知行为不符合商业诋毁的“传播”要件,亦不宜将下架、删除等损害结果的公开视为传播。《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要求“违反公认的商业道德”要件,仅适用于规制恶意的错误通知。民法侵权规范适于规制全类型的错误通知行为,且与竞争法规范在恶意通知范畴内构成竞合。《电子商务法》错误通知条款因缺少相应的罚则条款而无法作为单独的请求权基础,其价值在于规定电商领域对恶意通知的惩罚性赔偿。

定牌加工出口下的商标侵权请求权基础探析

定牌加工出口为我国十分重要的产业发展方向,海关系统也对知识产权提供边境执法保护。然而,假使境外委托方并未在我国境内进行商标注册,并且在我国境内却由第三人拥有该商标专用权,则我国境内受托方定牌加工的行为将可能产生侵权疑虑。在平衡境内商标权利人的权利保护及促进定牌加工制造业发展间,应找出一个平衡点,但长期以来,司法裁判观点历经数次变动与海关执法存在一定的逻辑矛盾,使得相关争议一直存在,因此,明确请求权基础才能把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也才能平衡我国加工出口产业的发展及商标权保护。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请求权基础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基础,有环境法原则说、公益诉讼条款说和环境权说等,但这些请求权基础不够明确,尤其不符合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实践样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无法从作为原告的检察机关的权力角度来确定请求权基础,需要实现从原告权利(力)向被告义务的转向,以行政机关法定义务作为请求权基础。以行政机关法定义务作为请求权基础,符合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结构,体现行政法律关系内容的义务性,也有利于统一审查行政机关的义务与职责。行政机关环境义务主要来源于行政法律一般性规范和环境法律规范,作为请求权基础的法律规范类型多样,需要对之进行体系化构造,这样才能准确判断行政机关的义务,确定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基础并对之进行审查。

论请求权基础思维在民事裁判中的规范适用--以《民法典》与《民诉法》的融通为视角

随着德国法学方法论在我国的深入推广和《民法典》的实施,请求权基础思维得到了广泛研究,但纵观其推广历程,重点仍处于民法教育的案例教学课堂上,未广泛应用于具体的审判程序中,大部分关于请求权基础的应用只体现于其作为法律规范的作用,而未按照“诉讼请求→法律规范→要件事实→判决结果”的规范顺序进行,致使请求权基础的方法论功能未得到很好的体现,这归根于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以法律关系为中心的裁判思维以及民事实体理论与程序理论的脱节。针对部分裁判人员对请求权基础的理解存在差异,请求权竞合问题导致实体法和程序法衔接受阻等现实困境,应从发挥法律关系思维优势、平衡实体请求权与诉讼标的之间的冲突以防止“重复诉讼”、利用诉讼的客观合并有效处理请求权竞合问题等三个方面推动请求权基础思维的运用,进而加强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之间的融合,保障裁判的公正性。

论强制清污单位与污染责任人间的请求权基础

航运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船舶溢油事故的频发,其中清污费用的索赔问题可以说是船舶油污类海事纠纷案件的主要内容之一。但现行法未对受海事主管机关指派开展清污作业的清污单位与污染责任人之间的索赔问题予以规定。对于清污单位能否及何以向污染责任人主张清污费用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严重分歧。《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第82条规定了清污单位可以直接向污染责任人主张清污费用。针对污染责任人以同清污单位间无协议为由抗辩清污单位无权向其主张清污费用,按照基本法律思维方法对请求权基础进行全面而完整的检查,清污单位可基于不当得利而发生的请求权向污染责任人主张清污费用。

应用查尔森基础疾病权重指数评估脓毒症患者预后

目的探讨基础疾病评分系统查尔森基础疾病权重指数(Charlson’s weighted index of comorbidities,WIC)评估脓毒症患者预后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3年收治的234例脓毒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计算WIC评分及急性病理生理和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根据28d预后情况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分析WIC评分对患者预后的评估价值。结果共有234例脓毒症患者纳入研究,死亡77例(32.9%)。WIC评分越高,患者的死亡风险越大;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WIC评分是决定脓毒症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OR=1.434,95%CI:1.097～1.875,P=0.008);WIC评分、APACHEⅡ评分以及两者联合预测死亡概率的ROC曲线下面积(95%CI)分别0.670(0.591～0.748)、0.770(0.703～0.837)和0.821(0.757～0.885)。结论 WIC评分可以较好地评估基础疾病对于危重病患者预后的影响。

论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请求权基础

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请求权规范应当包括两个核心部分:环境公益损害(法律事实)与民事救济责任(法律效果)。由《环境保护法》第64条所引致的《侵权责任法》相关规范既非描述"环境公益损害"的法律事实,也非确立"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责任的法律效果,因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范与《环境保护法》第64条本身不能成为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请求权基础。分析《环境保护法》第5条和第6条第3款的适切涵义,可以发现其蕴涵构成法律规范的结构,即作为法律事实的"环境公益损害"与作为法律效果的"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因而它们应当成为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请求权规范。

民法典编纂中请求权基础的体系化

民法典以解决纠纷为首要任务,请求权基础以法律适用为主要功能。就此而言,民法典编纂绕不开请求权基础问题。依据是否以实证条文体现,可区分“已条文化的请求权基础”与“未条文化的请求权基础”。方法论上,前者的体系化诉诸既有规范的解释,后者的体系化则取向于立法中的漏洞填补,二者共同整合为请求权基础的内在体系。在条文组织、规范配置与体系构造等层面,以请求权方法优化立法技术,则是请求权基础外在体系的要求。

请求权基础思维:案例研习的法教义学“引擎”

请求权基础思维以实体法请求权学说为理论基础,植根于规范类型学说和民法内在体系,具有理论甄别、规范识别和避免评价矛盾的体系价值。无论是“局限于争议解决”、“实体程序错位”,还是“理论沦为素材”、“丧失整体思维”,甚至是“技术禁锢想象”,针对请求权基础思维的种种批评与所谓“风险”,皆非请求权基础思维的真正风险。其中真正的风险,是学理实践的误解、曲解乃至偏见。在我国《民法典》施行后,请求权基础思维应发挥案例研习的法教义学“引擎”功能,帮助民法规范类型建构、内在体系发展、个案解决与类案形成。

作为请求权基础的环境权批判

大部分支持环境权论者主张的环境权实为作为请求权基础的环境权,即以环境权作为诉诸司法救济的权利基础。环境权是否属于法律权利的争议集中在:环境权人类中心主义、不可诉论、绝对论、模糊论与多余论。支持环境权的理由经不起推敲,以环境权作为已有公益诉讼权利基础的观点同样经不起推敲。学者作为请求权基础的环境权情结部分源于部门法以权利为划分基础的误解,而学科自身发展使得创始情结已经消解。环境权可以分为基本环境权和非基本环境权,基本环境权属于健康权和生命权,非基本环境权中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通过“合法利益”获得保护,未纳入法律保护范围的“事实利益”(如景观权)不宜也不适于法律保护。以目的意义的环境权取代作为请求权基础的环境权才能更好地实现环境权理论追求的环境保护之最终目的。

请求权基础实例研习教学方法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学发展,从"制度—思想移植"逐步到"法学方法移植"和"法律教育方法移植"。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法学教育呈现各自的特点和体系,建议在我国法学院教育中引入德国式的案例研习课程。民法案例研习课,应以请求权基础分析方法为中心,要求学生按照请求权审查步骤和审查顺序进行案例解题报告的撰写。总结民法案例研习课的教学经验,提出应采小班授课、课程内容应合理分布知识点、规范写作方式、侧重学生作业准备和课堂讨论、发挥和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实现教学相长。未来中国法学教育的考试制度和案例教学课程应予改革,以案例题目检测法学知识的掌握程度更为科学,案例教学可以多层次展开,可以"涵摄法"统帅各部门法的基础知识型案例教学课。

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的请求权基础

对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的请求权性质,理论上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请求权基于不同的法律规范基础。准确找到其请求权基础,对于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正确裁判案件十分重要。在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享有返还原物请求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侵权责任请求权、缔约过失责任请求权,它们可能构成责任竞合或聚合。其请求权基础,除《合同法》第58条外,应分别为《物权法》第34条;《民法通则》第92条、第61条;《民法通则》第117条、《物权法》第37条、第106条、《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5条;《合同法》第42条、《民法通则》第61条。

请求权基础规则与法典化立法

民法典的基本属性是作为请求权基础规则。请求权基础规则反映的是法律内部体系中各种原则与价值的相互协调,其任务在于对具体情形中的利益状态做出妥当的安排。在此意义上,法典化立法的主要使命在于为法律适用提供一个可靠的起点,并划定基本的范畴。

“国家所有”的私权基础及实现路径

宪法上“国家所有”乃全民所有制反映,具有制度保障意义;其私法权利形态多样,不只国家所有权,亦有其他权利,应以“国家财产权”为基。“国家所有”可由权利主体与客体遁入私法。于权利主体,国家法人化,建立以机关法人为核心的公法人体系,完善国家举办设立之法人制度;就权利客体,须厘清国家财产范围,区分财政财产、公用财产、共用财产。由此,在《民法总则》法人规范指引下,新立机关法人法;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法人分别立法,不论国家举办设立与否,在同一法律中规定。制定国家财产法,构建国家财产基本法律框架;民法典物权编仅保留国家所有权一般条款,现行国家所有权物权法规范纳入特别法。

请求权基础检查论

请求权基础检查是一个具有很强实践意义的问题 ,但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顺序思维方式和请求权思维方式是请求权基础检查的主要思维方式。请求权基础检查应当依照一定的顺序进行 。

环境公益损害救济请求权基础研究

自然资源是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双重载体,其分别是自然资源物权和环境公共利益的客体。因此,损害自然资源的行为,既侵害了自然资源物权人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也会对环境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对权益进行救济的前提是受侵害人所主张的救济请求须具备正当的请求权基础,即某种实体权利或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由于自然资源具有双重价值,因而主张对损害自然资源所造成的后果进行救济时,必然会出现基于自然资源经济价值的物权与基于自然资源生态价值的环境公共利益两种请求权基础并存的情况。由于两种请求权基础所保护的权利(利益)主体并不相同,前者为自然资源物权权利人,后者为社会公众,故两种请求权基础并不会出现竞合。自然资源物权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得分别依照相应的请求权基础行使请求权,分别请求对因自然资源受损害而导致的财产损失和环境公益损害予以救济。上述结论延伸至程序法中,前者应由物权受损的权利人提起旨在保护私益的民事诉讼,后者应由法律授权的公共利益代表依法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此外,国家政策文件提出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要求,以上述结论审视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应属救济环境公共利益的诉讼救济手段,不应以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为请求权基础构建相应的损害索赔制度,应将其完整纳入现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体系中,并以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为请求权基础构建专门的国有自然资源损害索赔制度,由人民政府对国有自然资源受侵害后的经济价值损失行使索赔权。

论医疗诉讼请求权基础对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

在以医疗赔偿请求权为诉讼标的的案件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往往是裁决者难以判断的问题。对于该问题的解决仅仅借助于司法解释和证据是不够的,还需要依据规范说的原理对医疗契约违约行为和医疗侵权实体法进行解释而寻求答案。通过对民法请求权基础概念的探析,将其与医疗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进程相联系。将这种请求权基础思维逻辑的方式用于医疗诉讼中,明确医患双方各自应承担的证明责任,有利于医患纠纷的解决和实现公平正义。文章从医疗纠纷和请求权基础的理论入手,对以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作为不同请求权基础的证明责任分配进行剖析,从而得出请求权基础不同当事人承担的证明责任也不同的结论。

民法典违约责任规范与请求权基础

整理请求权基础的规范体系是后民法典时代解释论工作的重要议题。在民法典合同编的违约责任规范方面,原给付请求权具有独立意义,其请求权基础可以是典型合同分编的特别规范或当事人之间具体的合同约定;形式上属于违约责任的继续履行请求权,只是原给付请求权在违约阶段的规范表达。违约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是典型合同分编的具体规范或民法典第577条以下的一般规范;第581条的替代履行费用规则属于实体法规范,其要件与第713条第1款第2句有所不同。违约金的请求权基础是当事人的违约金约定,违约定金双倍返还的请求权基础则是第587条第2句后段。基于第468条,合同编通则违约责任的请求权基础规范对非合同债务关系具有体系辐射效应,具体形态依请求权类型之不同而各异。

论《民法典》中受益第三人请求权基础

第三人利益合同之受益第三人享有对债务人的直接给付请求权,这是受益第三人能独立提起诉讼的请求权基础。两大法系代表性国家皆立法明文规定了受益第三人的给付请求权,给予受益第三人请求权基础,从而确认第三人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顺应现代契约法发展趋势,改变了合同法不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规定,第465条对合同相对性原则作了灵活性规定,第522条第2款规定了第三人利益合同,明文化受益第三人的直接给付请求权,从而奠定受益第三人对债务人提起诉讼的请求权基础,受益第三人由此获得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得以对债务人提起给付之诉与损害赔偿之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