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合并审理基础权利请求研究——以注册商标独占使用权为例

第三人享有基础民事权益,是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前提。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根本目的,除了遏制虚假诉讼之外,更具价值功能的是为非因自身原因而未参与原审诉讼程序之权利人提供有效救济途径。司法机关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和审判指导性文件,为合并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基础权利请求提供了遵循,但既有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解释存在众多模糊地带甚至缺陷。因此,构建合并审理基础权利请求法治体系,是有力遏制虚假诉讼,有效定分止争,切实维护第三人合法权益和彰显司法权威的保障之策。

数字时代个人信息保护权利基础的二元融贯论

个人信息保护是数字时代人格尊严保护的核心议题,但仍存在权利基础不明的基本问题,严重影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基础应当兼具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的双重属性,二者不可偏废。作为一项与个人私生活密切相关的权利,个人信息的基本权利需要在私法领域落实,这为证立个人信息的民事权利提供一个新视角。个人信息的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在主动保护和被动保护、公法保护和私法保护上可实现优势互补和融会贯通,二者与民事权利的二元融贯除了依赖于内涵上的一致性,在根本上还取决于价值根基上的一致性。这二者的融合有助于夯实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根基,为个人信息的公私法协同保护提供坚实支撑,推动实现数字时代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政策目标。

生前预嘱的民法权利基础和规范构造之研究

生前预嘱制度仍需在立法层面进行完善,深圳的地方立法作了初步尝试,但其辐射效应有限,且法理、制度规范乃至伦理观诸端均尚待完善。完善该制度需要克服生前预嘱内容的易变性,并调和儒家生死观、孝道与医学伦理之间的矛盾;澄清生前预嘱在民法上的权利基础,确保其与《民法典》中生命尊严权的理念相符;生命尊严原则、明确性及利益平衡原则是制度构建的核心;只有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才能制定生前预嘱,特殊情况下可设代理人决策;预嘱形式应严格,内容以“我的五个愿望”--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以及我希望谁帮助我等为基础。此外,建立生前预嘱登记制度以监督其生效、执行及撤销等流程,确保制度透明度和公信力。

论民法总则制定后环境权在民法典中的建构——从作为请求权的新型基础权利出发

传统民法权利体系虽对环境权进行了部分吸纳,但二者却并不完全兼容,实质上更多地对环境权表现出排斥的情况,故将环境权在民法典中进行明确显得尤为必要。正确厘清民法上环境权是解决环境权融入民法典的关键,鉴于请求权在民法权利体系中居于枢纽的地位,应紧密结合环境权中的私法要素,以环境权作为民法上请求权的基础权利,对环境权请求权体系,即在民法典中明确环境权的内容、环境权作为基础权利的请求权内容、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恢复原状、环境修复请求权等方面进行合理构建,力求让环境权合乎逻辑、恰如其分地融入到民法典中。

我国可再生能源绿证交易基础权利探析

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解决产能过剩危机需要实现由政府支持产业到市场配置资源的转变,配额制和绿证交易制度是这一转变的核心。市场配置资源的关键在于绿证交易市场的完善,而绿证基础权利是市场的基石。以环境容量理论为基础,借鉴自然资源物权并结合当前实践,建立环境容量资源利用权利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在这一权利体系下绿证基础权利与排污权、碳排放权等典型的环境容量资源利用权形态本质相同,但内含利益的性质却截然不同,内容也更为复杂,因此有必要形成新的权利类型。

生育利益私法保护的权利基础与规制范式

伴随人们维权意识的增强,司法实践中私主体之间的生育利益纠纷愈加增多,表现类型也愈加多样,但私法规范对生育利益的保护尚未上升到权利层面,已有的法律规定不周延,使得司法机关难以有效回应当事人的权益诉请。生育权的私法确认既体现了生育权自身的重要性,也体现了对生育权保护的主观重视。生育权私法地位的建构,需肯定生育权的人格权性质,明确生育权享有主体的广泛性,确认生育决定权、生育知情权、生育保障权的内涵范畴,加大精神损害赔偿的生育侵权救济。同时,也需对婚姻家庭领域、劳动用工领域和医疗卫生领域中发生的典型案件予以补强规制。从而使我国生育法律体系整体协调,提高对共性案件的处理能力,推进案件的合法准确、合理适当、公正高效审结,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从功利到权利:参政党民主监督之存在基础的转换

在我国参政党民主监督何以存在、何以必要问题上,我们长期以来只是单纯从政治功利的角度来认识和定位,即认为参政党民主监督对共产党正确执政、国家机关有效运行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有所益处,因而需要给予存在的空间和发挥职能作用的机会。但这种功利主义民主监督观有其局限性,会从根本上影响参政党民主监督的正常开展。因而本文主张从政治权利的视角来看待参政党民主监督,视民主监督为参政党固有的政治权利,是维护参政党所代表和联系的那些社会阶层和群体利益的合法形式,其对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正面积极建设性作用是参政党民主监督行为的外溢效应,而不是参政党存身和得以开展民主监督的逻辑依据。此种思想认识即为权利主义的民主监督观。在此基础上,本文梳理出了参政党民主监督得以有效开展的权利体系。

优先取偿权基本原理探析(下)——权利基础论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在法领域中的观念已经由传统的归属理念转变到物之利用的动态观念。对于交易安全、市场秩序的保护、垄断发生后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社会实质正义与公平的渴求,无不构成现代权利制度和权利体系所赖以生存的坚实土壤,只有构建在这样基础上的权利体系才可谓是现代化的权利体系,才符合法治时代的要求。我国正在迈向法治化时代,市场经济体制也初具规模,优先取偿权制度的价值及其对我国物权法体系和权利体系的重要补遗作用,是物权立法乃至民法典制定不容回避的问题。

论辞职权之权利基础与权利实现

对于我国劳动法赋与劳动者的辞职权,学界一直存在争论,并影响了实务界的正确理解及裁判。在《劳动合同法(草案)》向全民征求意见并即将出台之际,正确认识其权利基础与权利实现有重大意义。辞职权建立在劳动关系的人身属性和保障劳动者基本人权基础之上,其实现无需取得用人单位的同意,其制度架构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立法例。

从破产取回权探究基础权利

破产取回权是在民事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按照物权法关于破产取回权的规定,享有破产取回权的权利人有权要求债权人返还原物。在本次研究中,针对破产取回权的基础权利进行探究,从实体法权利入手对破产取回权在破产程序中的具体应用进行探究,旨在为破产程序中破产取回权权益维护提供理论参考。

国家基础性权利与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协同——以南充市滨江社区为例

通过对南充市滨江社区国家基础性权利与社区居民政治参与协同的现状进行调研,可以发现,二者协同的平衡点在于:寻求政府与社区的权力边界;政府建立科学的社区政策体系;政府对社区的合理资源投入;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角色的转变。

道德权利 公民社会的权利基础

公民是公民社会的主体,公民权利是对公民个体地位和利益的尊重及保护,是公民社会建构的主要内容。本文认为道德权利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维护公民道德权利有利于强化公民权利意识,有利于培育公民公共精神,完善公民权利保护机制,是建构公民社会的权利基础。

论破产别除权的权利基础及其裁判规则的选择

我国理论界与实务部门对破产别除权权利基础及其范围认识存在一定分歧。这一问题已在破产司法实践表现出来。因此,必须全面考察别除权的权利基础,对其范围作合理界定,从而为司法解释的制定及法律适用提供清晰的理论支撑。通过国外立法案例考察,可以发现,各国均将典型担保物权确认为破产别除权的权利基础,还有不少国家将破产别除权的权利基础不同程度地扩展到非典型担保物权及优先权。在我国,除典型担保物权无可争议地构成别除权的权利基础外,以特定化的金钱交付的定金、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均应可成为破产别除权的权利基础。

表达权:实现人民民主的一项基础性权利

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表达权”这个概念之后．党的十七大再度把“表达权”列为公民“四权”之一，把“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提升到“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高度，具有重大的标志性意义。笔者认为，表达权是实现人民民主的一项基础性权利．提升和强调表达权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

快递服务合同主体确定——网络购物快递纠纷收件人索赔权利基础探析

本文着重分析了作为网络购物收件人的买方在纠纷发生主张索赔时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基础。认为,研究快递服务合同主体问题,主要是在发生合同纠纷时有一个比较明晰的权利义务划分和请求权基础。而很明显,快递服务合同关涉的利益方不只寄件人和快递企业这一合同双方,还应有第三方(买方)。

基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基础与立法完善建议

目前我国环境保护相关的立法在不断完善和丰富,但是公众参与的程度仍然较低,需要给予一定的关注。分析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结合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基础,提出了行之有效的立法建议,以期推动我国环境保护立法的层次提升。

论沉默权的权利基础

“沉默权”从无到有,从西方盛行到东方了解,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有反对者、疑惑者、观望者。本文试图从中国人角度、从其产生根源、发展历程中分析其权利的价值取向、合理性、合人性性、合宪性。

破产别除权的权利基础

破产别除权是特定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享有的特别优先受偿的权利,其权利基础是行使别除权的重要依据,本文主要是对破产别除权权利基础以及不同权利基础的冲突问题的研究。

电子类企业破产别除权的权利基础探究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电子商务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只有立足于市场需求,不断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电子产品质量,拓宽电子产品销路,才能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而那些由于经营不善,负债累累,又无力偿还债务的电子类企业,在改革的大潮中势必会被推到破产的边缘。

试论职工民主管理的权利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职工民主管理的权利基础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所有制性质的公司制企业,其职工民主管理的权利基础究竟在哪里? 职工向企业抵押了人身自由与机会成本 现代公司制企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分配是以要素投入者所承担的风险大小来确定的,承担多大的风险就享有多大的权利,反之亦然。道理很简单,只有受到风险约束的人才有动力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做出负责任的选择和监督。 传统观念认为,投资者承担着企业经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