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秩序治理中的国家基础权力

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在维持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实现了快速的城市化,这个现象颠覆了政治学的一个经典结论。作为一个例外,我们如何理解这种城市化与政治稳定彼此共生的问题?本文运用国家基础权力的理论,从国家的治理能力、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范围以及国家统治的微观基础三个维度,来解释这个现象。基本的发现包括:(1)中国的城市化是提高国家的财政能力的重要手段,而财政能力的提高反过来有助于国家在城市基层社区里有效地推行政策,有助于运用再分配的手段缩小贫富差距;(2)国家基础权力的作用还来自于权力在城市空间的制度性拓展,将新的社会群体与国家之间建立起政治联系;(3)国家基础权力的建设着重于在城市底层人口中建立政治支持,福利上向底层人口倾斜,或者通过向弱势群体提供利益冲突的国家救济。国家基础权力在上述三个方面产生的共同作用,带来了城市在秩序治理方面的有效性。

“被束缚的村庄”:单向度的国家基础权力发展困境

公平和正义并不是现代国家所独享的价值观,中国农村社会内部也有一套相对完善的基于地方传统和地方文化而来的农民公平观和社区正义观。但是,近年来的国家基础权力建设过于重视技术性治理的价值,过度依赖普适性的现代公共规则,阉割了农民的自治权限,使村庄处于被"束缚"的状态,地方上的公平观念和正义观念失去了秩序生成与维系能力,而外来的规则又没有能够在乡村社会确立起主体性地位,乡村治理困境由此而生。要想为村庄解除"束缚",走出治理的困境,一个值得探索的路径是构建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有机衔接的机制,构建村民自治权的"包容性增长"机制,赋予农民真正的、充分的自治权,发挥地方传统资源的现代治理价值。

国家基础权力研究述评：基于财政分析的视角

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是国家政权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国家基础权力区别于国家专制权力,指国家实际渗透到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疆域内执行决定的能力。在现有研究文献中,研究者不仅将影响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因素归结于政权的性质和类型,而且有力地揭示了财政汲取与财政供给对国家基础权力的影响。一方面,统治者财政汲取的追求推动了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国家财政汲取的需求、规模、来源和方式等对民族国家是否能够存活、国家政权的性质以及国家行政体系的规模和发展程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财政供给的不同方式以及财政理性化的过程还影响了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不同路径,在国家能力建构过程中,财政体制理性化改革对于推动国家基础权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这些基于财政视角的研究,有的研究者也提出了批评,认为它们是基于欧洲国家形成的狭隘经验。这些争论为深入探讨和反思财政问题与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关系,提出了亟待解答的课题。

海外基建与东南亚的国家基础权力

近些年,中、美、日等大国陆续推出各自的海外基建支持计划.对此,在大国战略、地区竞争和全球秩序三个层面上的研究已较深入,但对东道国国家层次和次国家层次的影响还研究不足.本文在参考曼恩的国家基础权力概念和索伊佛的三条实证路径(国家能力、国家权重和次国家差异)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基建对东道国国家基础权力之影响的分析框架.据此,本文初步分析了中国海外基建对东南亚国家基础权力的影响,着重讨论了若干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即基建对合法性的影响、融资模式的嫁接、东道国两难处境下的社会动员、佐米亚与国家建构,以及东道国内部的不平等问题,展现了该分析框架在理论拓展和实证研究中的潜力.

自主性权力的基层生成与特征分析——基于H县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案例研究

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形势下,数量庞大的乡镇政府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中举足轻重,各界开始在政策制定和学术讨论中运用“乡镇治理现代化”理念来探索构建服务型乡镇政府。国家自主性权力与乡镇治理具有必然的逻辑耦合。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国家自上而下的“专断性权力”的战略部署与地方自下而上的“基础性权力”的因地制宜双向奔赴、交织合一,共同塑造自主性权力在基层的生成图景,在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身上显现崭新的内在实质、外在表象和演化路径。H县作为全国试点县,通过推进公共服务均等覆盖来促进乡镇政府自主性权力优化,通过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来促进乡镇政府自主性权力释放,通过推动公共服务信息化来促进乡镇政府自主性权力延伸,通过夯实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来强化乡镇政府自主性权力保障。以H县为例探求乡镇治理表象背后乡镇政府自主性权力变迁演进的隐藏脉络,可为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提供理论分析和现实路径。

城市化、基础权力与政治稳定

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给人印象深刻,不过,令人费解的问题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都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政治动荡,只有中国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我们由国家基础权力的理论入手,从国家的治理能力、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范围以及国家统治的微观基础这样三个维度,来诠释这个现象,在于,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没有削弱国家的能力,相反,城市化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的财力。国家财力的提高有助于国家在城市基层社区里有力地推行政策,有助于运用再分配的手段缩小贫富差距。国家基础权力的作用还来自于权力在城市空间的制度性拓展,将新的社会群体与国家之间建立起特定的政治联系。国家基础权力的建设着重于城市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无论是在城市新空间的权力扩张,还是在福利上向底层人口倾斜,抑或通过制度建设向城市弱势群体提供的国家救济,都是基于基层政治稳定的需要而做出的理性决定。国家基础权力在上述三个方面产生的总体效应,确保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没有伴生政治动荡。

国家基础权力:概念与运用

迈克尔·曼的国家基础权力概念是对国家形成理论的重要贡献.但在这个概念提出后的20多年中,比较政治学者并未予以充分关注,运用这一概念的实证研究十分缺乏.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因全球化而加剧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危机,使世界各国面临多重治理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基础权力的研究开始受到关注,一些学者致力于基础权力的概念化和操作化,揭示这一权力的不同维度,赋予其更丰富的内涵,从理论上强化这个概念.更多学者将这个概念运用于实证研究,探讨影响国家权力实施控制、治理和政策执行的基础条件.本文梳理比较政治学者如何解读和运用基础权力概念,并讨论这一概念对中国治理研究的意义.

党建何以引领脱贫目标的实现?——政党引领与国家基础权力比较视角下的多案例研究

中国2020年如期消除绝对贫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实践上的成就急需理论上的回应:基层党建何以引领脱贫目标的实现?采用田野方式进行多案例研究,结果表明:(1)党建扶贫的资源输入、组织建设以及话语宣传的三重路径构成了“利益、权威、观念”的三重嵌入机制,实现了政党引领国家基础权力的再生产;(2)它使得国家意志与战略被目标群众所理解和接受,虽然超出了官僚制难以联系目标群众的组织局限,却推动了乡村治理的官僚化进程;(3)它之所以实现了有效治理,是因为利益嵌入与观念嵌入的一致发生冲击了乡村治理秩序,党建引领则提供了权威嵌入和维持的有效路径,并更新了乡村治理格局。研究的可能意义是修正了国家基础权力理论、拓展了政党自主性研究,揭示了乡村自治官僚化的公共性削减困境,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视野。

“民主评议”与岁入汲取:一种国家基础权力的强化逻辑

在迈向税收国家的进程中,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共产党人利用"民主评议"制度,不但完成了艰巨的城市岁入任务,又组织起有效的城市税务系统,进而强化了国家基础权力。这既不同于西方税收国家的建立路径,也有别于中国近现代史上国家税务机构的下渗路径。为了充分说明"民主评议"制度的理论意义,本文将首先讨论岁入汲取中的交易费用与国家基础权力演进之间的关系,并简要指出,从晚清到新中国建立前夕,国家税务系统为何无法发挥有效的汲取功能;其次,通过天津工商业税征收的案例,逐一展现"民主评议"制度取得成功的历史背景、运作机制及其社会影响;最后,从克服交易费用的方式上,试图比较西方现代国家的税务制度与"民主评议"制度这两套国家基础权力的强化逻辑。

边境乡镇治理中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成长

高效的边境乡镇治理是国家权力“下乡”与“到边”的重要保障,由于当前我国乡镇治理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制约了国家权力“下乡”和“到边”的成效,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实施和国家权力在边境基层的行使,成为我国边境治理进一步完善的重要限制性因素。依据迈克尔·曼的“国家基础性权力”理论,加强国家基础性权力在边境乡镇治理中的建构与成长,对于破解当前边境乡镇治理困境、完善边境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基础性权力:现代国家的标识——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政治理论透视与解释

基础性权力是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一个重要标识,在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基础性权力建设至关重要,对其进行理论阐释亦不可或缺。国家基础性权力是国家能够实际穿透市民社会、并依靠后勤支持在其统治的疆域内实施政治决策的能力。它的基础条件是理性官僚体系和工业文明下的技术条件;其运转方式是国家与社会多元行动者的协作;其存在形态是以国家与社会多元行动者协作为核心的制度化;公共性是其价值取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矛盾深刻、复杂、多发的大国而言,基础性权力的建设在现阶段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制度建设。为此,必须注重制度建设中对国家代理人行为嵌入社会治理的规范,对社会行动者参与国家治理不仅要有所规范更要有所保障,同时要注重维持一种行之有效的、常态化的国家与社会协作模式。

自主理财:学院制实体化运作的权力基础

学院制是我国大学中比较广泛采用的分权管理模式。本文通过对学院制运行中存在问题的分析 ,认为要真正发挥学院制改革的体制效益 ,必须赋予学院自主理财、自主用人以及自主配置院内物力资源三大权力 ,使得学院成为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而自主理财是学院实体化运作的权力基础。本文对学院自主理财的内涵、方法作了阐述 ,对学院自主理财的优势进行了分析。

“邻避冲突”的成因及治理路径:“基础性权力”的视角

对"邻避冲突"的成因和治理研究是一个热点课题。本文认为,目前的研究虽已取得重要进展,但仍浮于表面,未能更深入地剖析"邻避冲突"的内在机理。本文认为,"邻避冲突"从根本上说是国家基础性权力弱化的结果,从而无法对利益矛盾进行有效协调。而要有效治理"邻避冲突",就要转变政府的治理模式,从权力的"嵌入性"和"证成性"两个核心维度构建并强化基础性权力。

绩效约束、制度弹性与有效治理的结构转型——以基础性权力为视角

非对称性的权威资源与权力结构始终存在张力,导致社会治理中的合法性诉求、绩效约束与制度弹性共同作用于科层体制,并消解了其所构筑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权力分配与治理模式,从而导致了非制度化治理趋于常态化。诸多文献探讨了绩效与成本约束下社会治理的衍生形态,以及政体类型与治理质量的关系,但在揭示非制度化治理是如何偏离并制约正式制度的各个层面、探求非制度化治理的关键要素以及治理转型的内生机制等方面却远未充分。因此,本文将探讨非对称状态下的权威和权力关系如何影响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与制度运作,尝试引入"基础性权力"的概念来研究治理的内生性变迁机制,分析技术化的治理手段如何借助基础性权力的制度化与渗透网络实现从"权力"到"渗透"的转变,进而助推社会治理走向"责任-回应"的互赖结构。

网络治理的权力基础:一个跨案例研究

网络组织是当前经济活动中的普遍现象,网络治理并非信任基础上的自主治理,而是受组织间权力关系的规制,权力是决定网络组织运行的重要关系并影响了网络组织运行绩效。本文通过一个跨案例研究,分析了网络治理的权力基础,提出组织间权力来源于企业资源、结构位势和制度压力。三种权力基础的作用机理不同,其中企业资源和网络中心性显著地表现为个体层面的权力,而网络密度和制度压力则体现为网络层面的权力,个体层面权力与网络层面权力的相互作用导致网络组织呈现不同的演变趋势。

基层治理中的基础性权力:制度本质及其实现机制--基于城市管理执法的多案例研究

城市管理中的执法规范化体现着执法能力的制度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迈克尔·曼将国家基础性权力视为国家的制度性能力,它表明国家能够获取社会支持并通过既定制度来实施政策和协调社会,因而无需依赖专断性暴力实现国家意志。我国城市基层执法中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实践表明,执法组织通过构建权威、引导合作、促进合法化、凝聚共识等多种机制促进国家与公众合作,使执法者以一种赢得社会支持与自愿服从的方式完成执法任务,从而塑造着基层治理中的基础性权力。但上述机制也分别受到政策变动、维稳思维、制度资源不足和利益冲突等多方面约束而难以保持长效,这些约束对基层国家的制度化治理能力形成挑战,因而可能抑制基础性权力的增长。长远来看,一个自主的理性化行政体系和一个共识的合作性社会,分别在科层维度和社会维度上为基础性权力的生长提供必要推动力。

论检察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权力基础

虽然我国法律制度体系并没有相关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学界讨论的热点,其中,检察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性是争议焦点问题之一。不少学者基于检察机关的性质和任务以及我国的制度架构,认为检察机关不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最佳主体。但是,从检察权的权力内涵、权力性质和功能预期上考察,它保护社会公益的属性为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形成了正当性基础。并且,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已经在陆续试点的环保法庭司法创新实践中得到肯定。

论后金的政治权力基础类型

后金政权能够在短时间内跃兴,主要原因是其政治权力基础属于智慧与武力兼备类型。在后金政权和清朝崛起的过程中,政治智慧和政治谋略所发挥的作用往往大于武力,增强了武力和扩大了武力使用的空间及效能。而政治智慧和政治谋略与武力的巧妙结合所形成的政治艺术,又全面地整合了各种政治和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政治权力的功效,成功地避免了政治权力行使过程中的错误和失衡现象。上述政治权力基础类型使后金政权在较短的时间内富集了丰富的政治和社会资源,迅速提高了政治权力网络的组织化程度,奠定了清朝定鼎中原的坚实基础。

基础性权力与国家“纵向治理结构”的优化

在超大规模国家中,相比于横向分权,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纵向分权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可以从权威与能力的界分出发,对我国国家治理中的"纵向治理结构"进行反思,提出"宏观统治"和"微观自治"这一组关系,强调在"宏观集权"的同时,落实"微观分权",其核心是通过地方治理的"在地化"保障地方民主管理;通过"辅助性原则"保障中央的统治权,从而构造更为合理的纵向治理结构。

城市基层治理何以有效:国家基础性权力的视角

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而现实中却存在“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问题。观察我国基层治理实践,由于基础性权力的“嵌入”视角整合了社区发展轨迹和治理现代化转向,因而其成为探讨城市社区如何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分析范式。研究发现,以行政权力为表征的基础性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双向嵌入、沟通对话及二元互构,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参与、决策制定和集体行动的有效性。但是,基础性权力的“振荡”变化也可能导致行政过度干预或治理失序无效。因此,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应坚持“让民作主”的治理理念,适时调整基础性权力的强弱运行,并注重对社会权力的培育和推动,以使两者在彼此互动中走向共生互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