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基础正当性

正当性不足构成了我国诉讼时效制度运作现实状况的一个重要侧面.法官释明不仅无助于对诉讼制度局限的克服,反而可能加剧了诉讼时效制度与人们的朴素道德观之间的冲突,从而给诉讼时效制度获得认同带来新的障碍。在自由价值凸显的现代社会,必须重塑诉讼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为诉讼制度的不断的进一步完善奠定基础。

法律拟制正当性基础及其功能探究

法律拟制作为一种法律技术及法律发展方式,自古罗马时期便已经显现并为法学先哲们所广泛讨论。在不同论域之下,基于各自学术背景和立场的不同,对有关法律拟制的解释及应用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种相对混乱状态,加之法律拟制自身就带有虚构性的意味,因而饱受诟病。但法律拟制严格说来并非是一种单纯的虚构,法律拟制凭借拟制思维的运用,以及基于事物之间相似性的考量,存在正当性之基础,也具有漏洞填补、案例调和的制度功能。对法律拟制加以论证阐释将有利于释放法律拟制的价值,进而推动法律的发展。

非现场执法在安全生产领域的功能定位、正当性基础及规范化路径——以视频远程监控技术应用为例

发展信息化、依靠信息化、用好信息化,是应急管理综合执法改革后再造安全生产执法优势的重要途径,开展“非现场执法”势在必行。然而目前,在安全生产领域开展非现场执法仍处于探索阶段,如何依法、公正、规范开展非现场执法成为实践中呕待解决的问题。

补强的全球正义:疫苗全球公平分配的正当性基础

在重大公共危机背后,国际社会的结构性不公正问题突出,一种“重复”波动失序状况已经向国际社会敲响警钟。在此困境下,疫苗全球公平分配的正当性证成,可以通过对既有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探寻疫苗全球共享与公平分配正当性的有效理念。现实中,世界主义理论、国家主义理论、矫正正义理论都难以支撑起当下疫苗全球公平分配所需的理论框架。相比之下,全球正义理论虽有瑕疵,但存在明显优势。经由对全球正义的再思考,补强的全球正义,这种问题导向的理念框架“破而后立”,在补充与修正中展现出对现有体系的超越。进而,补强的全球正义凭借合理的理念构造与疫苗再分配的制度设计在逻辑自洽与实践自洽的论证中阐明,可以为疫苗全球公平分配提供正当性基础。

论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当性基础——以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为视角

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包括信息主体自行公开和其他已合法公开两类。比较法上,很多国家(地区)将已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当性基础之一,我国也有类似规定。通过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36条第(2)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条可以看出,将已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当性基础存在合理性,但也存在个人信息保护和信息主体“明确拒绝”适用等问题。需妥当协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此规定的衔接适用,做到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间的衡平。

论同意不是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当性基础

无论是国际法规范和多数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还是以网络服务商为代表的用户协议、服务条款和隐私权政策,均就个人信息处理的同意作了相关规定,将同意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当性基础,已经成为一种理论上的通说和实践中的通行做法。然而就判断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当性基础而言,同意规定的实质是事先判断,即在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发生之前,如若信息处理者取得了信息主体的同意,则意味着其处理行为具有正当性。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规制原则应是防止滥用,而非严格保护,故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的考察宜采用责任规则及事后判断的方式,同意不应是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当性基础。通过赋予信息主体删除权,并构建一种"宽进严出+删除权"的个人信息保护策略,可以在合理保护信息主体权益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利用个人信息,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面向法律正当性基础重构的公共理性

在价值共识难以达成的现代社会,罗尔斯提出了公共理性的观念,为我们寻求现代法律的正当性基础提供了新的可能。公共理性的观念,是公民对基本正义问题获得的重叠共识,它可以实现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的协调,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的整合;它通过宪法理念的更新来完成现代法律正当性基础的理论论证;它通过公共理性作为最高法庭的理性的设定,完成现代法律在实践层面的正当性论证。罗尔斯公共理性观念所寻求的正义共识为中国宪政建设提供了经验。

限额赔偿的正当性基础及适用规制

"无过错"及"行业保护"共同构成限额赔偿的正当性基础。我国的限额赔偿制度存在缺陷,应当以兼顾受害人利益为方向,在适用范围、过错要件、社会化补偿及赔偿额度等方面,对限额赔偿制度进行合理规制。

刑罚轻缓化的正当性基础

当代世界的刑罚发展趋势是刑罚的轻缓化。为什么刑罚的发展趋势是轻缓化而不是重刑化?它的正当基础是什么?刑罚轻缓化的正当性基础包括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理论基础是指刑罚的人道性、谦抑性和刑罚的有限性;社会基础是指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基础、社会文化基础和刑事政策基础。

“普遍同意”还是“普遍满意”——民主实践的正当性基础研究

近些年来,为了拓展公民行动的范围和领域、深化民主的程度,民主研究发生了审议转向。审议民主欲将公民的"普遍同意"视为民主实践的正当性基础,并试图通过公共论证的途径来寻求公民的"普遍同意"。然而,随着公民个人权利的不断成长和丰富,有必要将民主实践的正当性基础置于公民的"普遍满意"之上。对承担着治理职能,扮演着治理角色的民主实践来说,寻求令公民感到"普遍满意"的方案比规划令公民感到"普遍同意"的公共论证更根本。

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的正当性基础与保护路径研究

1995年欧洲提出的被遗忘权所规范的是包含私人隐私的个人数据,但从侵害角度而言,并非只要数据控制人所传播的数据包含有私人隐私的内容就可主张被遗忘权,被遗忘权所针对的数据仅限于过时的、不适当的甚至是错误的以致对数据主体造成影响的个人信息。被遗忘权是在现代社会大数据、互联网、信息化等综合时代背景下的新兴权利,是数字空间个人尊严与公共利益的博弈,是在大数据时代个人私密与公共自由的对垒。被遗忘权的提出体现了法律对个人尊严的维护、个人自决的尊重以及个人发展的保障,因而具有正当性基础。我国立法上尚无被遗忘权,因而就保护路径而言有通过一般人格权保护和隐私权保护两种模式。一般人格权保护的思路不论是对于被遗忘权的确立还是对被侵害主体的人身权益的维护都是不利的。隐私权与被遗忘权在诸多地方有相似之处,通过隐私权间接保护的模式具有可行性与合理性。

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性基础及其内部冲突

人道主义干涉具有十分丰富的理论传统。然而,人道主义干涉的倡导者们所援引的思想渊源和法律根据并不能有效地成为干涉行动的正当性支持,其中存在较为严重的理论冲突。《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思想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一大进步,尽管在实践中主权国家内可能存在种种问题,但作为一种政治权威,该原则本身仍是中小国家在国际政治现实中抵御强权、维护秩序的最佳且唯一的选择。

环境法的正当性探源——《环境法的哲学基础:财产、权利与自然》介评

对财产权人而言,环境法规范往往意味着限制与约束,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限制与约束似乎不怎么讲道理.这样,许多人不禁会问,环境法,特别是环境管制的依据和正当性基础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是实证主义的,即环境管制的正当性源于法律规范的权威性.换言之,因为法律是如此规定的,所以它就是正当的.当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可以是非实证主义的,即环境管制的正当性源于法律之外,是对某种道德观念的反映.

轻罪立法背景下程序出罪的正当性与路径

轻罪立法在社会风险治理中具有一定成效,但其带来的司法资源紧张、犯罪人口扩增等其他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应警惕。“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理念不失为解决上述问题的一剂良药,但在实体出罪面临诸多争议的当下,应当关注程序出罪这另一路径。程序出罪在弥补实体出罪不足、消解社会矛盾、修复受损法益等方面具有独特的正当性。在具体路径方面,刑事诉讼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出罪方式,但由于我国的轻罪治理尚属起步探索阶段,在基础理论支撑、出罪路径衔接、配套设施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民事检察权的基本规律和正当性基础

201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的法典化认可,为民事检察权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契机。然而,各种民事检察制度在规范解读和司法实践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及困惑,凸显了民事检察权在基本理论方面的研究贫瘠。通过对民事检察权性质定位和权能配置的核心要素进行剖析可以发现:国家政体和权力体系结构是影响民事检察权性质定位的最根本因素;国家发展历程、社会治理方略、社会客观需求是影响民事检察权功能定位的最直接要素;检察机关、其他公权力机构、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各自的实然能力和相互关系,是决定民事检察权作用限度和发展方向的核心因素;而法律文化传统、特定时期的社会事件和政治环境以及检察机关自身的角色定位,是影响民事检察权功能革新的催化要素。在此基础上,以域外国家民事检察权的演进历程和最新动态为参照系,能够提炼出中国民事检察权的发展规律及独有特色,进而揭示出我国民事检察权在历史传统、宪政体制、基本法理和社会现实等层面的正当性基础,从而最终为优化民事检察权的发展理念提供助益。

《民法典》视域下人身拘束型自助行为的正当性及其适用规范

在《民法典》实施的背景下,民事自助行为制度的确立为权利人提供了新的救济手段。然而,直接涉及他人人身权利的人身拘束型自助行为,其正当性认定和规范运用仍不甚明晰。从法理、法律和司法基础三个视角论证了人身拘束型自助行为的正当内核,并分析了其有待进一步明晰之处:(一)人身拘束型自助行为规范适用的具体条件;(二)人身拘束型自助行为规范超越的法律后果适用。

大数据时代的刑事公诉工作创新:正当性基础与实务运作

大数据技术对提高刑事公诉办案质量和效率具有重大意义。大数据时代的刑事公诉工作创新具有诉讼程序效率化,证据标准统一化,庭审审判实质化和定罪量刑精准化的正当性基础。大数据时代的刑事公诉工作创新应遵循诉讼规律与法治原则,明确科技手段辅助性原则以及确保正当程序支撑的原则。在实务运作方面,刑事公诉工作应主要立足于审查起诉和庭审两个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要以构建审查起诉综合数据平台为依托,庭审阶段要以着力构建庭审指控一体化平台为保障,通过大数据信息技术与刑事公诉工作的深度融合实现标准化建设,打造智慧公诉模式。

法经济学:正当性基础、分析界限及其范式

法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在法学界已成为现代法学的标志之一,但亦有不少人对其颇存质疑。作为法经济分析哲学基础的功利主义哲学与德性论哲学并非水火不容。功利主义并非追求暂时的个人的利益,德性论哲学中作为行为依据的善良意志本身也有导向人类普遍幸福的属性。常识道德都可以在观念上实际上被再现为无意识的功利主义道德。从直觉中可以发现普遍性却不具有稳定性,功利主义的能弥补此缺陷,但有一定界限。将绝对的无法比较的利益排除之外后,可解决功利主义中常常与人们的常识道德相冲突的问题。在运用功利主义进行分析时,激励相容原理可以解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此方法可以作为法经济分析的范式之一。

论作为司法权正当性基础的程序公正

建国后的很长一个时期,人民法院的基本功能被定位为专政职能,即对犯罪的镇压。[1]在经济领域,虽然法院也解决一部分民事纠纷,主要是婚姻、家庭、继承和邻里纠纷,但由于社会经济处于政府的大一统管理下,法院不能也无需参与调整。人民法院在社会政治构架和经济生活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改革开放后,国家将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随着社会利益主体逐渐多元化,公民、法人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逐年大幅增加,所涉及到的法律关系的范围也日益扩大。

人类繁荣应为法律权威的正当性基础

冉杰撰文《法律权威的正当性基础》指出，法律具有权威，既是法治精神的内在要求，也是旨在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的本质特性。但是，法律何以具有权威？这涉及到法律权威的基础问题。对此，正当性是否是法律权威的基础，以及如果正当性是法律权威的基础，那么这个正当性基础是什么等问题，学界尚存争议，需要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