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研究强度与执行结构分析

从我国基础研究强度与R&D强度的发展变化、R&D研究类型结构、基础研究执行结构三方面对我国基础研究强度加以分析。结果表明,单纯依靠增加R&D和基础研究经费的绝对额总支出并不能直接增加或快速增加R&D和基础研究的强度;我国R&D经费总额的快速增长和R&D强度的持续增加都建立在试验发展经费总额和比例增长的基础上;可以通过提高高等学校执行的R&D经费和基础研究经费比例,来提高基础研究的强度。

自主创新背景下基础研究强度分析——基于典型创新型国家的实证研究

利用美国、日本等5个典型创新型国家1965年以来R&D强度及基础研究强度数据,专门研究了基础研究强度随时间及R&D强度的变化状况,并推断我国基础研究强度宜在12%-15%之间,且在2020年达到该水平是可行的。

国内外基础研究强度的调查研究

分析了部分欧美发达国家和亚洲发达及新兴工业化国家日、韩和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的强度和规律,同时,考察了不同研究类型如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在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中的投入比例,在此基础上探索和归纳出对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和发展,企业和高校之间的协同关系等具有借鉴意义的若干结论和启示。

基础研究强度与区域创新绩效——政府支持与人力资本结构的调节效应

伴随我国新发展阶段创新需求特征的转变,基础研究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日益凸显,而政府支持与人力资本结构在区域基础研究强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2000-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从创新规模、人均创新水平以及创新产出结构3个维度,探究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动态影响及政府支持、人力资本结构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总体上看,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政府支持、人力资本结构正向调节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规模、人均创新水平的抑制作用;政府支持会强化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产出结构的抑制作用,人力资本结构正向调节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产出结构的影响。由此,提出不同区域应全面认识基础研究强度的作用及其影响路径,充分发挥创新管理政策作用的对策建议。

研发大省加大政府投入提升基础研究强度对策建议

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的源头,其发展离不开政府资金的支持。本文基于OECD中7个国家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R&D经费来源中政府资金占比提高可以正向影响基础研究强度。通过对我国研发大省粤、苏、浙的实证分析发现,广东省情况与国际经验基本一致。进而从政府投入的角度,提出研发大省提升基础研究强度的对策建议。

中国基础研究投资的严峻态势及投资强度影响因素的跨国分析

基础研究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2005—2010年世界28个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科技指标分析发现:我国研发投资结构不合理,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过低,尤其表现在企业部门.同时,使用面板数据,对国家和企业层面的实证分析发现:基础研究投资对政府资助的依赖性较强;资本市场发展能显著提高基础研究投资;另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FDI也能促进基础研究投资.

关于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强度的几点思考

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强度是否合理是当前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热议的问题之一。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缺少科学的判断基准。本文认为,将基于购买力平价的人均GDP作为国际比较的基准相对合理,并以此为基准,通过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提出到2020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强度应达到12%~14%,并提出了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强度的几点建议。

基于研发统计数据的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判定

基于工业化第二阶段,将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与除去国防研发后的美国作对比,发现中国政府的基础研究投入并不低,已达到工业化第二阶段的中等水平,造成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过低的主要原因是企业投入几乎为零。但是以上结论的准确性受到中国当前R&D统计数据质量的影响,因为中国常用的支出数据其统计方案不全面,没有针对政府和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统计,如果借用中国财政拨款数据,还存在与支出数据相互矛盾之处,只有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尽快补充和完善中国的R&D统计制度与体系,才有助于更加科学、准确地评价中国基础研究投入状况,为政府与公众决策服务。

高R&D投入与低TFP之谜:基础研究强度阈值视角

基础研究正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制高点。现有研究通常采用传统线性分析框架检验R&D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可能无法捕捉变量间阈值型的非线性关系,导致结论出现偏差。文章使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刻画R&D对TFP的影响随基础研究强度变化而产生的渐进转变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基础研究赋能R&D的TFP提升具有阈值特征,基础研究强度低于阈值时,侧重于提高应用研究的高R&D投入导致TFP提升无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资源错配是形成中国高投入与低TFP之谜的原因之一。机理分析显示,基础研究发挥“人才蓄水池效应”和“创新质量效应”,推动TFP的提升。研究结论为提高基础研究强度,破解高R&D投入、低TFP偏差,形成基础研究投入主体多元化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典型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及其协调机制研究

分析了美欧发达国家美、德,亚洲发达及新兴工业化国家日、韩和发展中国家印度的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的历史演变及其规律,同时,从宏观层次和中观层次探讨了各国在基础研究投入方面的协调机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对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和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的若干结论和启示。

科技资源投入对高校基础研究绩效的影响——基于64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样本分析(2014—2018)

基础研究是推动知识创造、原始创新和科学发展的基石,高等院校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高校基础研究的投入和产出效益是衡量我国高校科技创新的核心标志。文章以64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为研究样本,首先通过回归分析检验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基础研究人员投入强度以及基础研究资源协同度对高校基础研究绩效的影响,再通过灰色关联分析,计算不同影响因素与高校基础研究绩效之间的关联度,进一步佐证回归分析的研究结论。结果表明: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基础研究人员投入强度以及基础研究资源协同度对高校基础研究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高校基础研究资源协同度对高校基础研究绩效提升的贡献率最大。高校不仅要关注基础研究资源的投入总量与投入强度,更要关注资源内部配置和管理问题,重视发挥基础研究资源间的协同效应。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现状与统计口径研究

基础研究经费强度的高低一直是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对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强度的判定和比较应当建立在中外统计口径一致的前提上。文章以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和统计口径为研究对象,围绕基础研究的概念、投入现状、存在问题、统计口径四个方面开展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基础研究存在三方面的问题:执行结构存在优化空间;地方政府对基础研究重视程度不够;基础研究和R&D的经费统计口径与国外不完全一致,降低了准确性,经费统计存在被低估的可能。为进一步完善基础研究的投入机制,保证经费支持,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引导企业重视基础研究投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重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形成中央与地方联动支持基础研究发展的机制;规范科技统计的方法与口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