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用生产函数法估计

本文应用生产函数法和我国 1 981 - 2 0 0 1年度数据 ,估计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 ,以此研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得到的估计结果是基础设施资本的产出弹性为 0 .695 ,包含基础设施资本要素的生产函数表现出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 ,这否定了在使用C -D函数时惯常的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 ,并得出合理结论。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 ,介绍了有关的研究文献 ;第二部分应用生产函数建立模型进行估计 ;第三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进展——生产函数法综述

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基础设施资本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本文在简单回顾基础设施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国际上有关基础设施资本影响经济增长(总产出)的效应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重点对生产函数法在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综述。本文分为3个部分。1、引言;2、生产函数法的应用研究;3、总结和评价。

基础设施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综述

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基础设施资本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本文在简单回顾基础设施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国际上有关基础设施资本影响经济增长(总产出)的效应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重点论述了三种研究方法。为今后建立数学模型研究估计我国国内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准备。本文分为3个部分。1.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概述;2.三种主要的研究方法;3.总结和评价。

基础设施资本与经济增长--“倒U型”理论的经济逻辑与中国经验证据

本文在Barro(1990)与Barro和Sala-I-Martin(1992)研究的基础上,将基础设施资本及其拥挤性纳入生产函数来构建经济增长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此考察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显示,稳态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产出与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比之间均呈现“倒U型”关系,且最优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比是由生产资本的产出弹性、有效基础设施资本的产出弹性和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比的有效比重弹性共同决定的。为从实证上检验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命题,本文进一步建立静态面板模型并使用中国1993—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实证结果在证实人均产出与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比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的同时,求解出“倒U型”顶点处所对应的最优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比为0.330,即当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比低于0.330时,人均产出随着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比的提高而上升;而当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比高于0.330时,人均产出则随着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比的提高而下降。

中国基础设施与非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及其产出弹性估算

本文将全社会总固定资本划分为经济基础设施资本、社会基础设施资本和非基础设施资本,进而分别从全国层面和分地区层面对经济、社会基础设施资本与非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年初值)的全国时间序列数据(1981—2012年)和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1997—2012年)进行了完整细致的估算。在此基础上,本文估计了不同类型资本的产出弹性,并对中国生产函数是否具有规模报酬不变性质进行了检验。

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公共投资政策——包含一般拥挤性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

本文通过建立理论模型 ,系统分析了公共基础设施资本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揭示了公共投资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一个模型是包含外生公共基础设施资本的动态模型。所得结果是 ,无论是纯公共性还是拥挤性的外生公共基础设施资本 ,都能够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第二个模型是包含由公共投资形成的内生公共基础设施资本的动态模型。此模型假定公共基础设施资本由政府通过征税而进行公共投资形成 ,所得结果是 ,如果基础设施资本为纯公共性质 ,就能产生恒定的内生增长 ;如果基础设施资本为拥挤性质 ,则虽然不能产生恒定的内生增长 ,但能减缓增长率的递减 ,从而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模型的结论表明 ,公共投资政策的研究重点不应当是政策的短期逆周期调节的效果 ,而应当是其推进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的结论不仅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 ,而且可以为研究我国公共投资、积极财政、城市化战略。

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为基础,将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效应分析研究方法,利用长江经济带2003~2016年统计数据,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不同时期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2008年之后空间依赖程度及其显著度逐渐下降。(2)不同类型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存在明显区别。能源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显著地促进了全域经济增长,总效应为0.515;交通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显著拉动本地经济增长,直接效应为0.067 8,间接效应不明显;水利环境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抑制本地经济增长,拉动邻接地区经济增长,直接效应为-0.047 3,间接效应为0.165。(3)在不同时期,随着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不断累积,其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发生了明显变化。在2003~2008年时间段和2009~2016年时间段,能源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由正转负,表明其存量已经越过了最佳投资规模,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现象;交通和水利环境类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两个时间段的对比表明其对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随着投资量的增加逐渐加强。

中国网络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性研究

研究目标:揭示我国网络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区域差异及其空间收敛性。研究方法:采用生产函数法测算出1993~2019年全国、分区域和分省份的网络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揭示网络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区域差异,进一步借助收敛模型、普通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模型,检验其收敛性。研究发现:中国网络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在样本期间呈波动下降趋势,且平均值由东向西呈梯次降低态势。除中部地区内部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外,全国整体以及东部、西部地区均呈上升态势;三大区域间差异也均呈波动上升趋势。区域间差异是产生如此差异的最主要来源,区域内差异次之,超变密度最小。就收敛特征而言,仅东部地区存在显著σ收敛;全国和三大区域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且在后者时收敛速度都相对更大;然而,进入工业化后期后,全国整体的β收敛趋势已不存在。研究创新:较早聚焦网络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刻画并测度其空间分布和区域差异,检验其σ收敛、β收敛,探究促进收敛的影响因素。研究价值:对于缩小网络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区域差异、促进区域间网络基础设施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长三角地区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基础设施既推动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立,也加快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最发达的区域之一,研究其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制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区域发展策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选取长三角地区2002年至2019年的宏观季度数据,通过永续盘存法对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并将基础设施和非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放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建模,以考察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了比较长三角各省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差异,并考虑长三角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实证模型采用SUR与DOLS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实证结果表明:(1)长三角整体和各区域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对长三角各区域的四类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进行回归发现各类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都为正,并且对各自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3)长三角地区的非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基础设施约束下的分配与增长

1、引言多数发展理论认为总合的储蓄率是增长进程的决定性前提条件。与对长期增长基本的资本约束相比,要么没有认识到总合的需求问题要么假定它只是暂时性的问题。对外贸易机会仅仅受制于储蓄供给,它有足够大的弹性以维持经济的增长;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筹建背景、性质定位、面临挑战及对策

AIIB作为真正由发展中国家发起、主导的政府间多边金融机构,其成功筹建、发展壮大对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建设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梳理阐释AIIB的筹建背景与历程、机构性质、宗旨定位、设立意义,认为AIIB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确定交易结算货币、能否获得较高信用评级、国际金融主导国的压力、经济不平衡及政治角力。对策建议是:坚持高效率、高水平、开放性地推动筹建工作;坚持主要服务于亚洲发展中国家基建改善,战略性扶持"一带一路"落后国家及地区;调动社会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资金来源多元化;借鉴吸收其他多边开发银行运营及发展经验,促进合作互补;探索构建中国主导下多边金融机构间的联动机制;健全区域金融市场;加强体制机制创新。

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地理溢出效应的视角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增加,区域间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加强,地理溢出效应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利用中国1998—2008年25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及其地理溢出效应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研发资本、人力资本与公共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的影响。人力资本的地理溢出效应不显著,公共基础施设资本投入的地理溢出效应为负。研发资本及其地理溢出效应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地理溢出效应大于研发资本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公共投资政策的社会福利成本

政府的公共投资政策对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起着关键的作用。本文研究了不同公共投资政策的福利成本。我们在一个存在基础设施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内生增长框架内,给出了计算经济从非均衡状态过渡到平衡增长路径这个过程中的社会福利的方法,比较了不同公共投资政策相对于帕累托最优经济而言给社会带来的福利成本,并分析了影响福利成本的各种因素。政府的最优公共投资政策是使得福利成本最小的政策;在一定条件下,政府短期内可以采取推动型政策以有效地改变经济结构,从而为长期经济增长创造条件,改善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