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英雄与现实的疯子——杨绛研究《堂·吉诃德》瞥观

名著《堂·吉诃德》自问世以来就被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的读者及评论家们赋予了不同的理解。对于主人公堂·吉诃德人物形象的分析界定也一直是相关研究学者们所探讨的焦点。杨绛先生作为《堂·吉诃德》的译者,对于该部作品的研究成果颇丰。从小说写作手法到人物塑造,杨绛先生均以独特的角度分析了该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和现实意义。

单纯的堂·吉诃德复杂的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写作动因新探

对于《堂.吉诃德》的写作动因,中外许多评论家都认为《堂.吉诃德》是以骑士小说反骑士小说,实际上,作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用骑士小说的形式,以反骑士小说的名义寄托自己伟大的理想,宣泄心中的情感,展示卓越的才华,叙述多舛的命运,摆脱生活上的贫困。因此,本文试从作者自身的角度,采用社会历史批评、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重新探求其写作动因,希望能为《堂.吉诃德》写作动因的研究开拓出一条新的思路。

黑格尔的三种精神标本:浮士德、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读《精神现象学》札记(之二)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把欧洲近代文学中三个最典型的人物形象浮士德、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当作西方近代人性形成的三个必经阶段,并详细分析了他们在提升西方人格层次方面所起的作用,描述了西方人在近代社会生活中所走过的心路历程,这就是"快乐和必然性"、"本心的规律和自大狂"、"德行和世界进程",它们为现代西方法律精神准备了思想文化前提。这三个阶段中的代表人物形象都由于自身的内在冲突而一个接一个地走向了自身的毁灭,但他们在西方人的生活中并没有因为时过境迁而被人遗忘,而是内化为他们人格中的某种结构层次,时时作为他们自我反省的镜子,并照亮了人性中永恒的内在矛盾。黑格尔的这种分析值得中国当代思想者在分析中国人性论的危机和前景时加以重视。

《堂·吉诃德》与《阿Q正传》《狂人日记》的跨文明比较

通过对《堂·吉诃德》与《阿Q正传》、《狂人日记》的人物、作者、文本接受的跨文明比较,可以看到:人类具有普世性价值观念,之所以有些文明对这些普世性价值偏离,很可能与某些制度设计和社会存在相关联。所有传世经典文学作品都必然表现出对人类普世性价值的憧憬。这样的传世经典如果一时难以被其同胞接受,在其后世终将觅得知音。

阿Q与堂·吉诃德比较研究

阿Q和堂.吉诃德都是世界文学画廊中著名的艺术形象,阿Q产生以来,研究者们就注意到了他们的相似性,主要在于两者行为表现上极端相似的滑稽可笑的“精神胜利法”。近年来,人们对他们的研究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认为两者精神内质相同,除了行为表现、意识结构和悲喜剧性格相似,这一切产生的主客观原因也相近;一类认为两者有本质差异,差异则有着深厚的人性欲望与传统文化的根源,也有着作者构思意图的原因。

堂·吉诃德性格特征的文化价值探析

堂·吉诃德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想用骑士道来改造社会,犯了时代错误。其疯狂、偏执的性格特征,不仅与沉溺于骑士小说有关,而且与西方传统文化道德具有更紧密的内在联系。其理想与现实错位的现象,正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现象。其疯狂偏执的性格,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语境下,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特例。从深层本质上讲,堂.吉诃德是西方传统文化道德的承继者和殉道者。这也正是其形象历久弥新具有经典价值的内在原因。

老湘西儿子与“堂·吉诃德”时代——论沈从文笔下的老湘西儿子形象

沈从文笔下的老湘西儿子在近现代社会变动中,面临着生存的窘迫与困境,存在的陌生与荒谬,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堂.吉诃德”。从沈从文对老湘西儿子的“笑”中带“泪”的抒写中,反映了他对湘西民族生存的日益加深的焦虑感和强烈的危机感,对其在现代社会的命运感到“沉郁隐痛”。

梦幻世界里的漂泊者——堂·吉诃德与盖茨比形象研究

堂.吉诃德和盖茨比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出自不同作家之手笔,却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全然不顾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化,以骑士精神为准则,坚定地追寻自己心中的梦想,都以失败而告终;尽管他们在追求路上所体现的精神境界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在黑暗时代里对于理想自我本体的执著追求,共同彰显了人类的生存价值。

堂·吉诃德与阿Q精神胜利法之比较

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和鲁迅笔下的阿Q是世界文学中两个不朽的典型形象，因多方面的相似性常被作比较，尤其是他们的“精神胜利法”。但是同中有异，前者属于“主观冒进型”，后者则是“内心退缩型”。本文从作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及中国和西班牙的文化根源三方面，层层深入分析比较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以让人们看到人物身上独特的民族性，以及作品所体现的民族风貌。

俗世中“堂·吉诃德”的精神之光——评梁鸿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中的梁光正形象

梁光正带着一种理想的光辉出现在梁鸿创造的人物系列中。他喜好幻想、满怀热情、乐于助人,浑身好像有着无穷的热情与精力。然而,他的一生却不断遭遇挫折,他的理想与追求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一个个破灭。梁光正就像中国化的堂·吉诃德,尽管我们对他的鲁莽、热情和失败不乏唏嘘和感慨,但他身上投射出的精神之光却令人敬佩。梁光正或许正在现实中逐渐逝去,但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珍惜。

骑士小说的戏拟之花——论《堂·吉诃德》对骑士小说的利用

《堂·吉诃德》对骑士小说不只是否定、批判,也有继承和利用,这主要表现于它对骑士小说的戏拟。《堂·吉诃德》对骑士小说的戏拟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叙事模式戏拟;二是细节戏拟;三是语言戏拟,从而彰显了骑士小说对《堂·吉诃德》的成就之功。

一个寓言——堂·吉诃德的故事

寓言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故事性,一是寓意性,而且着重在寓意,故事只是表达寓意的手段,只占次要地位。我把塞万提斯的著名长篇小说《堂·吉诃德》的同名主人公的故事说成是一个寓言,当然不是说它是概念的图解,而是取寓言的寓意这一特点,就是说我要强调的是堂·吉诃德故事中隐含着一种深刻的哲理。在总体构思上,堂·吉诃德是作者运用怪诞的手法塑造的典型形象,一方面,他在骑士制度已经成了历史陈迹的时代。

游吟在另一个世界的“诗人”——堂·吉诃德性格的冷思考

塞万提斯以不朽的神笔堆砌了一座丰碑，堂·吉诃德这一文学形象闪耀着不灭的光辉。小说以戏谑的文笔在笑料百出的故事中引人深思，而堂·吉诃德性格的复杂与多面正越来越被人津津乐道。堂·吉诃德诗人般的执着近乎疯狂，锄强扶弱的信仰．无处不显露着他陌路骑士的人文关怀。

阿Q与堂·吉诃德

任何一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有其鲜明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色彩。当这些文学作品走向世界后,便成为“又是世界性的,又是人民性的文学”(别林斯基)。而这些作品里的典型,都是世界文学画廊里的不朽形象。阿Q、堂·吉诃德便是其中之列。 阿Q与堂·吉诃德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前者诞生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后者产生于十七世纪初的西班牙。时间相隔约三百年,地跨欧亚。

文艺复兴时期的两位“骑士”——福斯塔夫与堂·吉诃德形象比较

: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戏剧中一个最完美、最逗人喜欢的喜剧形象。堂·吉诃德形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喜剧角色 ,但与福斯塔夫相比具有不尽相同的审美意义。通过两者的比较能更好地体现这两个典型形象的异同 。

《被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的译境与知识侨易

1922年,卢那卡尔斯基创作了新编历史剧《被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用文学的形式表达了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持。1930年代该剧由鲁迅和瞿秋白翻译成中文,以此反思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中国现实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翻译本身和相关问题的论战构成了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个有价值的案例。通过对该个案译境与知识侨易的分析,认为侨易学不仅可以将文学文本作为主体,更可以将整个世界文学作为理论思考的重要内容。

为了理想而战 记音乐剧《堂·吉诃德》

“去梦，无法实现的梦；去敌，无法战胜的敌；去受，无法承受的悲痛；去闯，喝退勇士的路。”当音乐剧《堂·吉诃德》激昂有力的歌声响彻剧场时，它在感动观众的同时，也引起了一场关于“理想主义”的思考。

《堂·吉诃德》二题

《堂·吉诃德》二题侯光复《堂·吉诃德》出版近４００年间，书中的主人公骑在那匹“驽马辛难得”的瘦马上，跑遍了整个世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主人公复杂的性格却引起了许多历久弥新的论争。当然，对一个不朽的文学形象存在不同的认识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