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部院堂官对下属官员的选任

清初承明制,地方官和京官皆由月选抽签产生。任用京官多称“授”,地方官任职则称“补”。但京官有不少职务需要具备专门才能的官员,于是仿效地方官选用,形成较为完备的京官题补选用体系,部院堂官选用下属司官最主要的制度就是京官题补制度。与题补地方官不同,京官题补必须为二人,即拟正和拟陪,最后由皇帝挑选一人。荐举官员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被保用的官员违法犯罪,保举者也会面临罚俸、降级等处罚。“咸同军兴”以后,朝野事务更趋繁重,内外臣僚的选官人事权皆不断提升,吏部月选范围日益缩小。

清代刑部堂官的权力分配

清代刑部是"天下刑名之总汇",刑部堂官作为部务的决策者,对本部的政务与人事两方面都负有责任。刑部堂官的人选,清初以开坊翰林为主,乾隆中期以后逐渐转变为兼用翰林和本部秋审处出身的司官。此外,刑部又形成了由"当家堂官"在部坐办看稿的行政模式。晚清当家堂官的权力愈发集中,诸堂"因其人而生权力"。除"六堂",刑部在乾隆以后还长期存在大学士管部的情况。乾隆年间的管部大学士掌握部内人事大权,嘉庆以后则逐渐虚化,对部务的干涉较少。总的来说,清代刑部"法律知识主导权力运作"的人事安排符合刑部执法谳狱工作的需要,有助于推动刑部的法律专业化进程。

天安门前话颁诏

据史书记载:天安门建成于1420年(明永乐年间),因完全仿建于南京的承天门,故亦命名承天门。其名取“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被视为皇朝承天命和敬天之首地。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承天门毁于兵火。据说,当时顺治帝进北京时,承天门只剩下光秃秃的5个门洞,上半部已荡然无存。第二年皇帝令重修承天门,1651年重修工竣正式命名天安门,一直沿称至今。

通江东汉铜洗考

四川通江县文管所收藏有一件东汉铜洗,内花铸有12字铭文,具有较为重要的资料价值。本文对此作了介绍和初步研究。

明代锦衣卫官制与职权新探

以官制完备为标志,锦衣卫的职权在成化年间基本发展成熟。缉捕谳狱及城市管理是锦衣卫堂官的首要职掌,侍卫皇帝则居次要地位。北镇抚司官专理诏狱,北镇抚司狱与锦衣卫狱是两所不同的监狱。锦衣卫处理的案件以京师地区一般犯罪居多。堂官、镇抚司官主要由兵部推选,嘉靖中叶以后,文化与司法考试是选官必经之途,从而使文臣子孙掌握卫务,锦衣卫趋于文职化。堂官、镇抚司官职掌、排序及其人选要求显示,明中后期锦衣卫的性质更接近于治安司法机构。锦衣卫官制与职权演化的过程,是明中后期文治道路的典型个案。

清代刑部之堂司关系

清代刑部的堂司关系对刑部政务能否顺畅地进行专业化运作有着重要影响。其变化从堂司之间的礼仪反差中直观地表现出来。雍正以前,司官对堂官的依附性较小,礼仪亦较简略;乾隆以后,司官对堂官的依附性逐步加强,礼仪也越发隆重。堂司之间的工作交往以日常在部时的"说堂—画稿"和堂司数人同时钦差在外审案为两个主要途径。其中"说堂—画稿"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区别。乾隆时期,同司各官倾向于自由竞争,以"说堂"为契机博得堂官赏识;嘉庆、道光以后,司内明确了固定的掌印、主稿人选,逐渐向科层制转变。而"钦差办案"总体来说是堂司官员之间形成私交的终南捷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带来一些麻烦。

清代的先行稿

清代京内衙门向外行文,一般情况下,须等全体堂官画行后,才能正式缮写用印发出。但特殊情况下,只需某一位堂官签画后就可发出,此即“先行稿”,该堂官的签发就是“画先行”。先行稿主要用于处理紧急事务及例行事件,以提高行政效率,重要事务一般并不能用此方式处理。先行稿的使用,也有着显著的弊端。一般来说,京内各部尚书或当家侍郎画先行稿的情况比较多见。

论王照

王照(1859——1933年),字藜青,号小航,直隶宁河(现属天津市)人。1891年中举,1894年中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1395年改任礼部主事。他的政治活动是从甲午战争开始的,特别是积极参加了维新运动,但史学界很少有人对其活动加以评价。王照一生的活动可以戊戎维新运动为标志,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本文试图循此线索对他的活动略加评述,不足之处,请教正。

清代的诏书与颁诏礼仪

诏,亦称诏书。始于秦,为秦汉以来天子布告之文书。《汉书·高帝纪》注载:'如淳曰:‘诏,告也。自秦汉以下,唯天子独称之。’'又《四库总目》'诏令奏议存目'中《明诏令》提要云:'考秦汉天子之语,皆谓之诏,宋以来以印玺颁天下之书,乃谓之诏'。由此可见,诏只有皇帝才能发布。

清帝大婚礼仪

有清一代,入关继统的皇帝共有十位,皇后则先后共达二十四位之多。各帝之后少则一人,多达四人,有的是废(亡)此立彼,有的则并立几个。至于'东西十二宫'的嫔妃就难计确数了,仅顺治帝,有名位的嫔妃就十五个。清代皇帝的后妃虽然如此之多。

清代的殿试

清代的殿试,和明代一样,是最高一级科举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但在具体作法上,不仅和明代有许多不同,清代的前期、中期和后期,也是有所变化的。对策殿试,在会试之后举行。

唐代“中书门下”机构建制考

开元十一年(723)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不仅是政事堂名称的改换,而且是唐代宰相制度和中枢体制的重大变化。中书门下不是中书省和门下省两省的简称,而是宰相裁决政务的实体化的'相府'。中书门下不仅有了以自己名义裁决政务的文书——堂帖与堂案,而且有了脱离于三省之外的独立的办事机构。所谓'五房'有可能是宋人对唐代制度的概括,但唐代中书门下有下属的具体承办公务的'房'和'堂后官'则无疑义。

宋代三省、枢密院首席吏人比较研究

处于宋代军政中枢机构的堂后官和枢密院逐房副承旨,政府对二职在制度要求、迁转、出职和保引等方面的规定非常类似,但对其在俸禄赏赐等方面的规定却很混乱。二职最大区别在于,堂后官有级别分化和由官员充任的现象,而逐房副承旨则没有。堂后官的级别分化与元丰改制之后三省规模扩大有关。由官员充任,则与其文职机构的性质有关。总体来说,堂后官地位略高于枢密院逐房副承旨,除了上述原因外,祖宗旧制的因袭也是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