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甲秀堂帖》刻者考

宋代《甲秀堂帖》是一部重要的书法丛帖,历来为文人学士所重视,现在尚有残卷幸存天壤之间。林志钧先生曾对《甲秀堂帖》的卷数、刻者、刻石年代等作过考订,影响颇广。然而智者千虑,或有一失,文章试对《甲秀堂帖》之刻者进行考订商榷,希望有助于法帖文献的研究。

《群玉堂帖》大字草书《千字文》浅说

《群玉堂帖》中所收录的大字草书《千字文》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群玉堂帖》的可贵一方面在于收录之精良,另一方面在于刻工之高超。《千字文》集中体现了这两个特点。此卷冠名于怀素名下的《千字文》虽非怀素手笔,但是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格调。

《澄清堂帖》中的王羲之尺牍

《澄清堂帖》,不见宋人著录,明代后期始发现部分拓本,邢侗、董其昌等人误以为是南唐后主李煜时所刻,推为丛帖之祖,名声遂显于世。明《来禽馆帖》《戏鸿堂帖》、清《清鉴堂帖》等丛帖均选刻了一部分。关于此帖的刊刻时间、地点,刻者是谁,刻帖的内容与卷数,从明到清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其中几个关键人物考证出了一些正确的结论。首先是王肯堂指出《澄清堂帖》并非南唐刻帖,'世传《十七帖》

宋拓《松桂堂帖》综论

《松桂堂帖》冯铨藏本为宋拓宋装孤本,又因程文荣《南村帖考》所载,加之传藏有绪,故受到广泛关注。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北京保利秋季拍卖会,该帖以一千零五十八万人民币成交。《松桂堂帖》冯铨藏本的墨色、纸张、尺寸、制式与《松桂堂帖》故宫藏本完全相同,《松桂堂帖》冯铨藏本所收米芾十帖亦与故宫藏本无一重复,两册皆宋拓宋装应属同一源头。今保利艺术博物馆策划,征得故宫博物院和藏家授权,由上海书画出版社推出《宋拓松桂堂帖传世两种全编》,使得两册在八百年后有缘相聚,双璧齐辉。

王衡书《簏斐堂帖六卷》内容钩沉辨析

《簏斐堂帖》是明王时敏搜集其父王衡书迹辑刻的一部丛帖,刻于江苏太仓。帖石及拓本踪迹今已难觅。本文钩沉黄崿《帖目稿》、惠兆壬《集帖目》、林志钧《帖目》等稀见帖目,拼合出《簏斐堂帖》迄今所知最全的子目内容。经过比对分析,本文认为,现藏王锡爵故居和太仓博物馆的若干王衡书帖石、拓片,是《簏斐堂帖》的遗存。

从堂帖到省札——略论唐宋时期宰相处理政务的文书之演变

以文书御天下是传统中国政治运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文书的变化经常与政治的变化相适应。堂帖是适应中晚唐政治变化而出现的宰相独立处理政务的文书类型,历经五代、两宋,堂帖也经历了向中书札子、省札的演变。这种演变凸显了君相权力之争以及君主权力对日常行政事务的日益渗透;但经由对这些文书实际运作的考察,我们也发现以宰相为首的官僚体制依然具有较为充分的权力运作空间,使得君主实际上难以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全面控制。

《戏鸿堂帖》借摹底本考

董其昌家刻《戏鸿堂帖》为明代后期著名刻帖,厘清《戏鸿堂帖》的底本来源,对研究其底本的真伪、版本等问题大有裨益。《戏鸿堂帖》的底本除董氏自藏外,还有部分底本为董氏向项元汴、韩世能、吴廷、汪景淳、陈继儒等人借摹。借摹底本现象在明后期历代丛帖中较为普遍。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宋拓《澄清堂帖》卷十一赏析

《澄清堂帖》刊刻之初声名不显,在宋人论法帖著作中,如曾宏父《石刻铺叙》、曹士冕《法帖谱系》等都无记载,宋许开刻《二王帖》,曾引宝晋斋、长沙、淳化阁、淳熙续、绛、河东薛氏、豫章、赐书堂、阅古堂、建中靖国、新安、婺、兰亭、淳熙、龙舒、爱民堂等帖十六种,也未见《澄清堂帖》的名字。

香港中大藏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

北宋初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赵光义出内府秘阁所藏历代法书,命书学士王着编次,摹勒于枣木板上,拓赐大臣,即所谓《淳化阁帖》,后世称誉为法帖之鼻祖。刻帖之风,亦随之而兴盛,皇帝、大臣、士大夫等大量刻帖,翻刻前人名迹或家藏法书。刻帖有官刻、私刻、家刻之分,亦有单行帖和集帖(包括丛帖、汇帖。

《琅琊帖》源流考——兼論《澄清堂帖》邢侗及各家藏本的一些問題

本文在分述《琅琊帖》內容及其鐫刻的基礎上,考釋了《琅琊帖》底本情況,論述了《澄清堂帖》邢侗藏本及其他藏本的遞藏源流。

《绍兴米帖》考略——以徐郙旧藏南宋拓本为例

一、概况宋《绍兴米帖》,又名《宋高宗刻米元章帖》。米芾书,十卷,绍兴辛酉(1141年)南宋高宗赵构命以内府所藏米芾墨迹摹勒上石而成。辑刻米芾个人法帖历代经久不衰,宋代有《英光堂帖》、《松桂堂帖》;明代有《瑞墨斋米帖》、《来仪堂帖》;清代有《白云居米帖》、《月虹馆法书》、《清芬阁米帖》、《贯经堂米帖》等,而历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南宋刻帖研究

两宋时期,随着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开始有了大规模的刻帖出现。南宋,官私刻帖规模越来越大,遍布全国,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成为历史上保留书迹最重要的资料宝库之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家博物馆藏南宋刻帖如《淳化阁帖》《大观帖》《澄清堂帖》《颜、柳、白、米四家法帖》等,雕刻精美,下真迹一等,从中可以管窥两宋刻帖的兴盛。

《白云居法帖·米跋》辨伪——读帖偶记

《白云居法帖》为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的作品。是帖有十卷本,系清代嘉庆初年旌德姚学经据明·陈继儒《来仪堂帖》刻本集摹。清·钱泳在《履园丛话》卷九《伪法帖》碑帖门伪法帖一则中记述: "吴中既有伪书画,又造伪法帖,谓之充头货。旧有《含翠亭》伪帖,以宣城梅鼎祚《真娘墓诗》为米南宫诗。后有"元丰壬辰米芾书"字样。考元丰纪元,始戊午,终乙丑,而无壬辰,其为伪迹可知矣。……嘉庆初年,有旌德姚东樵者,目不识丁,而开清华斋法帖店,辄取旧法帖、假作宋、元。

大小《晚香堂苏帖》考辨

清乾隆间姚学经撰辑《晚香堂苏帖》,世俗因其沿袭明陈继儒《晚香堂苏帖》之名,故多有贬抑。张伯英对其刊刻时间及内容均提出异议,经比勘,事实并不尽然。其一,帖中崇祯年款是可信的,乾隆间姚氏本为姚学经将其曾祖父、祖父旧版翻刻,并以其旧制撰辑续镌而成。其二,帖中伪书多有与《玉虹楼法帖》相同者,皆以董其昌临苏书为底本刊刻。其三,帖中除张伯英所云五种苏书外,至少仍有四种为苏书。因此,后世对于姚氏本应有客观公允的评价,姚氏本对于苏书的传播亦应有其存在的价值与合理性。

天下第三行书——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帖》沉浮记

苏东坡的书法自成一体,造诣精深,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为"宋四家"。苏东坡曾说自己的书法"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也曾自言"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与之齐名的黄庭坚则以钦慕的口吻赞叹说:"至于笔圜而意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

近代碑帖学的兴盛

自嘉道之后碑学兴盛,而近代的书法是承清末碑学之绪而更为兴盛。碑学从广义来说,是与研究钟鼎吉金文字相对而言的。凡刻在石上的字,如石鼓、碑志、摩崖及其他刻石等碑石上所刻的文字,研究其年代原流体变的,叫碑学。与碑学有密切关系的,是金石学。金指金属器物上铸刻的文字;石指石刻拓印的文字。研究金石上的文体源流年代演变之学,叫金石学。这里不谈广义的碑学,而只谈狭义的碑学。挟义的碑学,是指研究碑石上的文体。清末的阮元菩研经室论书,创南北书派之说,泾县包世臣著安吴论书,继其统。而康有为所著《广艺舟双楫》,更力主尊碑而轻帖。可见,他们多站在北派立论。

“法帖之祖”摭议

“法帖”既指一切刻帖,也代指北宋《淳化阁帖》。“法帖之祖”,涉及《淳化阁帖》之祖刻与刻帖之祖两个问题。《淳化阁帖》实乃独立于其他刻帖的一部集刻,并非刻帖之祖。隋之《开皇帖》、唐之《十七帖》及南唐之《保大帖》,皆早于《淳化阁帖》,法帖出现的时间上限至少在隋唐时期。《澄清堂帖》为南宋时物,《升元帖》则为南唐李后主以其祖父烈祖年号来命名的一部刻帖,两者与《淳化阁帖》均无承继关系。

“墨池堂”本《芜湖县学记》考

明代章藻所刻《墨池堂选帖》收有题为"米芾书《芜湖县学记》"一帖,然而此《学记》并非出于米芾所书原石拓本,而另有出处,系万历年间的"集字本"。

论日本小川氏所藏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为摹本

现藏于日本小川氏手中的《真草千字文》墨迹,曾先后归日本某游化僧人、江马天江（1824—1901）、谷铁臣（1822—1905）、小川为次郎（号简斋,1851—1926）所藏[1]。1879年,谷铁臣将其送交日本京都“古代法帖展览”。1912年,小川为次郎购得此卷并于年底影印出版。民国初年,罗振玉影印《真草千字文》墨迹出版,此卷墨迹在中国遂广为人知[2]。在《真草千字文》墨迹公布于世之初,便有针对此帖的不同看浅有以为智永真迹者,有以为出于唐人之手者,这种分歧一直延续至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