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堕民坊绍兴“三埭街”的变迁

堕民是历史上的区域性贱民,历史上的堕民群体主要分布在浙江境内,人数最多时曾达5万人,其中有六成散布于绍兴府下辖各县。绍兴城内的堕民在明朝中期被集中迁徙至千秋坊居住,该地是有文字记载的最大的堕民聚居区,又被称为三埭街,其内部又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小社会,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移风易俗,三埭街和外部社会的隔阂渐渐消失,但仍能在旧址找到堕民坊的遗存。现通过查阅文献和实地调查,研究三埭街的堕民文化及其对街坊建筑风貌的影响。

堕民的起源与形成考辨

长期以来,关于堕民的起源众说纷纭。笔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重新解读文献记载,提出自己的观点:堕民的起源与于越族有着文化上的渊源关系;他们原以巫业为生,沦为贱民有一个过程。宋后堕民的社会地位边缘化,明代被地方政府贬入丐籍而正式沦为贱民,而"门眷"特权的形成则标志着堕民阶层的稳固。

绍兴堕民阶层的境遇新论

本文以实地调查为主要依据，结合支书记载，重新评析堕民旧时的境遇。认为堕民在经济上并不比小农悲苦，其生存压力较小农轻；主体社会对这个阶层歧视但并不鄙弃。本文重点分析了堕民与其主顾的关系，认为堕民对其主顾是寄生性依附，主顾对堕民在某种意义上视为“准亲戚”，双方绝非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

绍兴堕民服役权“门眷”的田野调查

堕民是一种广布于浙东地区的区域性贱民。他们在四时八节和喜庆场合为平民提供约定俗成的讨彩头性质的服务。这一服务行业是他们的特色职业。这一服务行业最迟在清代乾隆以来已发展成堕民对平民的寄附特权,平民无权拒绝堕民之服务选择。俗称这种服役权为“门眷”、“门户”或“主顾”。这种服役权也成为堕民的支柱产业,不仅可买卖、租赁和继承,甚至比房产、土地还看重。堕民服役权“门眷”的形成很可能是自发的,已发现的文契中找不到与官府的联系。堕民的服役权“门眷”与绍兴的“野和尚”、“野道士”的服役权“门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堕民服役权还受各地民俗生活和经济水平的影响。解放以后,堕民服役权“门眷”随之丧失。

宁波慈城堕民暗语探析

堕民是明清以来生活在江浙一带的特殊贱民。过去有关堕民的史料记载和研究论著都没有涉及堕民的特殊语言。文章从横向比较和纵向溯源两个角度探讨了宁波慈城堕民暗语的词形特征和语义构成。

社会变迁与浙东堕民的解放和消融

自清初以来,统治者多次下令解放堕民,但在传统等级制度和等级思想的禁锢下,堕民无力也不愿改变自己的寄附处境。直到近代以来,堕民地位才有所改善。但真正得到解放并消融于社会,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堕民的解放和消融始终伴随着社会变迁,这是笔者在对浙东堕民遗存长达十年的田野调查后得出的结论。

堕民与绍兴戏曲关系考

绍兴的戏曲传统绵长,这与绍兴"无戏不成俗"的地方文化密不可分。绍兴的地方戏是在为民俗生活服务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用最大的是堕民。堕民,并非乐户,以为平民家四时八节和人生礼仪提供趋吉避邪服务为生。在趋吉避邪服务中,堕民为达到娱神娱人目的,逐渐戏化仪式,融入戏曲成分,推动了地方戏曲的形成、传承和发展。这是笔者对堕民长达十年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得到的结论。

越地堕民与鲁迅国民性中的奴性批判

鲁迅一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从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到弃医从文转向解决国民性问题的行动,鲁迅对国民性中奴性批判的深度与韧劲至今无人能及。对越地堕民奴性人格的认知和思考是鲁迅国民性中奴性批判的极致与原点,通过对堕民的奴性分析,以及鲁迅作品中奴性形象的展现与理性批判,可以寻找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原点。鲁迅在越地堕民中发现了人性中最卑劣的奴性,也在堕民中发现了奴性中潜在的抗争力量。

浙东“堕民”采访记

一上绍兴(时间:1948年2月1日至18日) 一、前言江浙一带的“堕民”,虽与平民(汉人)毗邻相处,然风俗习惯殊异。数百年来,他们被摈出历史圈外,为人所遗忘,即中国民族学者如林惠祥、宋文炳等著作中,亦无从找到有关于他们生活与史实的记载。一九四七年秋间,偶与人类学家吴定良教授话及中国少数特种民族问题,以迩近学者对于苗、瑶、僮、佤、黎、傈傈、畲、傣诸族作深入考察与研究为喜,然独对“堕民”

浙东“堕民”起源考

在浙江省宁波、绍兴一带,过去存在着“堕民”这个阶层,他们又有“惰民、惰病、大病、大贫、丐户”等别称,元代时则称为“怯怜户”。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在解放前却受到极端的歧视,某些方面类似印度的贱民。“堕民”究竟起源于何时?正史上并无记载,我们只能在明人的著作中找到一些片断。祝允明在《猥谈》中提到“奉化有所谓丐户,俗称大贫,聚处城外,自为匹偶。”他们“原是宦家。因罪被杀,将其家属籍隶教坊。

想起了“坚守的堕民”

中国历史上,底层的平民百姓向来是最没有尊严的。但从宋元起,直至明清,民国,浙江东部一直存在着一个叫做＂堕民＂的阶层,这个阶层比平民地位更低,看上去更没有尊严。

《欲望如烟》中的"堕民"

本文从《欲望如烟》对"堕民"形象的塑造入手,初步探讨了沈贻炜先生新作的文化底蕴与艺术魅力。文章指出,作为一部反映清末社会动荡的历史小说。它将历史透镜的聚光点投射到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堕民"身上,对"宏大叙事"模式的突破,成为其个性化叙事得以充分展示的前提,显示出作家在处理历史题材创作时的独到之处;在表现手法上,作家将历史的真实与自我人生的经验与顿悟结合,塑造出一批生动可感的人物形象,达到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高度统一。在贱民问题正逐渐被中国人驱逐到历史记忆深处的今天,这部小说的文化含义尤其值得重视。

论堕民的老郎菩萨信仰

堕民乃宋以来江浙沪地区的区域性贱民,堕民艺人将老郎菩萨奉为祖师爷。堕民聚居区均建有老郎庙,堕民于老郎菩萨生日均举行隆重祭祀仪式,以演剧酬神。堕民艺人演出时,携带老郎菩萨,恭奉有加。堕民艺人有违规行为,也以老郎菩萨的名义予以处罚。老郎菩萨之所以被附会为唐明皇或翼宿星君,是因为堕民欲假借帝王乃至天神以自重。

论堕民的内婚制及其向外婚制的蜕变

堕民的婚姻尚无专文予以论述。以往著述涉及堕民婚姻时,仅以良贱不婚、堕民自相配偶的内婚制概述。本文从《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寻找良贱禁止联姻的法律根据,以具体的案例探讨堕民自相配偶的内婚制乃天经地义,平民与堕民联姻实行外婚制则以沦为贱籍严惩。民国以后,平民与堕民的内婚制禁忌开始打破,直到改革开放后,良贱禁止通婚的外婚制的坚冰才彻底消融。

关于《鲁迅全集·我谈“堕民”》的注释

值此新版《鲁迅全集》注释、出版工作进行之际，将1958年版全集第五卷《我谈“堕民”》一文注释中的几个问题，写出来供有关同志参考。 （一）鲁迅在文中讲堕民的来历，提到现代作家唐瞍所引用的《堕民猥编》一书的说法．并把该书误写为《堕民猥谈》，注释（2）就此所作的说明是：“按《堕民猥谈》原文作《堕民猥编》，作者不详，明朝祝允明《狠谈》中亦有关于堕民的记载，可能即是此书。

堕民与乐户关系考辨

堕民和乐户都是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制度中最底层的被压迫、被鄙视的社会群体。江南(浙江地区)的堕民和北方(山西、陕西等地区)的乐户,虽相隔千里,但在社会属性、音乐行为(音乐文化特征)等方面,有着较大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缘于乐籍制度,堕民和乐户是这种制度下的地域性称谓。

浙东堕民与戏曲

生活于浙江东部地区的堕民,因地位卑贱,不得从事"士农工商"四民所做的行业,只能为所依附的门眷红白之事服务与在地方的迎神赛社、祈禳行傩的活动中承担演艺的事务。因而他们大都有着较高的吹拉弹唱的艺术修养,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了戏曲演员,对于绍兴乱弹、调腔、滩簧等剧种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

漫话绍兴堕民

堕民,又称惰贫,绍兴地方志也称乐户、丐户,绍兴老百姓习惯上称男性为大贫、堕贫,女性为老嫚,未婚女孩为鳗线(鳗与嫚谐音,鳗线即小鳗),他们世代为固定主顾(绍兴人为区别于一般含义主顾,把顾读成 kū)做特定的服务(狭义上的堕民业),是被人歧视的贱民阶层。绍兴曾是堕民的最大聚居地。

越地民间吹打的堕民文化现象研究

越地民间吹打自古盛行,早在春秋就村村建庙、庙内搭台、鼓吹百十、大吹大擂。这一极具代表性的人类文化活动如此兴盛,与集聚在这一地区的堕民群体不无关系。堕民作为吹打活动的重要主体,无论是对民族器乐乐种的发展,还是区域文化的建设与传承均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越地民间吹打活动的考察,理清吹打堕民的生成与历史嬗变,探寻地方礼俗、民间信仰等生态环境对堕民文化形成的重要影响,客观而历史性地认识、解读越地吹打的堕民文化现象。

我谈“堕民”

在六月二十九日的《自由谈》里,唐先生曾经讲到浙东的堕民,并且据《堕民猥谈》之说,以为是宋将焦光瓒的部属,因为降金,为时人所不齿,至明太祖,及榜其门曰"丐户",此后他们遂在悲苦和被人轻蔑的环境下过着日子。我生于绍兴,堕民是幼小时候所常见的人,也从父老的口头,听到过同样的他们的所以成为堕民的缘起。但后来我怀疑了。因为我想,明太祖对于元朝,尚且不肯放肆,他是决不会来管隔一朝的降金的宋将的;况且看他们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