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堕胎与反堕胎争议的人权法分析

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以联邦判例法形式确立了美国妇女的堕胎权。但自该案后,美国反堕胎主义者在该国各地组织了各种声势浩大的反“堕胎合法化”抗议活动,采取各种手段阻止女性堕胎,最终促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决否定了美国女性受联邦宪法保护的堕胎权。美国妇女堕胎权宪法保障的丧失是美国堕胎与反堕胎力量持续斗争的结果,也是不同话语竞争的结果。在人权理念影响下,美国反堕胎主义者逐渐将宗教话语转化为“胎儿人格理论”“堕胎有害论”等人权话语,并获得了精英阶层的广泛支持,当胎儿生命权与妇女隐私权发生冲突时,法律更倾向于保护胎儿利益。在此影响下,各种反堕胎立法在联邦与地方不断涌现,也最终促成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判例。但该案的宣判并不意味着纷争的结束,围绕堕胎权问题的争论恐将一直持续。

美国堕胎争论的伦理反思

202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罗伊案中确立的堕胎判例,这立即在美国引发了激烈的法律和伦理争论。探讨了此裁决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法律变迁,强调了堕胎争议中自主权与生命权的核心冲突。指出尽管自由主义社会倾向于强调个体选择的权利,但堕胎的道德与法律问题并未因此得到解决。各方除了继续产出精致缜密的修辞,似乎没有取得大的成效和共识。这种以个体为中心的道德观念可能导致社会对重要伦理问题的深入讨论和共识形成上的缺失。因此,呼吁更多关注于如何通过群体叙事和文化价值来塑造和理解堕胎的道德语言,以促进更广泛的公共道德对话。

朱名宸中西医结合治疗堕胎不全一则

人工流产是指妊娠不足12周,以手术终止妊娠来补救避孕失败的有创性操作。一般妊娠小于10周行负压吸刮术,但因手术的不可视性,会出现不全流产及漏吸情况。西医治疗不全流产以宫腔镜手术及口服西药为主,如复方短效口服避孕药、米非司酮、黄体酮等[1]。手术治疗进一步损伤子宫内膜,易出现月经过少、宫腔粘连甚至继发性不孕等并发症。不全流产属中医“堕胎·胎堕不全证(堕胎不全)”范畴。中西医结合治疗相较于单纯的中医或西医治疗效率更高。

朱名宸中西医结合治疗堕胎医案举隅

该文回顾分析朱名宸教授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堕胎医案1则,旨在探讨中西医联合治疗堕胎的疗效及诊治思路。

堕胎小产的源流

系统梳理历代重要医籍,对堕胎、小产的源流进行考证。自秦汉至明清对妊娠胎儿流产的认识逐渐清晰。将其病因病机整理概括为禀赋不足、气血亏虚、房事不节、情志不调、起居不慎、瘀血占位、饮食失宜等7类。将治法概括为补中益气法、凉血补虚法、补血益气法、理气散瘀法、补肾安胎法等5种,以期方便查阅及指导临床。

美国极化政治中的堕胎权与最高法院——基于多布斯案的批判性考察

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了轰动全美乃至全球的多布斯案。在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赋予女性堕胎权的罗伊案先例,剥夺了女性享有的堕胎权并将堕胎的规制权重新交还各州。尽管美国最高法院多次重申其推翻罗伊案、否定堕胎权完全符合“文本、历史和先例”这一美国宪法的决策过程,但法律话语无法掩盖多布斯案背后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间围绕着堕胎权的政治斗争及其间愈来愈极化的党派政治,亦无法掩盖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以司法案例贯彻共和党政治策略之实。此外,多布斯案作为一个完全政治化的判决,不仅使美国的堕胎权争议步入了更为激烈和极化的多布斯时代,而且超越政治领域给美国的公共和私人生活造成了诸多恶劣影响。

对基于生命自主权的堕胎论伦理辩护——从德沃金价值整体主义出发

堕胎既是有关生死,也是有关人与人关系的议题。德沃金为它提供了颇具说服力的伦理辩护:堕胎辩论的核心是生命的神圣价值,关键在于保障人们拥有生命的自主权。然而,批评者质疑,德沃金的辩护是无力的。这种批评陷入了当代道德哲学的困境,而这正是德沃金的价值整体主义所志在解决的问题。具体到德沃金堕胎辩护的伦理反思,生命的神圣价值的诠释问题可以通过伦理原则与康德定律的解释性工程加以解决,生命的自主权蕴含的自由限度问题可以通过能力控制原则的考察加以解决。因而,以价值整体主义为基底堕胎辩护是合理且融贯的。

生命派与选择派的博弈——以美国1983年阿克伦市“堕胎案”为观察视角

1983年阿克伦市“堕胎案”作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转变堕胎立场的过渡性案件,反映美国政治趋于保守的同时,也展现着生命派与选择派围绕女性堕胎权进行的政治博弈,双方围绕1978年阿克伦市堕胎管理条例的合宪性问题的激烈辩论无疑加重了美国堕胎问题的政治化。虽然联邦最高法院否决该条例的大部分条款,但是试图取代罗伊案判决原则的“不适当负担”标准同样被首次提出,并在日后成为指导联邦最高法院处理堕胎案的理论依据达30年之久。除此之外,阿克伦案也是反堕胎力量由依靠法律途径转向采取暴力方式反对女性堕胎的导火索,暴力反堕胎事件在该案宣判后不久便急剧增多。阿克伦案对解释当今美国堕胎问题纷争,探究罗伊案和凯西案被推翻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英国《1967年堕胎法案》的出台及其影响

受宗教、社会环境、法律传统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英国历史上一直对堕胎持禁止态度,结果却将那些急于寻求堕胎的人引向了非专业医疗人员,使产妇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大提高。随着女性对堕胎合法化的诉求、社会观念的变化、医学技术的进步,英国要求堕胎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成立伯基特委员会进行调查,在伯恩案的推动以及堕胎法改革协会的努力下,1967年6月,英国议会最终通过了自由党议员大卫·斯蒂尔提出的医疗终止妊娠法案,使医学范围内有条件的堕胎合法化。《1967年堕胎法案》的出台保障了英国女性的身心健康,完善了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法案仍有很多需要继续完善的细节,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从拉美堕胎合法化看待女性赋权问题

近几年来,平权运动成为热点话题,在拉美地区,虽然有宗教等各方面的阻遏,但部分地区仍通过平权运动实现了堕胎合法化,所以本篇文章将从拉美堕胎合法化出发,进行女性赋权课题研究,再进一步探索不同于拉美地区的国内堕胎及女性赋权问题。

多布斯后的堕胎权保护:权利话语与义务话语的平衡

堕胎辩论的背景下,人权话语的要素在现代是普遍的、主要的和两极分化的。与此同时,近几十年来,义务、承诺和责任的论述不断加强,尤其是在家庭法中。在 Dobbs 案的背景下,这些新话语在整个现代堕胎辩论的讨论中明显缺失。本文试图通过区分怀孕是由自愿性行为还是非自愿性行为所导致的,来弥合这些新话语与堕胎背景之间的空白。这一观点可以被认为是对 Roe 案的部分复兴,它至少在规范地解决堕胎问题方面是有价值的,从而在妇女堕胎权利话语与义务话语间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

中国古代堕胎考略

中国见于史书记载的堕胎行为从汉代就开始了,并且形成三种堕胎技术。唐宋以后,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堕胎在一些地区出现了普遍化倾向,导致堕胎的公开化和职业化。但由于传统重生育、反堕胎观念的存在,堕胎技术一直受到歧视,得不到完善,人们为此付出了长期的血的代价。

19世纪美国反堕胎运动的权力争夺与种族因素

19世纪下半叶,美国中产阶级妇女为了摆脱无节制生、养子女对身心的折磨及束缚,率先以避孕及堕胎的方式来控制生育,其中堕胎逐渐成为妇女控制生育的重要方式。然而,职业医师认为堕胎导致美国白人妇女生育率的下降,于是发起反堕胎运动。他们一方面利用科学和道德话语面向公众,尤其是女性推广其反堕胎理念;另一方面游说地方各州的立法机构,以立法的形式"监管"和"惩治"妇女的堕胎行为,促使美国由胎动期前堕胎合法的国家转为堕胎违法的国家。然而,反堕胎运动的背后蕴藏着职业医师追求权威地位和经济利益的行业诉求,亦体现了以美国中产阶级职业医师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族裔本土白人对社会转型时期人口-种族结构失衡、社会道德滑坡等问题的应对。

试论美国妇女争取堕胎权利的斗争

美国60年代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为妇女争取堕胎权利运动奠定了政治基础。19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罗诉韦德案中作出判决,妇女拥有决定是否生育的宪法权利,堕胎是妇女的隐私权。这标志着美国妇女争取堕胎权利的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罗诉韦德案后,主张维护妇女堕胎"选择权"的自由派与保护未出生胎儿"生命权"的保守派之间的较量更为激烈;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持赞成或反对堕胎的立场,使妇女争取堕胎权利的斗争变得错综复杂。

罪与非罪:堕胎在20世纪的中国

堕胎在20世纪的中国罪与非罪的历史是法律移植的产物。堕胎罪是20世纪中国法治进程的一个缩影,它可以折射出中国法律近现代化所存在的问题,即法律受到了意识形态、外交因素等的过多影响。同时,它也反映出了近代法律人急躁冒进的心态。

中美妇女堕胎现状比较研究

以中美两国的堕胎现状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堕胎在两国的基本情况、形成原因以及对两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旨在引起人们对堕胎的关注,慎重对待这一社会问题,多一点对社会及生命的责任感。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两国在堕胎问题上的认识有很大的差异,美国因宗教和政治介入使堕胎脱离了其本质的意义,并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中国,堕胎作为一种人流手术,其对妇女的危害性却逐渐被淡化,越来越多的未婚年轻女性堕胎违背了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初衷。总之,堕胎问题在美国引起各方争议,具有不可调和性,而在中国基本上能形成共识,不具有争议性,但对女性健康以及青少年性教育的关注促使国家采取进一步的补救措施。

当代女大学生堕胎现象的生死哲思——基于广州地区大学生的调查分析

近年来女大学生堕胎事件屡见不鲜,这反映大学生在恋爱观、生命观、价值观等方面出现严重偏差,这种偏差突出表现为他们对待生命问题的冷漠态度以及追求情感生活的个我享受。"堕胎"现象所体现正是一种残蚀理性下的暴力。因此,开展生命教育,大学生们的生命责任意识才能得以触发,生活的真实品质才能得以提升。

学生堕胎:拷问中国式性教育

当年幼的孩子步入青春期,就意味着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大门,虽然眼中的世界依旧精彩,但是他们已经学会思考。伊甸园里那个能辨识善恶的苹果,想是这个时候被偷食的,不然亚当、夏娃吃后怎么会因彼此衣不遮体而顿感羞涩。同懵懂的孩童相比他们显然有了较强的性别意识,然而正是这种性别意识让处在青春期的青少年被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事实上尽管他们兼具儿童和成年人的某些特点,但他们既不是儿童,也不是成年人,而是经历着人生从生理、心理和社会性全面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花季也好,雨季也罢,总之这是个多情的季节。当女生出现月经,乳房渐隆,男生声带变粗,夜间遗精,青少年的性意识也开始萌发。他们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异性的吸引,希望更深入地了解异性,然而果真这么做的时候得到的却是周围人群的压制与嘲讽。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往往因为得不到科学的指导而陷于迷惑、焦虑或冲动之中,而一旦这些对自身缺乏正确认识的青少年失去了控制能力,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论堕胎权的合理限制

生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包含着堕胎权。堕胎权的确认是妇女运动的进步,有利于妇女从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对堕胎权的适当限制可以促进堕胎权的发展,但是不适当限制也有可能加重或者侵犯妇女的合法权益。文章从堕胎权的概念出发,分析了中国有关地区地方性法规对堕胎权限制的不合理性,提出适当的限制堕胎权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致,但是应当注意比例原则,侧重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并且应当综合运用多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