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早期开发与有关问题(一)——《尧典》中“三危”“三苗”的考古学观察

讨论敦煌早期开发,绕不开《尧典》“窜三苗于三危”。从孔子编《尧典》与性质可知,“三危”出自神话传说,与“帝尧”所控疆域无关。近年陶寺古城、石家河文化分别被学界公认为可与“尧都”和“三苗”对应。从考古学角度观察,“帝尧”数百年间始终偏居于晋西南一隅,据《尧典》而索三危必然无解。而“三苗”在与中原地区王湾三期交流的过程中被后者融合、替代。《尧典》所言“窜三苗于三危”本就虚妄,依此索骥,无异于缘木求鱼。

关于《古文尚书音义》窜改离厄的分析与思考——以敦煌残本《尧典释文》与今本的异同比较为例

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是一部文字、音韵、训诂的资料宝库,其语言学和文献学价值巨大,但在流传刊刻中,几经离厄,《经典释文·古文尚书音义》尤甚,被窜改得面目全非。参考一些清儒的校勘考据,通过敦煌写本《古文尚书音义·尧典》残卷与今本释文的比较,分析其离厄窜改的原因、概况、所依据的原则及其影响等,并对《古文尚书音义》的整理提出几点思考。

《尧典》与甲骨卜辞的叹词“俞”

考察了甲骨文中的叹词"俞"和先秦《尚书》中的叹词"俞"的情况,先秦其它古籍少有"俞"这个叹词,由此可证《尚书》之《尧典》来源很古。

《尧典》的真实性及其星象的年代

《尧典》的成书年代历来有争议,殷墟甲骨文的相关记载表明《尧典》确实保存了商代以前的天文历法知识。至少在战国以前,《尧典》已有了流传较广的定本。《尧典》记载的四时星象是"昏中星"。以往中外学者使用赤道方法计算《尧典》星象的天文年代,然而西汉以前盛行盖天说,采用赤道方法并不适宜。今据有关文献记载,采用地平方法复原《尧典》昏星赤经,求解其年代距今4200多年,与传说中的尧帝时代基本符合。

《孟子》尧舜故事与《尚书·尧典》的流变

通过对《孟子》中尧舜故事的考察,可以发现孟子时代《尧典》与西汉时代有很大不同,其文字信息要多于西汉今文本,内部结构、叙事顺序也有不同。《孟子》引述的舜故事多数与伏生本《尧典》相关,且战国、秦汉时代文献引述的舜故事,也多在伏生本《尧典》叙事时限之内,故战国时代若存在一篇《舜典》的话,它要么不为多数学者所知,要么混杂在伏生本《尧典》之中。《孟子》的引述间接指向的那个《尧典》当是一个很主流的本子。这说明,在战国中期,齐鲁地区《尧典》的主流版本与伏生本《尧典》不同。今本的顺序,从西汉司马迁的祖述及刘向的校书分析,至迟在战国晚期已经出现了,而且是邹鲁儒生的主流版本。

论《尧典》为史传之祖

今文《尚书》之《尧典》叙述尧观象授时、举贤任能、巡狩四方等事迹,树立了高大光辉的明君形象。从其材料来源、思想观念、语言形式及战国典籍的征引等多方面来看,《尧典》应编成于春秋时期。其编者应是孔子,春秋时代官学下移、私学兴起,讲史之风盛行,孔门以讲史教学,故孔子有编辑旧史佚闻之举。从文体方面来看,《尧典》以人物为中心,以事件为骨干,与《商书》、《周书》誓、命、训、诰诸体差别较大,具备了"传记"的诸种因素。

古代冬至观念与《尧典》历象的岁始岁终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用圭表观测日影,发现了冬至现象,并进而认识到,作为年与年之间的终始交接点,冬至具有阴极阳生、终而复始的特性。这种知识性的认识是制订历法的首要依据,又被概括成哲理信条,尊奉为天道,成为一种自然法则;战国后期到西汉初,已普遍行用昼夜百刻制、十二时辰制及四分历,星占术以内行星晨始出东方标示冬至时辰,历家则测得二十八宿赤道距度值与二十四节气太阳所在赤道宿度表,又运用分数算法,从冬至之日划分出冬至时刻,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的基本概念,使古代冬至观念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古人认识冬至是一个逐渐趋于精确的过程:仲冬→仲冬之月→冬至之月→冬至之日→冬至时刻,这些认识成果分别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严格的区别。以此观之,《尚书·尧典》所述的测时方法,诸如辨识物候、星象、斗指,计量漏刻及观测日出方位等,都仅能测得一个时段,其纪时方法也仅能识别四季,因此没有规定一年以何时为终始,年与年之间处于循环无端的模糊状态。这一口传史料在形成文字时使用了一些后世的词语,附会之言亦在所难免,其历年长度数值"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则属于战国以后的认识。这就需要对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认识加以辨别,如果用后世知识去改写这种初始文化,就无法认识其中所蕴含的特有的思想意义,也不利于认识其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和哲学。

推原治道——程伊川《尧典》解引义

程伊川《尧典》解是其《书解》中比较完备的篇章。伊川认为,"治道"之成始于尧。其根本即在于尧之治理本于客观法度,由此形成的典常法则足以垂宪后世。要而言之,本于"义理"所安以为治,明用俊德之人乃为治之先,治理的目的在于"正家",分官设职,明确政治责任,选贤与能。它们勾勒出了华夏治理之道的基本规模。

《尧典》之观象及其传说产生时代

《尚书·尧典》所记四"平秩(在)"句乃观象授时之说,而与农事无关,其所载之"宅南交"与"宅朔方曰幽都"亦为互误。《尧典》年代当远出刻有"四方名"的甲骨文与《山海经》的同类记载之前,而非因袭后两者。因刻有"四方名"的甲骨文时代属于商王武丁时期,所以《尧典》所记传说产生之时间,最晚应在商代中期。进而可以肯定,至迟在商代中期,中国已有关于四仲月"厥民某"以及通过观天象来确定二至二分的传说。

《尚书·尧典》“诗言志”与“诗歌(乐舞)演绎天道”考论

《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的本意为诗歌(乐舞)是演绎"言说"天道(天时)的;诗歌(乐舞)乃古代在社坛(明堂)这样的"神圣中心"所举行的季节性仪式诗歌(乐舞),与月令政治相应;《尧典》中的"诗言志,歌永言"云云是对《商颂》等仪式乐舞所作的理论概括;《商颂》乐舞称"万舞",行于明堂,而万舞正是可以演绎"天道"的历法舞蹈;随着明堂月令制度的瓦解,与之相应的明堂诗歌(乐舞)演绎天道的传统也随之消亡。但在后世浓重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氛围中,诗歌(乐舞)言"天意""天道"之说不绝如缕,又以诗歌(乐舞)言"圣人之意""圣人之道"得到曲折传承。

尧典四星何时有——试论中国人在7400年前的天文观测活动

2500年前,孔子把收集到的古代历史文献汇编在一起,名之日<书>,后世又称这部文献汇编为<书经>或<尚书>.在现存的<尚书>中第一篇文章是<尧典>,在<尧典>里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四颗恒星与历法的关系,故尔称之为"尧典四星".<尧典>讨论的另外两个问题是治理洪水和寻找接班人.

论《尚书·尧典》之生成及其文体功能

最初的"典"体生成于殷人的贡典制度,主要是书写对祖先神灵的祝告之辞和先王先妣的祀谱和庙号。周人将礼乐法度上升到了"典"的神圣地位,并将先王先公有教益和借鉴意义的话语也称之为"典"。而《尧典》是春秋时人出于制度的焦虑,为王者未来的实践行为建构的一部理想性的行政法典,体现出了迥异于商周其它"典"体的叙事性文体特征。

上古汉语词义是上古文献写成时代的重要依据──以产生时代分歧最多的《尧典》为例

从上古汉语词义学角度研究上古文献的写成时代 ,同时用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词语、词义作综合比较 ,会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据此研究《尚书》中的《尧典》,其大部分词语和词义是春秋战国时期的 ,那么《尧典》也应该写成于春秋战国时期。

《尚书·尧典》“陟方乃死”解

本文为作者关于《尚书》“陟方乃死”及《史记》舜崩苍梧葬九疑记载的考辨。文中夹注“见下”、“参看”诸语及缺字为原稿所有。

从“观厥”“厘降”卦变大义看尧邦父宗法的传播——《尧典》父宗法之《周易》新解

华夏父宗法发达轨迹何在,是礼法史上一大悬疑。《尧典》"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沩汭"的研究,《楚语》、《海外西经》的释读,考古文献训释揭示,帝尧"观厥"之命旨在传播父宗法,其易象是《观》卦变为《颐》卦,《颐》的内卦象同宗年龄相差不大的二女。舜以"厘降"行尧令,而且基于震卦认知,他连属《家人》与《恒》卦,完成了帝尧传播父宗法之令。父宗法的传播与发展是尧邦秩序的坚实基础。

论《尧典》的演述与制作

《尧典》文本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其生成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书写阶段与写制阶段。在前书写时期,《尧典》"文本"主要通过规谏、傩戏等仪式演述而得以流传,并且,《尧典》的内容很可能是以"断片"形式存在,这些"断片"之间是游离的,其时完整的《尧典》文本极有可能并没有出现。在《尧典》文本的"聚合"过程中,伯益应该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可以说早期《尧典》文本形态是伯益奠基的。西周昭、穆时期出现大规模的文献活动,《尚书》的基本架构亦即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的划分大约在这个时期完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尧典》才得以进入写制时代。因此,《尧典》可确认为西周中期文献,然而《尧典》在此后的流传过程中其文本也存在一些变化,很可能直到汉代才完全定型。

《尧典》研究例

《尧典》是《尚书·虞书》的首篇。它是概述上古民主禅让王权政治的最早篇章，具有卓越的史学意义和文学意义，是后代史传文学的光辉典范。今《十三经注疏》本《尧典》由西汉孔安国传解，唐孔颖达正义，其开篇有“尧典第一”四字，正义认为是后人加的。继而有“虞书”二字...

《尧典》中的和谐伦理思维范式研究

《尧典》以顺天应人为指归,以求融通、致中和为基本旨趣,以一种不阔、不迫的叙述与记言互错的表述方式,将还在孕育萌芽时期的以中和为核心内容的中华伦理思维付诸于有形之器;潜在地蕴含了治政、族群、刑罚、文艺、天人等一系列朴素的伦理思维范式。后世政通人和的政治诉求、协和万邦的睦邻关系、"囿过无大,刑故无小"的刑罚主张、"志尽而不怨,辞顺而不谄"的文艺发展观以及天人合一的哲学伦理思维,无不受其沾溉。

《尧典》可以观美——试析《尧典》的文学价值

作为《尚书》的首篇,《尧典》在先秦散文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但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多从哲学、历史、语言文字、文化等角度关注它,极少有人从文学角度去研究它。事实上,《尧典》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成熟散文作品之一,包含着丰富的文学元素和较高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在形象塑造、叙事技巧和语言特色等方面,都显示出成熟的文学特征,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