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研究综览

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代表着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为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赢得了广泛声誉。该学派的形成是基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坚实的学理基础,具有鲜明的研究特色和学术主张,产生了洛特曼、乌斯宾斯基、伊万诺夫、托波罗夫等世界级的符号学大家。这一学派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就乃至最后的衰落都是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挖掘的符号学现象和研究课题。

塔尔图符号学在中国

塔尔图符号学于20世纪60年代初形成于苏联,8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并经历三个阶段的演变,即1986-1993初步推介阶段、1994-2004纵深研究阶段、2005-2012多元扩展阶段。塔尔图符号学两大学科分支,即文艺符号学与文化符号学在中国扭结交错。先是清一色的文艺符号学研究,后是文艺符号学占主要地位,文化符号学初露头角,最后是文化符号学研究飙升,渐进取代单义的文艺符号学研究。塔尔图符号学研究发展至今,已经不再仅是初阶段认定的文学理论,而是包罗万象的广义文化。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思想发展概述

俄国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对世界人文科学 ,尤其是文化学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而独特的贡献 ,洛特曼是其代表人物。在今天“文化热”的背景下 ,十分有必要把我们知之甚少而在西方颇受重视的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思想加以梳理和概括 ,并把它介绍给我国的研究者。

俄罗斯文化符号学的理论特色

俄罗斯的文化符号学植根于积淀深厚的莫斯科语言学传统和圣彼得堡文学传统,自1973年首次作为新的学科方向被正式提出以来,经过洛特曼、伊万诺夫、皮亚季戈尔斯基、托波罗夫、乌斯宾斯基等一大批享有国际声誉的俄罗斯学者的探索和拓展,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理论特色:一是融合索绪尔和皮尔斯两种符号学路线;二是推崇不同知识域结合和对照的跨学科研究范式;三是秉持基于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认识论立场;四是偏好以二元对立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方法论;五是关注不同文化符号对象的文本地位和符号域属性;六是发掘不同文化符号系统运作的同构性规律。俄罗斯文化符号学的理论主张和研究实践对世界符号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乌斯宾斯基与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

本文探讨了俄罗斯著名的语言学家、符号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另一重要领导人和创始者Б.А.乌斯宾斯基的学术活动,回顾和分析了有关该学派产生的政治文化背景、名称由来以及学术研究的独特风格,同时从俄国文化发展史角度指出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是俄罗斯两极性文化发展碰撞与融合的产物。

文化记忆的符号学阐释

上世纪70年代,以尤里·洛特曼为首的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从符号学的视角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并展开了系列研究。塔图学派"文化记忆"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把文化视为一个符号系统,揭示文化记忆保存、创造和遗忘信息的内在机制,阐明不同类型文化记忆的特征,寻觅最适宜担当文化记忆职责的符号元素。

文化符号学中的“象征”

尤里·洛特曼及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围绕象征的一系列著述构成文化符号学的精华部分。本文论述了文化符号学象征论的理论基础,阐明其在象征与语境的关系、象征的文化意义生成和文化记忆机制等方面的创见,并指出该理论独树一帜的缘由。

批判的继承：洛特曼与俄国形式主义

学界在提及洛特曼及其塔尔图符号学派的渊源关系时,往往会涉及该学派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继承,即对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学术传统的延续。其实,洛特曼及其同事们几乎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全部核心观点都进行了批判,因此才能够在国际符号学界独树一帜。本文从内容与形式的融合、文化空间中的时间维度以及从封闭走向对话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洛特曼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和超越,同时也阐明了洛特曼与俄国形式主义在学术精神上的继承关系。

反思与展望:新世纪俄罗斯的洛特曼研究(2000-2019)

尤·米·洛特曼作为当代俄苏文论的代表性人物,俄罗斯学界对其思想的研究与阐释始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新世纪,俄罗斯的洛特曼研究无论是成果数量还是质量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不仅整理出版了九卷本《洛特曼文集》和多部与同行亲友的通信集,还就他的结构诗学与符号学理论、对俄罗斯学院派文艺学传统的继承、反思与发展等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讨。从总体上看,俄罗斯学者更加倾向于从本土学术语境及人文学科方法论的角度去解读洛特曼的思想遗产,而对于其后期著作的现实关怀意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问题则未能进行充分有效的反思与阐释。

传记、回忆录与学术论著的合璧——评《尤·米·洛特曼的生平与创作》

鲍·费·叶戈罗夫的《尤·米·洛特曼的生平与创作》以学术传记的形式梳理了洛特曼学术思想的形成历程,探究了其生平经历、个性品质和世界观对其学术道路的影响,并对传主的主要学术成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中肯的评价。此书兼具学术性、资料性和可读性,有助于对洛特曼的学术遗产形成整体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