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西方音乐史》的治史观念——以塔鲁斯金对肖斯塔科维奇的叙述为例

美国音乐学家塔鲁斯金(Richard Taruskin)的多卷本通史著作《牛津西方音乐史》自问世以来备受关注。作者在其中展现出西方音乐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关联,塔氏的描述殷尽翔实,同时透露出历史学家观测角度的多维性,引领着读者在了解某一位作曲家,某一部作品后,思考更深层的问题。本文中,笔者首先阐述塔氏的音乐史观,再以苏联社会的文化和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在叙述中的具体细节作为例证,阐述塔氏"事出有因"的叙述模式,以及在笔触中对历史语境的重构,反映出他作为历史学家对待历史包容与宽和的态度。

在德奥民族主义中矗立并超越--从塔鲁斯金对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慢乐章的叙述展开

塔鲁斯金《牛津西方音乐史·十九世纪音乐》沿袭其一贯的治学方法——将音乐研究放置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以鞭辟入里的文字勾勒出十九世纪纷繁的历史—音乐文脉,并从中激发出惊人的洞见。本文从塔鲁斯金对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慢乐章引人瞩目的重点叙述入手,继而追问他将布鲁克纳放置在第十四章"交响曲走向(超越)民族化"[The Symphony Goes (Inter) National]的用意为何,布鲁克纳又在哪些层次上与民族性有所勾连。随后扩大视角至塔鲁斯金在整卷《十九世纪音乐》中对于十九世纪"民族主义"及相关概念的多次阐述,考察并梳理其中提及的民族性、种族主义、德奥民族身份认同等话题。最后结合其他史料及文献,推测并论证塔鲁斯金仅以章节标题暗示、但行文中未详细阐述的话题:布鲁克纳矗立于德奥民族主义之中,但呈现出超越性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