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学作品中塾师被丑化和嘲讽的原因探析

塾师是古代承担启蒙教育的老师,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特殊群体。明清时期的塾师,他们因科考失意且多出身寒门,仕途上的穷困和经济上的清贫使得他们只能以舌耕为业,落魄塾师成为他们的代名词。塾师的悲惨境遇本应得到世俗的同情,但在明清文学作品中,塾师成为被丑化、嘲讽的对象。这种不谀反讽现象,既带有文人自嘲、情感共鸣因素,也具有作者童年记忆、社会观念转变等原因。

清代小说中的乡村塾师

清代小说呈现了鲜活的乡村塾师群体,提供了大量“活化石”。他们以秀才或童生为主,人员众多,分布甚广。其授徒原因或为治生需要,或为功名诱惑。他们大多离家坐馆,地位低下,事务繁重,收入微薄,生活孤苦,且行为受束。面对不堪境遇,他们渴望辞馆,但因生计压力,又被迫坐馆,内心始终交织着人生苦闷与现实无奈。这些乡村塾师反映了塾师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复杂文化心理及其基层文化精英的社会地位。

明清时期塾师的收入

塾师是在传统的家塾、义塾和私塾中从事启蒙教学的老师。塾师通过教学课徒获得的收入,主要有束修、膳食和节敬三项。其中束修是指致送给塾师的酬金,是塾师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也是决定塾师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的主要要素。塾师的供膳情形颇为复杂,直接反映出塾师的生活质量。节敬是在特定的节令致送给塾师的银钱和礼物,是塾师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塾师经济待遇初探

本文探讨了塾师整体经济待遇的种类 ,并撇开地域因素探究了其个体经济待遇存在的具体差别及其原因 ,认为私塾的级别、类别不同、塾师自身素质的不同 。

明代塾师的社会构成及其演变——兼论民间教育人力资源的社会配置与优化问题

明代塾师的社会构成,并非“落魄书生”即可一言以概之的。它是一个涵盖了“退闲官僚”、“儒士”、“举人监生”、“儒学生员”与“科举童生”的多种身份并存的职业群体。随着明代社会之变迁,塾师的社会构成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演变,“退闲官僚”、“儒士”与“举人监生”的日渐淡出,使“儒学生员”日渐在塾师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社会构成的演变,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塾师群体文化素养的相对下降,但从人才梯级培养的角度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能不说是明代社会自身对民间教育资源所进行的一种“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有效配置与优化。

清代徽州塾师的束脩——以《徽州文书》第二辑资料为中心

塾学教育是中国古代最基础的教育，束倚是塾师的基本收入。徽州文书《门人姓名附录典故》记录了清同治年间徽州黟县宏村一位万氏塾师的束惰收入情况，通过统计分析发现：一个门人一年要向先生交三次束金，每次束金一般在500～600文，一学年就是交1500～1800文，另有鸡蛋等。以一年收门人20人计，一个塾师年收束金达30000～36000文。如此收入，比照当时、当地的物价，应属中等偏上。此个案在徽州具有典型性。

晚清徽州乡村塾师的土地经营——以“胡廷卿账簿”为核心

学界以往对传统乡村土地制度的研究,较少涉及普通家庭的土地经营。《祁门胡廷卿家用收支账簿》揭示了一个徽州乡村塾师的土地经营实态。生活于晚清民国时期的祁门塾师胡廷卿,通过继承族产、祖产和购买的方式获得少量土地或土地权益,其中族产与祖产是其土地的主要部分。通过继承族产与祖产所获得的土地,一般以共有的形式出租,或与人合伙经营林木,而其购买的土地则种植茶叶。以宗(家)族为核心的共有土地是他获得粮食的主要来源,而茶叶收入则在家庭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获利也最多。这一土地经营模式,既与徽州传统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也体现出徽州民众能及时因应晚清国际市场的变化。

晚明塾师的“觅馆”与“聘期”——兼及塾师生活模式及其职业精神的演变

"觅馆"是塾师职业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塾师职位的获取,一般需要一定的社会信用关系进行担保,诸如亲属宗族、师徒友朋、乡缘地缘等社会关系在塾师的职业获取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随着晚明社会变迁及塾师职业竞争的加剧,塾师的职位获取成本增加,而职位的稳定性却明显削弱,使频繁的"觅馆—失馆—再觅馆"成为塾师一种较为常见的生活模式。这不仅成为晚明师道日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进一步深化了塾师以"济读资生"为主,而非自我价值实现的职业观念。因此,在晚明社会变迁中,塾师终未能如其他职业群体那样,形成一种职业的群体性的内在聚合。

晚清士子的生活与教育——以塾师王锡彤为例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近代社会的深入,新式教育逐渐兴起,中国传统教育和中国士子的传统生活受到挑战。本文以王锡彤为个案,从其身世与学业、职业活动、经济生活、身份变动等方面,来具体剖析晚清底层士子的生活与教育,探讨近代教育界传统士子的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的相互关系。

明代塾师“生计”刍议——以江南地区为中心

明代塾师有"经师"与"蒙师"两种基本的层次与类型,两者的经济收入也有着较大的差别。塾师之生活状况,虽不乏一些相对优裕者,但从总体看来还是表现出维持生计的基本特征。同时,相较于农、商等职业群体而言,塾师虽具有较高的社会身份,但并不意味着其生存状态也全然确立为"四民之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塾师的收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塾师的收入大约每年有150元左右,相当于高等学校教员收入的1/10,是农民收入的2.5～12.5倍,略高于新式学校小学教师和城市工人的平均工资,低于城市熟练工人之工资,与19世纪后期的塾师相比其经济地位有所下降,这与废科举以来新学教育的冲击不无关系。

传统学塾中塾师的任职资格

传统学塾对塾师任职资格的要求,社会舆论对塾师的评价,集中在品行、学识、尽心和善教四个方面。为了保证“师范”的品质,人们往往选择老成和自己熟识的人充任塾师。在判定塾师的学识时,他在科举考试上获得了怎样的功名是最主要的评价指标。因为启蒙教育事关重大,塾师不仅要尽心职事,克尽职守,而且要掌握训读之方,善教会教。

“富不教书”:明清塾师之生存状态及其形象

塾师是明清两代基层私立学校的教师,属于"无位无官"之人。塾师所负责的教育对象是学业未成的"蒙童",其任职的学校是"乡学"、"义学"一类的私学,而身份则是纯粹的职业教师。在明清两代,塾师收入微薄,生计困窘,趋于相对贫困化。随之而来者,则是塾师形象在民间一落千丈,科举制下师生关系开始转向,及师道尊严的沦丧。

“君师治教”与明代塾师的社会角色——兼及中国近世士人职业群体整合的内在障碍

中国历史早期"治教"融合的传统,对后世亦有着深厚影响。明代塾师于基层社会中的社会活动,就不仅限于"教"的范畴之内,也包含了一些"治"的内容。塾师的终极生存目标,也更趋向于"治"而非"教"。同时,塾师以儒学"生员"为主体的构成状况,亦使塾师的社会性格与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在了"生员"或"士"的身份范畴之下。因此,在明代社会中,虽然随着私塾教育的发展,塾师之社会规模也急剧增长,但终因这种以职业为核心的内在聚合力的缺乏,而未能趋向于一种职业群体的整合。

论明清塾师在乡村社会中的教化作用——以江南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国家和社会对塾师的品行都有极高的要求。塾师在参与国家教化组织的过程中,完成了国家赋予其教化使命的一次合作,并且通过撰写通俗的诗歌戏曲、族谱和各种碑文,孝敬父母,遵守礼制,救助弱势群体等,积极地推行和实践符合国家教化标准的理念。

明代的“私塾”与“塾师”

私塾教育,在明代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尤其是科举体制的相对开放,与政府社会教化政策的大力推行,"私塾"的分布与发展,也呈现出更为纵深化的发展趋势,并日渐成为明代"私学"中的一个主体部分。"私塾"的这种纵深化发展,不仅促动了社会基础教育的发展与兴盛,也促动了塾师职业群体人数与社会规模的极大增长。不过,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远远超出了"私塾"及其对"塾师"社会需求的增长速度,而呈现出了一种"供大于求"的相对失衡的社会局面。

近代塾师培训及其对当前教师培训的启示

塾师培训属于早期阶段的教师培训。20世纪初期和30年代,我国各地曾对塾师进行短期培训,成效与问题并存。我们应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高度重视教师培训工作,加强相关理论研究,面向实践,挖掘基层学校的培训潜力,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

论清代文士的塾师生活与底层写作——以蒲松龄为例

以文学家名世的蒲松龄,其终身职业是私塾教师。蒲松龄选择这一职业,既解决了生计问题,又有较充裕的时间准备举业。但蒲松龄屡试不中,只能以塾师终老,一直徘徊在士阶层的底层。可以说科举失败,是蒲松龄展开底层写作的一个重要根由,而蒲松龄的创作,也真实地反映了清代塾师科举蹉跎、择业艰难、经济窘迫的生存状态。探讨蒲松龄文学的底层写作特色,可以揭示中国传统社会底层文人的职业活动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闺塾师》与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方法论

《闺塾师》突破了“压迫——解放”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旧有模式,采用女性视角这一新的研究方法,对明末清初江南才女们的生活做了有意义的诠释。但是,由于作者在研究中对女性视角的运用把握失度,从而导致某些提法的失实;史料运用上存在的缺陷也使书中出现了一些史实性的错误。《闺塾师》在研究中体现出的优长与不足对反思中国妇女史研究方法颇具典型意义。

论塾师在近代私塾改良中的消极嬗变——兼论传统塾师的社会地位与作用

中国近代尤其是清末民初的私塾改良是中国初等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过程反映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些基本规律和特点。改良主要从管理体制、课程、教学内容、塾师、教学方法几个方面展开,而其核心在于塾师的改良。本文对塾师在历史长河中的辛苦劳动及其积极的历史作用给予肯定,对塾师在私塾的近(现)代化改良中消极性的历史嬗变进行了分析,以此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教育史的改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