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仲裁机构内地仲裁的法律问题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步入法律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外公司与国内公司的业务往来使得商事纠纷愈来愈复杂、多元,我国实践中绝大多数涉外商事纠纷多采用仲裁方式解决,商事仲裁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表现不可小觑。在世界大舞台上,中国市场内亦有越来越多的境外仲裁机构入驻,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为与经济全球化形势接轨,对我国《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中与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相关部分进行调整修改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所作出的仲裁裁决性质,承认与执行标准以及法律适用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境外仲裁机构内地仲裁的晚近发展、存在问题与展望

近年来,法院积极贯彻司法支持仲裁的理念,以司法实践有力推动了境外仲裁机构内地仲裁的发展。非典型涉外因素认定的突破拓展了境外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仲裁委员会的合理解释肯定了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条款的效力,标志个案明确了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裁决的国籍。司法实践的发展固然可喜,但也应当看到,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仍存在诸多问题。非涉外纠纷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仍存在法律障碍,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采取临时措施的程序尚不明确,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司法监督机制有待完善,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法的律依据缺乏。为此,应从立法、司法、行政三方面改进:修改立法消除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法律障碍,统一司法规范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司法审查,加强管理鼓励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

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开展仲裁业务面临的法律问题研究

从境外仲裁机构的分支机构的市场准入、分支机构与"仲裁委员会"的属性、法院对分支机构的监管以及分支机构的裁决认定、承认与执行等方面,分析了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开展仲裁业务主要面临的法律问题。对进一步推进分支机构内地仲裁的路径提出了建议。

非涉外合同可否约定境外仲裁——考察中国和印度的司法实践

关于非涉外合同可否约定境外仲裁,我国和印度的法律中都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一直持否定态度,法院会依据《合同法》第128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71条,以＂法未授权即禁止＂和＂违反公共政策＂为由裁定此类仲裁协议无效,境外仲裁机构作出的外国仲裁裁决也不能被承认和执行,非涉外合同当事人约定境外仲裁不能排除我国法院的管辖。印度在2015年修改了仲裁法,但仍未对这一问题作出规定。印度法院会援引公共政策条款裁定两个印度当事人不能约定境外仲裁,KLA案就是代表。但在2017年最新的GMR案中,德里高等法院裁定非涉外合同可以约定境外仲裁,引发印度国内广泛的讨论。随着此类案件数量的增加,我国应该尽早制定法律,指导法院的裁判活动。

论境外仲裁非海事请求保全之限制

对于境外仲裁当事人是否可以向中国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审判实务作法不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对此有所突破,但突破的范围仅限于海事请求保全,不能扩大至其他非海事请求保全;保全对象也仅限于船舶、船载货物、船用燃油和船用物料,不能扩大至其他财产。综合分析中国相关法律以及涉外、涉港澳台仲裁司法协助制度,除澳门仲裁机构仲裁外,当事人约定境外仲裁(包括港台仲裁机构仲裁)的,无论仲裁前和仲裁中,中国法院均不应准许对除船舶、船载货物、船用燃油和船用物料以外的其他财产的保全申请。

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的规则检视与司法支持

上海与北京相继发布支持境外仲裁机构在自贸区开展仲裁业务的工作方案,但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面临着仲裁协议无效、仲裁裁决执行适用规则不明的隐患。上海与广州两市中院于2020年分别作出大成株式会社案与布兰特伍德案裁定对上述规则缺陷予以澄清,为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提供司法支持。实践先行,立法跟进,我国《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则的修订刻不容缓。应考虑摆脱“仲裁委员会”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决定性影响,并在裁决国籍认定上以“仲裁地标准”替代“仲裁机构标准”,实现与国际通行规则的接轨。

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裁决的法律性质——兼论“仲裁地”法律概念在我国的发展

当事人约定将商事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现象日益普遍,由此在我国司法实践和学术讨论中引起了诸多争议。我国法院在对该类案件进行司法审查的实践中往往面临复杂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如何判断裁决的籍属,以及我国法院应该适用什么法律依据来对裁决进行司法审查。围绕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裁决的法律性质,本文深度分析了相关的法律问题,梳理了我国近期司法实践的重要发展。我国立法长期以来并没有确立“仲裁地”的法律概念。虽然在大部分国内仲裁机构的仲裁实践中,是否适用“仲裁地”的法律概念似乎无关紧要,但在涉及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裁决的司法程序中(包括对裁决的执行及司法审查),适用“仲裁地”还是“仲裁机构所在地”的标准,会让法院对该类裁决的籍属作出不同的认定,从而导致在此问题上适用不同的法律依据。在就此问题的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的认定标准经历了从“仲裁机构所在地”标准到“仲裁地”标准的转变。在过去长期主导的“仲裁机构所在地”标准下,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裁决的性质遭遇了尴尬的境地:此类裁决既不属于《纽约公约》下的“外国裁决”,也不属于中国法项下传统的“涉外裁决”。对此,学理上和部分法院倾向于将其认定为《纽约公约》项下的“非内国裁决”,由此产生了诸多法律问题和困境。这种局面直到最近才被我国法院在典型案件“布兰特伍德案”中得到解决,该判决颇具开创性地适用“仲裁地”标准,将国际商会仲裁院在广州作出的仲裁裁决,认定为我国民事诉讼法项下的“涉外裁决”。由此,我国法院认定仲裁国籍的标准逐渐向“仲裁地”标准转变,这不仅与国际仲裁实践接轨,还清晰地体现了我国法院支持仲裁的司法政策。2021年7月底司法部颁布的《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仲裁法修订草案》)正式确立了“仲裁地”的法律概念。这个转变是对近期司法实践的立法确认,体现了司法和立法在此问题上的良性互动。若其通过立法程序,则代表着我国法律正式确立“仲裁地”标准认定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裁决的籍属。通过修订成文法的法律渊源,将我国司法实践经验予以“法典化”,明确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相关法律规则,可以实现我国立法与国际主流立法的接轨,有利于加强我国仲裁制度的国际化,增强我国仲裁制度的吸引力。

北京市司法局关于印发《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业务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京司发[2020]91号)

各有关单位:《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业务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经2020年市司法局第15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特此通知。2020年12月28日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业务机构登记管理办法。

论对外资企业约定境外机构仲裁的司法监督

中国司法实务通常以授权性条款为由限制外资企业将境内争议提交境外机构仲裁,除非双方都是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上述限制存在如下问题:首先,不能彻底落实,反而导致仲裁协议效力不可预见,而且,即使适用上述限制,保护的也是违反仲裁协议的当事人。其次,仲裁协议是私法协议,中国却对其错误适用“法无授权即禁止”原则。再次,外资企业约定提交境外机构仲裁的仲裁协议是否具有涉外性的认定结果与适用程序之间存在矛盾,比如个案中虽然认定不具有涉外因素,但程序上却适用当时只有涉外案件才能适用的内部申报程序。考虑到法理上仲裁协议是私法协议,且当事人对可以仲裁的事项享有处分权,而《民法典》已经确立了“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以及世界范围内尽量认可仲裁协议效力的国际商事仲裁趋势,应当认可该类仲裁协议的效力。也可借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及新加坡等国做法,明确认可约定提交境外机构仲裁的情形构成涉外因素。

约定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协议效力研究

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是指境外仲裁机构管理仲裁地位于内地的仲裁活动。约定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仲裁协议通常适用仲裁地法即内地仲裁立法,而内地现行有效仲裁协议须选定仲裁委员会的特殊规定构成了认定此类协议有效的规则障碍。内地司法实践对此采取了扩张解释路径,尽可能认定相关协议有效。这种实践选择虽具有一定正当性,却因违反法律解释原则,造成司法裁判冲突和法律适用不确定性,且无法系统性解决此类仲裁活动所涉法律问题而具有明显局限性。因此,改革内地仲裁立法项下与国际商事仲裁主流实践不相容的“仲裁机构本位主义”制度模式,为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提供合法空间,才能根本破解以上制度困境。

论联合仲裁机构在海南自贸港的设立路径

海南自贸港在建设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过程中提出要推进仲裁业务开放,引入境外仲裁机构,但目前面临落地难的问题。海南自贸港引入境外仲裁机构有两种模式,一是境外仲裁机构在海南自贸港设立单独仲裁机构,二是境外仲裁机构与境内主体合作设立联合仲裁机构。现有条件下模式二比模式一更可行,因为其设立更加便捷,成本分担和风险分散更优,仲裁中立性更加突出,能够兼取合作方所长,更有利于国际仲裁人才的培养。联合仲裁机构的性质可明确为仲裁机构法人,内部实行决策、执行与监督权相互制衡的公司化治理。海南自贸港可利用自贸港政策与立法特权,在政策上对境外仲裁机构设立业务机构实行“宽进、严管、多支持”,在法律上暂停《仲裁法》部分条款的适用并进行补充性立法。

境外仲裁裁决在中国内地法院的承认与执行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背景下,国际贸易往来更加密切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国际贸易纠纷。仲裁凭借其可执行性优势,以仲裁方式解决国际商事纠纷成为当事人的首要选择。然而通过对大量案例的整理和研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仲裁裁决未获得我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并且法院在仲裁审查过程中由于立法的缺陷以及概念的模糊,在某些关键问题的处理出现了争议,包括对于境外仲裁裁决国籍的认定以及临时仲裁制度的态度等。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方法讨论境外仲裁裁决在我国内地法院被拒绝承认和执行的原因并提出对境外仲裁裁决在我国得到承认与执行的展望。

制度型开放背景下境外仲裁机构内地仲裁的改革因应

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开展仲裁业务,是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的应然选择。近年来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内地仲裁的政策愈发清晰,但推进改革同样需要立法、行政与司法等方面的制度支持。通过正确理解国际公约并解释现行法,能够化解当前仲裁司法审查的障碍。妥善处理行政与市场的关系,可以提高中国仲裁的公信力。加强《仲裁法》修订的现实呼应,也能从理念、制度与要素方面促进《仲裁法》修订的科学化。

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法律问题研究

自2013年起,最高人民法院逐渐改变了不认可约定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仲裁协议效力的立场,开始承认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裁决并非"非内国裁决"。如何支持和监督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以及依据何种标准来认定是否承认与执行其作出的裁决,是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方面尚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内地当事人日益广泛参与境外仲裁的现实,以及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和提升中国仲裁国际性和公信力的需要,都要求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有必要及时修改《仲裁法》,明确将仲裁地作为认定裁决国籍的标准,并同等对待境外仲裁机构与我国涉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进行的仲裁。

境外仲裁机构内地仲裁的政策动因与法治保障

境外仲裁机构内地仲裁政策的落地是法律全球化和本地化博弈中我国面临的现实选择,而选择背后的政策红利与风险将决定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前景。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内地仲裁,将助力内地亚太仲裁中心建设并优化我国营商环境,进而促进我国法的域外适用。但政策落地同样也会对我国仲裁市场造成冲击,并在行政和司法层面产生相应风险。因此,通过强化司法监督的主导地位,加强行政支持力度实现内培外控将化解现有风险。而借助自贸区法治引领先行先试的改革经验,更能补益于《仲裁法》的修订,促进中国仲裁业的健康发展。

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的裁决国籍认定

随着中国仲裁融入世界的步伐不断加快,我国对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开展业务逐渐开放,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一些法律问题亟待深入探索。仲裁裁决的国籍关乎裁决如何得以执行,因而如何认定仲裁裁决的国籍十分重要。我国对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裁决的国籍认定标准仍有不完善之处,在立法层面上仍未有明确规定。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规定了仲裁地标准,但其尚未生效,在司法实践层面上仅以案例的形式明确了仲裁地标准。因此,我国仍需明确并完善以仲裁地为标准认定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裁决的国籍,推动我国仲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提升我国仲裁公信力。

境外仲裁机构落地中国的法律问题研究

境外仲裁机构落地我国内地是指该机构在内地完成其机构设置和业务开展。引入境外仲裁机构有助于推动我国仲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推进仲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但我国目前引入境外仲裁机构落地,在落地方式、仲裁裁决国籍认定以及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方面均存在法律障碍。在落地方式上,建议境外仲裁机构选择在内地设立仲裁办公室或代表处这一落地方式;在仲裁裁决的国籍确定上,建议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把仲裁地标准用于确定其国籍;在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上,我国需要修改《内港仲裁安排》,并撤销《纽约公约》的非内国仲裁裁决保留声明.才能解决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落地后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法律障碍。

论选择境外仲裁机构仲裁协议效力的司法审查路径

近年,我国鼓励境外仲裁机构至境内开展业务,但目前尚无境外仲裁机构落户我国境内,而涉外民商事诉讼中却频现选择境外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或条款。以全国为考察范围,司法实践存在过于遵循司法"惯例"、不当限制意思自治、准据法适用程序与结果失准等审查模式外在缺陷,反映出审判思维、司法导向与法官认知等司法思维内在局限,使司法审查结果呈现广泛、明显分歧。为鼓励境外仲裁机构入驻政策真正落地,应建立司法审查统一路径,从强调仲裁协议可执行性的原则要素、以负面清单为涉外特征审查标准的性质要素、确定境外仲裁机构裁决为外国裁决的定位要素、纳入类案强制检索机制的技术要素与试点开展司法风险压力测试的管辖要素着手,改善司法审查分歧局面。

商事仲裁司法审查的纵与限——评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新规定

商事仲裁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作为基础,缺乏司法活动所具有的强制力,为了保障仲裁协议与仲裁裁决能顺利执行,法院既应对仲裁给予必要的支持与协助,亦应施以必要的监督和司法审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起草中的仲裁司法审查新规定,以支持仲裁作为基本方向,区分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就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申请法院撤销仲裁裁决、请求法院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等案件的审理作出了明确的规范。

国际化视野下的仲裁协议有效性认定

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观点认为,无“涉外因素”的争议不得提交境外仲裁或境外机构仲裁,法院普遍将“涉外因素”的存在作为认定相关仲裁协议有效性的前提。该主流做法存在可商榷之处。基于国际化视野,应当正视仲裁协议的涉外性,从国际私法的角度确定涉外仲裁协议的准据法及有效性,并顺应仲裁国际化和现代化的需要,就我国仲裁法中关于仲裁协议有效性的规定予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