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境外追赃法律机制的实践困境与规范因应

反腐败境外追赃法律机制应具备实效性和长效性,立足于解决境外追赃实践难题,着眼于长效法律机制的建立。但是,从境外追赃执法和司法实践来看,资产跨境转移监测法律的实效性不足,境外承认与执行违法所得没收裁判的实践效果不佳,跨境资产返还中资产分享激励作用不明显。腐败资产跨境转移资追踪难、识别难,我国国内法律制度和域外法治缺乏协调性以及资产流入国法律制度差异等是实践困境产生的重要因素。有必要强化资产跨境转移监测法律的适用力度,拓展境外承认与执行违法所得没收裁决的规范依据,建立健全境外追赃资产分享机制,以提升境外追赃法律机制的实践效果。

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运行机制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境外追赃追逃工作快速取得进展,但追赃工作成效还有待提升。对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资产直接追回方式,我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以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方式为研究对象,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和我国国内立法,分析我国境外追赃直接追回运行机制现状可以发现,我国适用此种方式面临着提起诉讼的主体难以确定、管辖法院难选择、赔偿或者补偿数额难确定、证据收集困难、诉讼成本高等困难。提出完善境外追赃直接追回国际合作法律体系、明确提起民事诉讼的主体、加大对资产流入国法律制度的研究、完善腐败犯罪民事证据制度、设立专门基金组织等建议,从而构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境外追赃直接追回运行机制,可以为我国境外追赃工作提供理论支撑与实务指导。

我国反腐境外追赃问题要论

当前,腐败资产转移境外现象相当突出,已成为新时期腐败犯罪发展变化的一个新动向,也是我国刑事司法面临的一大难题。加强反腐境外追赃工作,是我国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形势下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现实需要。《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的资产追回机制,为腐败资产追回国际合作提供了坚实而宽广的法律基础,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我国积极建立健全腐败资产追回机制,综合运用直接追回、间接追回等多种途径,追回了大量腐败资产,形成了多元化的境外追赃体系。做好新形势下的反腐境外追赃工作,应实现追赃与追逃并重,完善"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确立承认、执行外国刑事罚没裁决的制度,建立务实合理的资产分享机制,探索组建一支境外追赃专门队伍。

我国反腐败境外追赃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思路

按照刑法规定、通过境外民事诉讼、根据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或国际条约、运用刑事政策督促腐败分子或其亲属主动退赃,是我国反腐败境外追赃的主要方式。做好该项工作有利于产生威慑作用,督促腐败分子投案自首,也有利于更好地对腐败分子定罪量刑,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经济秩序的和谐稳定,但目前在法律规定、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专业人才建设、情报信息交流等方面依然面临挑战。有必要健全国内法律法规,为境外追赃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深化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建立合理的资产分享机制;重视专业人才建设,打造高素质的境外追赃执法队伍;加强“互联网+”时代的情报信息交流,提高境外追赃实效。

境外追赃中我国独立民事诉讼程序研究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将民事诉讼置于刑事诉讼的附属地位,使民事诉讼受制于刑事诉讼;而特别没收程序被定性为刑事程序,其重视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忽视民事责任。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建构独立的民事诉讼程序,以明确民事诉讼类型和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具体内容有: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关系,即刑事诉讼的“无罪推定”制度对民事诉讼中证明境外资产的违法性提供了依据;刑事诉讼中证明境外资产具有非法性,可将这一刑事证据的证明力运用于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退还财产,并不影响刑事诉讼中对于犯罪数额的认定。此外,在开展这项工作时,还需要与资产流入国开展国际合作,以便资产流出国作出的民事判决能得到承认与执行。

我国境外追赃面临的法律困境及解决路径

境外追赃,指我国执法机关根据有关法律、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途径和渠道,使非法转移到境外的赃款赃物由流入国归还、返还或移交给我国的行为.目前,我国境外追赃面临着与主要潜逃国的双边引渡条约缺失,境外资产追回制度不 完善,缺失追回资产返还制度和民事没收制度等法律困境.应当尽快与犯罪分子主要潜逃国签订双边引渡协议,完善腐败资产 追回机制,建立资产分享制度,确立民事没收制度.

经济犯罪侦查中境外追赃的难点及对策

境外追赃主要是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将犯罪嫌疑人使用非法手段转移到境外的财物予以追缴。从"猎狐2014"专项行动来看,我国的境外追逃工作成绩显著,但追赃工作不尽如人意,从中也暴露出追赃中的诸多困难,如法律不健全导致境外追赃缺乏充分的依据、证据瑕疵成为境外追赃的阻力、缺乏主动有效的国际刑事合作等等。加强经济犯罪侦查中境外追赃工作,必须健全我国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执法机关获取犯罪证据的能力,不断提高国际执法合作能力。

浅谈我国腐败犯罪境外追赃之困境与应对

随着经济、科技发展的全球化趋势,腐败犯罪日渐显现出国际化、组织化之趋势。自党的十八大后,多项行动使得我国反腐败境外追赃工作成效显著,但在实践中仍面临一些困境,文章分析了我国腐败犯罪境外追赃的困境,并提出完善我国境外追赃制度的法治路径。

境外追赃视域下警务联络官的角色定位与制度完善

境外追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间的警务合作,警务联络官作为警务合作中的人性化嵌入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警务联络官在境外追赃过程中扮演着违法证据的收集人、警务合作的联络人、资产返还的劝诫人以及引渡程序的中介人等四种角色。针对警务联络官在境外追赃工作中存在的工作积极性不足、重人轻物现象严重、警务联络缺乏有效制度支持、个人发展空间受限、自身角色认知模糊、经验能力不足等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措施,以期激发警务联络官队伍的活力。

我国境外追赃间接追回机制的法治优化

全球化背景下,腐败犯罪赃款的跨境转移渠道日益复杂、操作便捷,对此,《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通过间接追回机制为各国实现境外追赃提供了依据。尽管目前我国境外追逃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其成效明显不足。通过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规定和我国国内立法的分析,以完善细化特别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完善完整的刑事没收体系、建立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制度、完善腐败资产分享机制以及完善境外追赃工作体系等,对中国特色的境外追赃间接追回运行机制进行法治优化具有重要意义,为我国境外追赃工作提供理论支撑,为世界反腐败追赃提供务实有效的中国方案和智力支持。

跨国境外追赃程序中实害联系原则的提出

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国际反腐败合作逐渐的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但是,由于国际追赃涉及到国家之间多方面的合作,从整个程序的源头、过程与结果三个阶段都存在困境,因此,及时提出实害联系原则的应用能够使境外追赃取得应有的成果,有效地挽回因将涉案财产转移至境外所造成的损失。

境外追赃与境外追逃比较研究

境外追赃与境外追逃,从基本内涵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二者在被保护法益、工作路径和结果处理等方面是不同的。从国际法依据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法律依据的不同会对二者法律性质的差异产生一定影响,会影响证明责任的轻重和限制性措施的使用。从追赃追逃的途径对比可以看出,二者同等重要,而我国更需注意规范劝返和劝退途径的使用。完善我国境外追赃追逃国际执法合作,应重视二者的统一性与相对独立性,灵活运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与国际警务合作两种武器,加快推进境外追赃追逃法治建设。

境外追赃中犯罪资产分享制度研究

我国在境外追赃中确立犯罪资产分享制度,不仅具有现实必要性,而且还具备充分的理论基础和明确的法律依据。从域外法治来看,犯罪资产分享的模式包括固定协议模式和个案协定模式;被没收的犯罪资产优先返还被害人或合法所有人,资产分享前需扣除合理费用;主要依据协助国的贡献大小确定分享的比例,并综合考量犯罪性质、请求国受损害大小等因素。犯罪资产分享已成为国际境外追赃的惯常做法,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国际合作性与激励性特点。基于涉外法治的实践,我国可考虑以个案合作的成功案例为基础,逐步将资产分享的经验固定于双边协议中;应当注意根据案件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分享策略,确定合理的资产分享份额标准;明确资产分享的对外联系机关和主管机关;建立完善的犯罪资产分享的提出、审查决定、执行的程序机制。

关于境外追逃追赃的思考——以“猎狐行动”为例

2014年开展的以境外追逃追赃为目的"猎狐行动"取得了阶段性重大成果。这次行动也暴露出我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与监督机制不够健全,我国与国际警务合作机制存在诸多障碍。完善我国经济运行制度的法律法规,加强经济领域的监督,解决境外追逃所遇到的司法瓶颈问题,与有关地区和国家建立缉捕犯罪嫌疑人、分享追逃资金等方面的双边互信合作机制——对促进我国经济健康运行和发展以及廉政建设意义重大。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职务犯罪境外追赃追逃长效机制构建

职务犯罪境外追赃追逃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传统集中式、运动型的追赃追逃固然成效很大,但仍面临资源密集型工作需求下的组织、人才与经费保障不力、国际合作互信不足、外逃基础信息记录与追踪不清、刑事司法合作国际国内法律规范缺位、国家间法律制度差异、犯罪资产没收与国际合作不畅、犯罪资产返还与分享不易等障碍。改革的本质是制度创新与组织创新,作为治本之策,应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契机,将职务犯罪境外追赃追逃视为中央事权,从政策、法律、技术三个层面推动长效机制构建。

论《北京反腐败宣言》对中国反腐败境外追赃的影响

鉴于亚太地区成为贪腐人员转移赃款赃物的主要流向地,借助APEC的国际影响和缔约国之间的共识,不断密切APEC缔约国间的反腐败追赃合作,对中国依法追诉腐败犯罪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以往,囿于法律依据单薄、执法途径溃乏、司法合作低效和重追逃轻追赃思维定势等原因,反腐败境外追赃成效不甚理想。2014年11月,《北京反腐败宣言》出台,对缔约国之间境外追赃法律制度的完善和追赃方式的整合有望破解这一难题,成为惩治腐败犯罪的利器。应当说,在对《宣言》的产生背景、涉及追赃举措的变化和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等内容进行梳理后,不难发现:《北京反腐败宣言》对反腐败境外追赃的法治建设将产生深远影响,势必为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境外追逃追赃国际警务合作机制完善建议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跨国犯罪、跨区犯罪、境外出逃等涉外性犯罪也日益严重,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顽症。文章针对境外追逃追赃国际警务合作的完善,提出了构建境外追逃追赃的民事诉讼机制、采取灵活的方式解决引渡困难的问题以及与周边国家及相关的地区建立双边互信合作机制的构想,对追逃追赃司法实践活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反腐败境外追赃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完善

长期以来,外流资产追回难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和实践部门。从我国反腐败境外追赃的立法现状阐述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设计的不足,是加强刑事司法国际合作的重要途径。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腐败资产没收程序的设计,为我国丰富和完善新刑事诉讼法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提供了参考路径。本文通过借鉴域外的先进经验,提出适用范围、证明标准、资产保全、国际合作与衔接、救济措施方面的完善建议,以期在理论上弥补现有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不足,从而保护国家财产免于流失。

再论境外追逃追赃——“猎狐2014”与“猎狐2015”行动之比较

猎狐行动是针对境外追逃追赃进行的专项行动。2015年的"猎狐"是国际追逃追赃"天网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猎狐行动相较于2014年的"猎狐"而言,扩大了猎狐对象,升级了缉捕手段,坚持缉捕与劝返相结合,压存量、控增量、追逃追赃并重。但是我国的境外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在国际法律机制、没收逃匿所得程序等方面存在许多障碍,这需要我们加强国际司法协作,形成追逃追赃长效机制,与相关地区和国家建立完善、合理的境外追缴资产分享机制。

论我国腐败犯罪境外追赃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境外追赃是我国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形势下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现实需要。尽管我国在境外追赃中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仍然面临腐败资产查找难、中外法律制度差异大、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法律体系不健全、专业人才缺乏且追赃成本高昂等困境。因此,做好新形势下的反腐境外追赃工作,不仅要加强腐败犯罪境外追赃领导协调机制,而且还要健全和完善与追赃工作相关的各项法律制度,强化境外追赃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综合运用执法与司法合作措施促进境外追赃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