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遇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决策

境遇伦理学是方法而不是体系;境遇伦理学认为任何事物正当与否,均因具体境遇而定;爱是永恒的善;爱是唯一的规范;爱同公正是一回事;爱不是喜欢;爱证明手段之正当性;爱是当时当地做决定。境遇伦理学厌恶伦理学的律法主义,反对僵硬不变的伦理规范教条;境遇伦理学对于处理生命伦理学的一些两难问题,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于“境遇伦理学”的若干思考

境遇伦理学属应用伦理学范围 ,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交叉学科 ,它广泛存在于各行各业的道德实践中。在我国 ,境遇伦理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 ,道德境遇广泛出现 ,迫切需要理论工作者对道德境遇问题进行研究 ,并以此指导人们的道德判断和价值选择。

从规范伦理学到境遇伦理学——中美医学伦理学比较研究之一

中国与美国,是两个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又具有典型意义的重要国家.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传统文化,美国有着二百多年的近代文明,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出.在迈向新世纪的时刻,对中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境遇伦理学视野下的道德高标审视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道德境遇广泛出现，迫切需要理论工作者对道德境遇问题进行研究，并以此指导人们的道德判断和价值选择。本文从道德高标行为入手，尝试用境遇伦理学的视角分析个体道德行为，试图厘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把握，进而对于学校的德育实践有所启发和帮助，从而促使个体在面对具体的道德境遇时，能够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

弗莱彻境遇伦理学的中庸性质

弗莱彻的境遇伦理学是传统的基督教伦理学同现代西方社会相碰撞的产物。这种伦理学是介于律法主义与反律法主义之间的新道德,是在基督教爱的指导下依据主体当下的境遇做出道德选择的方法。中庸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它指行为不偏不倚、恰到好处,而达到中庸的途径是"权变"和"时中",它的最终目标是"中"与"和"的和谐统一。这样,境遇伦理学的中庸性质就表现为反对过与不及和主体在道德选择时权变境遇。

弗莱彻境遇伦理学思想探析

境遇伦理学是为解决道德困境而出现的一种新的伦理体系。它的特性是境遇的方法、相对的原理和爱是最高的准则;给我们的启示是回归生活、强化道德主体、消解道德原则。但是,它还面临着相对主义、爱的绝对化和忽视道德情感等诸多内在矛盾。只有走出主体思维,才能回到道德的本真体验。

境遇伦理学的主体实践向度分析

从弗莱彻的研究的主旨来看,境遇伦理学主要是要对抗长期统治西方的基督教伦理道德,矛头直指基督教传统伦理学的律法主义和教条主义,但实际上,境遇伦理学不过是对传统伦理观,特别近代以来古典伦理学中的"主体"因素的张扬。一般来说,境遇伦理学是从伦理思想方法、道德原则和价值目标三个方面来对抗基督教伦理观。本文力图从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弗莱彻的境遇伦理学中所蕴含的主体向度,阐释道德主体在道德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

弗莱彻境遇伦理学分析

弗莱彻境遇伦理学主张以境遇的方法结合爱的律法与现实情景来做道德决断,体现了伦理学理论思维从重形式的规范伦理模式向重实质的实践伦理模式的转变,是对多样性现实生活的回归,这些亮点值得我们关注并学习。但该伦理同样具有局限性,在限制了理论自身的发展外也为其他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前车之鉴,同样值得我们警醒。

“毫无阴影的绝对的爱”——村上春树《1Q84》中的“爱”与基督教境遇伦理学

村上春树《1Q84》中所谓"毫无阴影的绝对的爱"是针对道德主观主义和道德怀疑论的。该小说所谓宗教是一种"假设"的观点,源于弗莱彻的相关论述。据罗素相关论述可知,青豆与天吾之间基于"同情"的"爱"是符合基督教关于"爱"的教义的。而弗莱彻相信这种托尔斯泰式的、"幼稚"的"爱"是能够"成熟并深化"为境遇伦理学的"神爱"的。可见,所谓"毫无阴影的绝对的爱"便是"宗教"这一论述,是以弗莱彻的境遇伦理学为依据的。

什么叫境遇伦理学?

美国教授弗雷杰于一九六六年写了一本书,名为“境遇伦理学”。弗雷杰的基本理论是:没有一件事是普世公认为对的或是错的;

评约·弗来切尔的《境遇伦理学》

(一)在技术进步和技术革命的影响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群众道德意识的转变。因为这些转变归根结底要求个人自由地创造性地运用道德规范,所以,在实质上,是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原则不相容的。今天,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群众道德意识里,正在酝酿摆脱资本主义关系范围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新的、还很少分析过的现象。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里,以及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

境遇伦理模式新论

一 必然性:规范伦理模式向实践伦理模式的转换 不言而喻,当代中国的道德已陷入某种困境,而且,现在流行的规范伦理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的形式模式)又没有能力扭转这种困惑的局面。现在,人们急切需要的是一种能直接指导现实道德生活的实践伦理模式,但是,现实的伦理理论却常常使人们失望。一方面,欧美的道德教科书是如此地不符合我国国情,如美国学者J·P·蒂洛的《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一书所构筑和提出的“人道主义伦理学”体系和“生命价值”、“善良”、“公正”、“说实话”、“个人自由”五项道德原则,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大相径庭;另一方面。

伦理的共相:伦理普遍主义的当代运势

伦理的共相问题就是伦理普遍性的中国式表达,而伦理普遍性就是指伦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的一般性规定,是对伦理实体、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一般本质的规定性。伦理普遍性的获得路径有许多,但从内容上应该是伦理共同体对“共同善”的价值追求,而从形式上无非是来源于人类所具有的“公共理性”。伦理一旦获得普遍性的品格,就具有了无法替代的效应,具体表现为可规范效应、可协调效应、可持续效应。强化伦理共相意味着要凸现伦理的“具相”,即伦理普遍性的具体表现主要为伦理精神、伦理法则与伦理秩序,伦理精神是统领一切的灵魂,伦理法则是协调平衡的标准,伦理秩序是复杂伦理关系的条理化(清晰化),三者虽然不构成伦理共相的全貌,但也可称得上是“主架构”。但随着社会结构的松弛、价值的多元化和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加,伦理普遍主义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特殊主义的挑战。与此同时,强调伦理普遍主义并不意味着对境遇伦理学的否定,相反,我们可以在实践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的意义上接受境遇伦理学,并充分吸收其处理具体伦理问题特别是伦理二难问题时的伦理智慧,把规则遵循与具体情境结合起来,把境遇的估计与行动的选择结合起来。

智力障碍女性生育权与代理权的伦理探讨

基于伦理审查中的真实案例以及境遇伦理学,讨论了涉及以下四个层面在不同情况下实施人工流产的道德性:(1)孕妇与胎儿权利之争;(2)智障女性能否胜任自主抉择?(3)家属代理权的行使及限制;(4)如何使最终决策实现善意?在此类案例中如果采用原则主义容易导致“一刀切”,因此,采取境遇伦理学的策略才能真正解决类似的道德困境。对相同的情形采取相同的措施,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措施,如此方可真正做到符合伦理。

现代西方伦理学发展的新趋势

二十世纪西方伦理学,以穆尔(直觉主义伦理学代表)批判过去伦理学的“自然主义错误”为开端,开始转向具有形式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的元伦理学。直觉主义和新实证主义采用严格科学的方祛,企图建立“科学的伦理学”,克服当时西方社会发生的道德危机,巩固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价值。但是,结果却与他们的愿望相反。

当代应用伦理学“原则之争”的三个论域及其伦理启示

应用伦理学"原则之争"具有三种不同的论域:原则与境遇之争论;原则与德性之争论;原则与原则之争论。三者的理论出发点都是为解决"原则主义"本身所固有的理论困境寻找方案,将原则与现实的道德生活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虽然它们各自的理论证明都未能真正地协助"原则主义"走出困境,也未能为现实道德生活实践提供具有完备解释力的道德决策。但是,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当代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视野,并为现实的道德生活实践和原则主义理论的优化提供了反思路径。

论道德的社会评价与个人评价

道德评价在社会道德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环节。道德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上,反映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道德评价以他人、社会的方式进行时,就是道德的社会评价。它是通过对个人外在行为、品质、思想等的评判,从而与人们心中的善恶、优劣价值观念结合起来,与群体、社会的利益联系起来,对个体的行为加以判断,并通过个体自身的取舍调整人们的行为,达到调整社会活动。

西方伦理相对主义评述

西方伦理相对主义问题的提出与本世纪初人类学的研究进展有关。人类学家们在研究地球上各地区的习俗、文化时发现,不同文化或习俗中聚集的不同群落或民族,往往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道德观念、道德准则、道德判断和道德理想。这种人类学研究成果对西方传统基督教伦理学宣扬的道德的绝对性观念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和冲击。

弗莱彻的“爱即公正”论述评

弗莱彻的基督教境遇伦理学强调道德规范的相对性,反对僵化的宗教律法主义。其相对主义含有"上帝之爱"这一绝对因素,要求人们在任何境遇中,都要遵从爱的诫律,像上帝爱一切造物那样爱世人。这种境遇论方法充分尊重行为者从实际出发的自决权,因而加重了行为者自主选择的道德责任。境遇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爱同公正是一回事,因为公正就是被分配了的爱。""爱即公正"论在伦理学理论上将爱与公正视为最高范畴,在社会实践上旨在反对"爱"的空洞说教,为遭受社会不公的人们呼唤实实在在的公正待遇。弗莱彻认为,道德公正是法律公正的基础,而法律公正本身绝非道德公正,它必须奠基于道德公正。当面对不公正的法律或执法不公之时,公民不服从乃至"凭良心造反"或革命,均为促进社会公正的正义之举。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境遇伦理学又敦促公民尊重和服从奠基于道德公正的法律。弗莱彻的社会公正观深受马克思论著的影响,不乏可资借鉴的真知灼见。弗莱彻终生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考、勤于创新、勇于实践"的学者风范,一贯坚持"道德理论与修身实践的统一",为争取世界和平、社会公正和人类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