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墓上建筑和墓地祭祀谈陵寝制度的渊源

通过分析考古发现的商代高等级墓葬的墓上建筑遗存,文章认为这些墓上建筑就是陵寝制度中"寝"的起源,同时也可能兼备"堂"的功能,从而确认陵寝制度的渊源可上溯至商文化时期。另外,文章认为,殷墟西北岗发现的大批祭祀坑,虽然是商王室的公共祭祀场所,但也应该是针对墓主的,因此可以确认商代时期应该已经存在墓祭。

厦门明清传统墓上建筑形制研究

厦门传统墓上建筑融合了中原文化与闽南地域文化特点,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现存的墓上建筑中明清时期占据绝大多数,造型多样、装饰精美。结合地方志等史料及官方对墓葬形制规定,实地调研厦门明清传统墓上建筑分布,分析明清墓葬建筑与地方社会历史发展关系,结合典型案例从平面、立面布局分析墓上建筑特征,分部件详细梳理墓上建筑的构成元素,为当前地方墓上建筑的保护修缮提供传统形制依据。

“王国”向“帝国”的转变——以帝(王)陵封土与墓上建筑为中心的考察

战国至秦汉时期,皇(王)权加强,区域政权为统一帝国所取代,国家性质发生了“王国”向“帝国”的转变。在这一背景下,帝(王)陵墓封土与墓上建筑的修建,不仅是一种墓上标识存在,更是彰显最高统治者身份地位、代表帝王权威强化的重要载体。这一时期的封土形制,在沿袭继承下呈现出规范、定式化的趋势,墓上建筑亦不断进步,最终在汉代形成寝殿、便殿等约定俗成的固定设施。

“冢上作屋”的考古学诠释——渤海墓上建筑研究

渤海墓上建筑包括砖塔类和房址类。迄今发现的渤海墓上建筑年代最早可至渤海早期,经历了从简易的木结构建筑到使用瓦件盖顶,再逐步发展到具有础石、墙体、地面、踏步等设施完善的享堂类建筑的发展过程。其发展和演变主要是渤海民族固有的"冢上作屋"文化传统的不断传承和演进的结果。

先秦时期墓上建筑研究

本文对先秦时期的墓上建筑进行类型学分析,总结了各时期墓上建筑的特点和分布状况。商代已出现墓上建筑,但为数很少,与等级无关,其源头还不能找出合理的答案。西周除商系前掌大墓地极少数西周早期墓葬沿用墓上建筑外,其他地区基本不见墓上建筑,北吕ⅤM301属孤例。墓上建筑的再度出现为春秋时期,见于雍城秦公陵园,战国时期在三晋地区流行开来,但其他地区不见。东周时期采用墓上建筑的,均为高级贵族。

“古不墓祭”之我见

祭祀活动早在先秦时期的墓葬营建过程中就已存在,但其性质与后世专门针对某一墓主定期进行的所谓"墓祭"是不同的,它是某些古老的宗教观念对人们的行为发生影响的一种表现。古人所言的"古不墓祭"有着相当的合理性。

墓有重開之曰:從蕭遇墓誌看唐代士人的權厝與遷葬

蕭遇墓誌記载了他起初尋訪生母陸氏葬地未獲,誤掘他人墳塋,最終得異人指點完成遷葬的傳奇經歷。這則故事此前已被《通幽記》收録。既往文學史的研究者從西方現代小説的觀念出發,建構起了從六朝志怪到唐傳奇虚構性逐渐增强的線索,而唐人本身多將此類故事視爲可能發生的真實事件。比較墓誌與《通幽記》兩個文本,反映出唐人喪葬儀式中的買地信仰。唐人墓地地面上能標識墓地範圍和墓主身分的要素有墓田、封土、神道碑碣、石獸等,但除了封土和墓樹,其他都舆官員品級有關。對蕭遇母親陸氏這樣的權厝者而言,除了木質墓表,並無明顯標識身分的物品,因此遷葬中舊塋難覓的現象並不罕見。蕭遇誤掘他人墳塋亦牽涉相關的法律問題。蕭晉、蕭遇父子皆多娶,與哪一任妻子合祔,涉及前妻與後妻及嫡子之間的復雜關係。

中原地区封土起源再研究

中原地区封土由江南土墩墓和中原墓上建筑两大传统相互碰撞、融合而成。隆起的封土因素来源于江南土墩墓,春秋早期传入淮河流域,春秋战国之际传入中原腹地。中原地区自商周以来流行墓上建筑传统,封土与之并无直接渊源关系,但墓上建筑外形、夯筑方式、结构植入到外来的封土之中,形成了层层夯筑的方形封土传统。战国中晚期,封土与墓上建筑传统进一步结合,形成了在高大坟丘上建筑的新葬俗。中原地区封土的形成体现了春秋、战国以来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

关于渤海上京城北垣外侧8、9号寺庙址始建年代的补充说明

一、渤海上京城北垣外侧8、9号寺庙址始建年代问题的提出渤海上京城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前后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大规模考古调查与发掘[1],直至今天,考古工作仍在进行。毋庸讳言,这些调查与发掘不仅进一步廓清了上京城的形制、范围、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