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墓铭》:朱彝尊墓志铭写作的“例外”

在朱彝尊的《曝书亭集》48篇墓志铭中,《张君墓铭》是有铭无志的一个“例外”。朱彝尊墓志铭写作追求取信后世,《张君墓铭》谀词太过,是朱彝尊墓志铭写作的又一“例外”。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节录)曝书亭文》中的《张君墓铭》,既有铭又有志。根据墓志部分的细节,大致确定了《张君墓志铭》的墓主、请铭之人和写作时间等关键信息。考察朱彝尊与请铭者张鹏二人的文学交往发现,《张君墓铭》这首七言诗与朱彝尊同时期写给张鹏的虚美夸饰之应酬诗作在风格上一脉相承。张鹏不仅是朱彝尊的密友,而且是其子朱昆田的幕主,更是其联络康熙皇帝的中间人。这应该是朱彝尊这篇谀墓之作产生的主要原因。

从苏峨墓志铭看清初中国台湾文教经略政策

2015年,福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征集到一方《皇清乡进士截选文林郎巍菴苏公暨配孺人懿勤叶氏合葬墓志铭》,该墓志铭的主人是被誉为“台湾科举第一人”的苏峨,此方墓志铭内容丰富,叙述详明,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阮元《揅经室集》中墓志铭类文献研究

《揅经室集》是乾嘉时期大儒阮元的个人文集,文集中包含阮元所作图解、游记、墓志铭、序跋等文体。将文集中的墓志铭类文献析出整理并作简要分析,有助于探究阮元《揅经室集》中墓志铭类文献的价值,即史料补充价值、探究清代墓志铭演变的价值及墓志铭体现出的阮元思想价值,以期对阮元《揅经室集》中的墓志铭类文献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和认识。

隐微叙事与清人对韩愈墓志铭的批评

韩愈墓志铭被清人视为典范。林云铭、何焯、沈德潜等人运用文史互证、春秋笔法、志铭互证等治经研史的方法阐释韩愈墓志文,读出了其中的隐微叙事与微旨讽喻。以《唐宋文醇》为代表的官方评点则将韩碑重新定位为尽忠报国、以史为鉴的政教之文,并主导了清中期以后的韩碑批评方向。此后,桐城派的义法批评逐渐兴盛,转向技法与风格,隐微叙事的批评传统开始消歇,直到晚清才逐渐复兴。隐微叙事的发现体现了清人对“知人论世”批评模式的创造性转化,在时代、作者与文本之间形成双向阐释,并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学解读。

清代天水任承允墓志铭考论

天水市博物馆现藏两幅晚清陇南名儒任承允墓志铭拓片,分别由当时名流撰书,内容大致趋同且互为印证。据此可厘清任氏家族族谱及任承允生平、仕宦履历、文化教育成就等诸多史实,是天水地方文化史料的重要补充,亦纠正了部分书籍记载的讹误。

清代陕西三原藏书家李锡龄家世、生平考略——以《李孟熙墓志铭》为中心

李锡龄是清代陕西著名藏书家,由其藏书汇刻的《惜阴轩丛书》保留了大量珍贵典籍,但李锡龄的生平事迹却湮没无闻。李锡龄的生平资料散见于地方志及各种非学术性刊物中,信息多有重复且细节处均付阙如。清代学者路德的《柽华馆文集》中载有《李孟熙墓志铭》,相对完整详细地还原了李锡龄的生平治学信息,具有重要价值。

洛阳新见《宋故安定席处士墓志铭》考论

《宋故安定席处士墓志铭》由二程(程颐、程颢)门生刘立之撰文,李处遯书丹,记载了席彦正的生平家世、个人品行及其处士生活。墓志透露出二程先生的门生故旧及部分姻亲状况,对于了解二程先生的姻亲、社交以及宋代书法艺术、书院教育状况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朱彝尊《赠翰林院检讨征仕郎徐先生墓志铭》笔法表微

朱彝尊之文章根基于其学,涵养深厚。《赠翰林院检讨征仕郎徐先生墓志铭》一文言简意隐而丰。篇题称“先生”包蕴着对墓主的敬仰及褒扬;铭文用《洪武正韵》,寄托着遗民情结;简要的铭文,蕴藏着易代之际的重要史事及对墓主行义的表彰。此文由墓表改为墓志铭,文体与时代更契合。这种言简意丰的文学笔法与微言大义的史学笔法,缘于时代隐讳等不得已的因素,却使借文传人与文章“庶几可传于后”均得以实现,也颇见朱氏文章的高妙与多姿多彩。

台厦风清 碑禁市米 清康熙朝福建漳州镇总兵李友臣墓志铭考

1964年,文博工作者在南京东北郊栖霞区花林乡征集到一合“清诰授骠骑将军镇守福建漳州浦诏云霄等处地方总兵官都督佥事致仕李公墓志铭”。该墓志铭刻于康熙六十年十二月初四日(1722年1月20日),石质,志、盖均长78厘米,宽76厘米,厚10厘米。盖文7行,满行7字,篆书,盖左边另有款识一行,满行16字,正书,双线边框。志文47行,满行50字,楷书,现藏南京市博物馆。

《王唯景墓志铭》及所见辽代医官设置考

1999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王唯景墓志铭》,志主为辽道宗朝医术高明、颇得宠眷的医官,志文多处涉及辽代医官职位。兹据志石拓片首次对墓志进行录文,并对文中提到的医官职位进行考释。结合相关资料,本文进一步明晰辽代翰林医官院的设置,并对部分辽代太医署官职进行探究。所得结论有利于进一步了解辽代的官职设置与医事活动,同时也有助于补注以阙略著称的《辽史》。《王唯景墓志铭》为我们研究契丹统治者对中原政治制度文化的认同提供了宝贵的样本。

明代《刘瑀及妻杨氏合葬墓志铭》疏证

《刘瑀及妻杨氏合葬墓志铭》是明代督察院副都御史刘瑀及其夫人杨氏的墓志铭。志文记载了刘瑀的世系、姻亲交游、仕宦经历、子嗣情况等内容。志文记载刘瑀的仕宦经历弥补了史籍的缺失,是研究明代官场生活的重要新资料。志文中对其夫人杨氏的相关记载,对于明代女性日常生活的研究具有参考意义。该墓志记录的“赐祭葬”礼俗,也为进一步研究明代丧葬文化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文献资料。

宋斌墓志铭考释

本文释读、考证宋斌墓志铭,指出宋斌生于1385年,卒于1447年,是明代水东宋氏第三任土司,在任44年(按虚岁算,45年)。其任职期间,对外与中央王朝保持密切关系,积极参与朝廷的市马活动;对内在水东地区大力推行文化教育,为水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与其他史料相比较,宋斌墓志铭所载史实更为准确可考,是研究贵州水东地区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铭文所载宋斌平“刘觉能之乱”“平底寨苗乱”等,补充了史料的不足;其他如“娶杨氏,播州宣慰使铿之女”,是水东宋氏与播州杨氏联姻的实物资料。总的来看,宋斌墓志是贵州明代墓志中的重要文物,对于研究明代贵州土司问题大有裨益。

士大夫身份意识与汪琬墓志铭的书写策略

清前期著名古文家汪琬继承唐宋以降的文化传统,着力讲求墓志铭的书写策略,借以鲜明地表达他所理解的士大夫群体的观念、情感、理想和趣味。汪琬的墓志铭书写特意强调撰写者“文学蔚蔚”的文化身份,强烈表达撰写者“以其风声说人”的情感旨趣,自觉行使撰写者“自重特立”的话语权力,力图塑造一种独具风貌的“在野”士大夫形象。这一书写策略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表达方式,既受制于、也强化着汪琬的士大夫身份意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唐至宋初定难军墓志铭研究述评

陆续出土的唐至宋初定难军墓志铭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内研究始于上世纪末,并逐渐形成了三个主要研究方向:文献整理和历史考证、文本体式和书写研究、社会文化和思想探讨。历史考证出现最早,且贯穿墓志研究始终,包含了定难军政权、党项族属和民族关系三个热门话题;在文本书写和体式研究方面,大多学者关注于墓志文体、程式化书写和撰者、书者、刻者及其家族研究;社会文化和思想探讨以前二者的推进为基础,故而出现最晚。对于定难军政权系统而全面的复原工作需要学界各领域的共同努力,这不仅要求拓宽学科知识背景,增进多学科、多领域间的融合,也要求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和大宗石刻资料数据库的完善。

邵伯温撰并书《宋故三川焦居士墓志铭》及相关问题考论

《宋故三川焦居士墓志铭》记录了志主焦氏的生平家世,并简单介绍了志文撰写的原因,其志文内容不仅可补遗《宋代登科录》,还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宋代普通农家生活及私塾教育状况。其志文撰写及书丹,让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邵伯温的文风、书法,对于宋代墓志书法研究具有一定价值。

《北大王墓志铭》所见若干契丹大字考释

本文通过对比契丹大、小字组合字,列举其可能存在的对应形式,利用已知大、小字对应关系,推断未知的对应关系的方法,对《北大王墓志铭》所见若干大字进行拟音、释义。提出大字与小字相对应,读?ɑ-t;大字■相当于小字■,义为“诸可汗”;大字■相当于小字■和■,读?-ru或?-ud;大字■相当于小字■和■(n-?-ru-i或n-?-ud-i),表示“部(之)”;大字■(u-ul-?n)表示“乌古之”。

《唐故岐阳公主墓志铭》考略

据《唐故岐阳公主墓志铭》与正史为主的多种传世文献相互印证,探讨岐阳公主家世、婚姻状况、死因及其丧葬礼;探究中晚唐时期岐阳公主的殊特形象意义;认为岐阳公主未嫁从父、既嫁从夫、严守妇道、相夫教子、遵从孝道、持家有方,其形象完全吻合传统儒家礼仪规范。

《唐故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元敬墓志铭并序》考释

《唐故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元敬墓志铭》是平顶山博物馆于2016年征集而来的。该墓志铭刻立于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夏五月廿日,铭文由唐代光禄大夫御史中丞上柱国李昆撰书,记述了唐中期鸿胪寺卿元敬(776—840)的生平事迹、家族承袭及归葬地等内容。文章首次抄录墓志铭全文,并在志铭、文献记述的基础上考证相关历史事实。

清末海军名将叶祖珪墓志铭考略

叶祖珪是清末福建船政出身的海军名将。传世叶祖珪墓志铭拓片是考察叶祖珪墓志铭及其生平事迹的重要实物和文献资料,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本文对拓片所见叶祖珪墓志铭进行释读、录文,并对墓志铭涉及的叶祖珪生前官衔、身后哀荣、生平事迹等问题进行考证和解读。

读《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札记

《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是元代中外关系史、航海史上的重要文献。首先发现这方墓志的是清代乾嘉学者钱大昕。他以此碑考订《元史·成宗纪》行年纪事，认为当时中国与西亚关系密切，“使命往还，来往不绝”。而杨枢送使西还，事在大德八年，《元史》确有记载，如“诸王合赞遣使来贡珍物，即其事也”，可见此碑的文献价值。由于年代久远，碑志中的典章政事大都淹没，今作诠释以备读此碑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