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字墨影》墓志录文札记

中国文字博物馆收藏有一批珍贵墓志拓片,《文字墨影》选释其中110种,部分为首次刊布,其文献、史料、语料等价值非常突出。该书释读水平整体较高,但受残泐、讹俗、用典等因素影响,文字缺录、误录问题仍较严重,极不利于材料的科学有效利用。对照墓志拓片,选取该书典型缺、误文字案例,分形近字、涉典字、疑难字及残泐字四类进行考辨补正,以还原文献原貌,从而为碑刻文献释读整理提供参考,为汉语汉字研究提供可靠实证支撑。

六朝墓志文滥觞与骈化发展艺术特色研究

墓志文体滥觞于魏晋,发展于刘宋时期。此后,帝王与士人的参与,为南朝墓志文的成熟与骈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北朝墓志文的创作才逐渐步入繁盛。到了孝明帝时期,北魏墓志文发展进入到一个黄金阶段。此后的中国社会动乱并没有影响到东魏和北齐墓志文的创作与骈化发展。庾信、王褒等南朝文人的入北,给北周墓志文的创作带来了新鲜的血液,骈俪之体由此蔚然成风。

唐代文化的兼容并包略谈——以《唐故卧龙寺黄叶和尚墓志铭》为中心

《唐故卧龙寺黄叶和尚墓志铭》是一篇初唐伪墓志文,本文作者经过对墓志文的制作者许敬宗和书写者欧阳询的职官考证,认为这篇文章应作于贞观十七年至十九年间。同时,经过对初唐道教和佛教的发展的分析,认为这篇伪墓志文背后透露出的却是唐代文学、书法和宗教和谐统一的文化事实。

古代墓志文的当世传播及其影响

墓志文的当世传播是指墓志文在产生及稍后的时代里,以稿本、录本或埋圹前所拓拓本形态存世而进行的传播。墓主至亲、撰文者、书丹者是最基本的墓志文传播主体,他们出于显亲扬名、传世信后、抒发哀情、劝世励俗等目的传播墓志文。前期的墓志传播以写本为主,拓印技术成熟、卷轴书画格式的形成与应用、雕版印刷的普及等,拓宽了墓志文的传播途径,借助这些技术,原来仅靠写本留世的墓志文的传播变得多元而丰富。在此背景下,撰者、亲属、友朋之间客观上形成了一股互相监督、约束、补充的力量,使撰者撰文、亲属刻石等都不能"一意孤行"。墓志文的一些叙事特点正是在这些复杂的牵扯、融合、替代中生成的。

庾信墓志文之疏证与分析

《庾子山集注》凡十六卷,墓志文占最后两卷,须略加疏证。其中多有史书中未备而颇具意味的历史细节,有助于人们了解当年的社会生活及庾信本人的思想感情和人脉关系,由此入手可以增强对其人其文的理解。例如《周大将军义兴公萧公墓志铭》致力于为改变立场者寻找合乎情理的原因,这里应当包含着作者对自己由梁之使节一跃而为周之官员的变化作出解释。《周大将军怀德公吴明彻墓志铭》指出失败者仍然可以是一位英雄,其中又说到吴明彻归葬故土之遥遥无期,庾信本人的自我评价和切身的哀叹似均隐含于其中。

墓碑志文学性及其在唐代的嬗变论略——以陕西新出土墓碑志文为重点的考察

墓碑志文是一种特殊的文体,作为应用性文体,它有着深刻的渊源;作为一种语言文字的表述形式,它有着一定的文学性。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其文学性也有着变化。唐代碑志文也不例外,如果我们对陕西新出土的墓碑志文作一考察,就会发现:其文字表现形式由骈趋散,行文由夸饰德行到生动叙事,人物形象由模糊到清晰。

元好问诗述沁州出土隋薛收撰《文中子墓志》

《全唐文》所录薛收撰《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是考察隋代大儒文中子王通生平事迹及其河汾之学与唐初贞观之治关系的关键性文献。元好问《铜鞮次村道中》诗、《送弋唐佐董彦宽南归》诗,记述了亲见于金贞祐四年或此前不久出土于沁州铜鞮山之薛收撰《文中子墓志》,指出《文中子墓志》所述为信史,可以破除对文中子之怀疑。沁州出土薛收所作《文中子墓志铭》比汲冢出土《竹书纪年》还要宝贵。元好问两诗宝贵的史料价值,在于证明元好问所见薛收《文中子墓志》与今存薛收《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基本内容一致,从而多一重证据证明今存薛收撰《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之信实。

论柳宗元女性墓志文对儒家妇德文化的超越

在唐朝,韩愈、柳宗元都是人们公认的善于撰写墓志的人,而柳宗元似乎更是注重给女性撰写墓志。在这些墓志文中,柳宗元不仅继承了儒家传统妇德文化,而且还有所超越:柳宗元一反儒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进而提倡和赞美那些聪慧有才的女子。这表现了柳宗元进步的妇女观。

明代宁夏文人管律及其所撰墓志文考

管律为明代宁夏名儒,才华出众,但不幸被牵连进"寘鐇之乱"的政治漩涡。时杨一清督抚宁夏,成为他个人与家庭命运的重要转折点。管律以编修《嘉靖宁夏新志》而为人们熟知,此外还撰写了大量的题记文、疏议文、墓志文。本文重点就所见的六篇墓志文进行梳理,对考古出土的明代钱氏家族墓志、王宝墓志及《康熙延绥镇志》中的王戟墓表进行了整理、考释。

族际互动视域下的辽代契丹文墓志形制体例研究

中国古代丧葬文化中以碑志随葬的习俗自南北朝以来长盛不衰。辽代统治者虽然是契丹人,但是接受了汉族丧葬活动中以碑志随葬的习俗,契丹人既用汉文也用契丹文书写墓志。契丹文墓志虽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非汉语墓志,但是确系中国历史上首次形成体系的运用汉文墓志书写体例刻写的非汉语墓志。外观形态和铭文形式方面,契丹文墓志既有对汉文墓志形制体例的模仿和继承,也有根据契丹文字的独特结构和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而进行的创制与更新,可以视为契丹民族同汉民族交往、交融过程中文化涵化的产物。辽代契丹文墓志的部分形制体例还见于同一时期契丹人的汉文墓志之中,并且影响了后续王朝的碑志文写作体例。

两方唐代史姓墓志考略

近年来,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多方征集洛阳周边地方新出土的古代碑志石刻,收获颇丰,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唐代墓志.在查阅馆藏墓志时,两方唐代史姓墓志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因为两位志主,都是迁居到唐朝的外族人,两人虽都姓史,族属却大相径庭,而最终都殊途同归,与汉民族融合,安葬在洛阳.在此,笔者不揣浅陋,特作如下考释.……

明代熊明遇之母王太孺人墓志铭考释

明代熊明遇之母王太孺人墓志至今未见有著录。文章在对墓志进行释读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资料,对墓志的撰文、篆额、书丹者,王太孺人的家世、生平、后裔以及熊氏家族世系进行了考释。

唐代洛阳的职业墓志撰稿人

在洛阳出土的唐代墓志中,有不少志文几乎相同或大致相同者。究其原因,应该是志文撰者自留底稿,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加以修改而成。这些志文撰者是职业墓志撰稿人。墓志作为随葬物,是埋于地下的,一般不容易穿帮。但随着一方方墓志的出土,这一情况也随之大白于天下。这种墓志文一般都不署作者大名。

跋“千唐志斋”新藏《裴岩墓志》

'千唐志斋新藏专辑'所收《唐故秀才河东裴府君(岩)墓志铭并序》(以下略称《裴岩志》),首尾完具。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兹摘录如下:君讳岩,字梦得,河东闻喜人。历世冠冕,显于士林……岩父,今见任侍御史、知盐铁江陵院。会昌元年,我家君以直道被谗,谴于海外。江陵叔父君以季弟之故,亦贬为睦州建德尉。君侍行于睦州……

刘裕元墓志考释

对位于迎泽区马庄镇新沟村的刘家大院进行调查过程中,悉知刘家后人在迁徙祖坟时,从"刘公坟"里发现一通墓志。墓志字数虽不多,但通过碑文,结合史籍记载,我们对刘家及其先祖有了进一步了解。

庾信的生平創作及其意義——《中國中古文學史》的一個片段

庾信(513—581)前半生在南朝梁爲宫廷文人,所作詩賦皆爲“宫體”;後半生不得已而在北,儘管北周的高層人士對他非常尊重客氣,但他内心深處總是有些矛盾和痛苦,並融化而進入其詩賦和文章之中。作爲使節他在被扣留之初,曾遭軟禁三年,其時的作品《傷心賦》《小園賦》《枯樹賦》飽含痛苦的心情,也流露了行將轉身的意向。後來作於天和四年(569)的《哀江南賦》,則深刻地總結了蕭梁王朝由盛而衰以至於滅亡的歷史教訓,文辭曲折典雅,歷來得到很高的評價。他詩和文也都達到很高的水準,其中同樣隱含了他對自己轉身的解釋和哀歎。當年的時代主潮在於民族融合,庾信認同鮮卑族主導的北周政權,肯同他們合作,是正常的;而不斷抒發其鄉關故國之思,則表現了對華夏文化大流的熱愛與眷念,深刻地符合中古歷史發展的大方向。要瞭解其時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波瀾與漩渦,庾信的作品包括那些諛墓諸文都具有很高的價值。

《大唐故人处士王府君墓志铭文并序》考释

《大唐故人处士王府君墓志铭文并序》(并盖),据《鹤壁发现一座唐代墓葬》(王文强、霍保成文,1988年发表于《中州文物》第二期)的资料获悉,此墓志1985年8月28日出土于鹤壁市第六中学校院内(现为鹤壁市鹤山区实验中学)。此墓志为方形青石,志盖呈盈顶式,中心雕刻有一衔环兽头,这种墓志盖的造型在唐代墓志铭中是难得一见的。该墓志盖顶边长34.5厘米,斜边长10厘米,底边长46厘米,斜边与底边之间高4.5厘米,盖通高约12厘米。

梁国王墓志铭文初释

辽代梁国王石鲁隐朮里者是秦国太妃之夫萧和的第三子萧孝诚的第三子,汉名萧知微,其妻是惕隐司仲父房査懒瑰引宰相第四女、耶律仁先四妹涅睦衮别胥诔鐾恋钠醯の拿闹杏凶园?古只以来历代子孙的详尽记载,其史料价值非常珍贵。这些墓志的出土,可将萧和一系六世子孙中之一部分厘清,对研究辽史和契丹史有很重要的意义。

媒介、语境、作者:中古墓志文本形态及相关问题刍议

墓志有三种文本形态,相较于石刻,拓本和书本对墓志文本信息的简化和弱化,遮蔽了研究者的部分视野。联系墓志借信息互见构建地下亲属关系的义例、墓志文与墓葬壁画皆以"竹林七贤"等历史人物夸饰墓主品行的手法以及墓志文与墓主画像同出格套的特征等可以看出,中古墓志文本在生成过程中受到过墓葬地下语境的影响。墓志文本的作者,除了撰者、书刻者外,作为书、撰、刻三方雇主的丧家,也可以通过提供墓主信息、增减墓志文本、撰写墓志文等途径,或隐或显地影响和改变墓志文本的内容、结构与表达模式,是中古墓志文本的重要参与者和完成者。

论权德舆的墓志文创作

墓志之文,盖统括墓志铭、墓志、墓铭而言之。此一文体肇源于汉碑,又合其他墓葬器物的特点而逐渐定型,兴于魏晋南北朝,大盛于隋唐。由于是记人事迹德行,故与史传、箴铭的关系十分密切。汉魏以来,多有佳妙之作,然而大多数仍属'铺排郡望,藻饰官阶'的颂扬性文字~①,而且行文缺少变化,袭用套语典故,故有千篇一律的讥评。人唐之后,随着撰志作者队伍的扩大,文人们力求在既定的传统框架中创新变革,特别是古文运动的渐次展开,为墓志一类的应用文字注入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