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适墓志文创作的新变与成就

自东汉以后,墓志成为一种常见的文体,也是一种出于"四方之邀乞"的"世俗应酬文字"。叶适却从其经验论德性之学出发推尊墓志,首次将它提升到"文章家大典册"高度,改变了以往世俗化的墓志文体观,并"大肆力于碑铭"创作。在具体的创作中,叶适既注重墓主的个性,"随其资质与之形貌",各肖其人,甚至突破墓志的体制,运用了"并志二公"的双重墓主叙事方式,别具一格;又贯彻其"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的文学主张,体现了"有补世教"的价值取向,拓展了墓志的功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宋代文章学和散文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小觑的地位与意义。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叶适墓志文创作的文学功用化

墓志文体自出现以来就确定了其用于丧葬礼仪的实际功用和文化内涵,唐宋时期成为一种常见文体,而叶适则依托其功利的学术思想,基于改变士风和记录道义的现实目的,延续韩愈、欧阳修等人以来的古文运动传统,充分挖掘了墓志文体史录和教化的功用性,提出了"文章家大典册"的理论概括,明确了碑志序记等记体文的正统文学地位,揭示了唐宋古文运动以来散文发展的新趋向。

北魏墓誌文獻所見入北琅琊王氏——兼論宣武、孝明帝時期對待入北南人態度的轉變

北魏宣武、孝明二帝統治時期,雖然與南朝始終處於戰爭狀態,但是北魏内部對於南朝入北士族的態度,卻較孝文帝時期,發生了相當明顯的變化。這使得入北南朝士人得以更加深入地參與北魏的文化建設與文學活動,爲北魏後期乃至東魏北齊時期北方士人熱切學習南朝文學的風氣打下基礎。但是歸根到底,造成這種態度轉變的原因,並不在於南朝文化處於絶對優勢,而是北魏政權正統性的確立,政治文化局面的變化,以及北魏上層因此進行的自主選擇。本文選取入北瑯琊王氏成員群體作爲個案,通過研究其居處與葬地、婚姻仕宦、參與文化活動的情況以及墓誌文本,對琅琊王氏融入北魏社會的過程進行探討,從而進一步分析這一群體入北後對於北方文化進程的影響,以及從中體現出的,北魏上層對待入北南人,乃至南朝文化的態度變化。

盖棺自论定:宋代自撰墓志铭探析

据存世资料统计,宋代自撰墓志铭共有33方,现存计有18方。自撰墓志铭虽非宋代墓志铭撰写的主流,但在两宋时期不绝如缕。自撰墓志者有的曾身居高位,有的一直宦海低迷、困顿下僚,还有的终生居于草野。这些墓志铭,有的形式自由、内容简单,也有的中规中矩,与他撰墓志无异。撰者之所以直面自己的生命,或借自撰墓志表达一种超脱生死的豁达境界,或是理想与现实反差下的牢骚之语,抑或是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墓主的自我释放,乃至表达易代之后"遗民"的心态等,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此类文献的历史书写方式颇耐人寻味,值得深究。

汉碑的经典化进程及其影响——以蔡邕碑文为例

汉代是碑文文体的开创和奠基时期,也是碑文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时期,出现了许多碑文撰作大家及作品,蔡邕即其中翘楚。其作品由于丰富的内在价值,备受后代文论家的关注探讨、文学家的肯定揄扬、文选家的选辑收录、文士的追摹取法,从而极大推动了汉碑的经典化进程,使蔡邕碑文最终具有了永久的生命力,成为碑文典范,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