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棐墓志疏证

欧阳棐为欧阳修第三子,其道德文章虽酷肖乃父,然传世文献有关其生平仕履之记载却不甚了了。诸家史传如《东都事略》《四朝国史》《宋史》等,俱本于欧阳棐的好友毕仲游所作之《欧阳叔弻传》,且在转述过程中,时有擅自发挥而致误者。河南新郑出土的《欧阳棐墓志铭》为还原欧阳棐一生之真实行迹提供了最为直接而可靠的材料,比之于毕《传》与诸史传,不仅更为详细,能补诸家史传之缺,且能正诸家史传之误。

辽代张昌龄及夫人耿氏墓志补考——对入辽汉人家族变迁的个案分析

辽张昌龄及夫人耿氏墓志于1999年出土,李义先生等所撰写的《辽代张昌龄及夫人耿氏墓志考释》一文,对与志主相关之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然仔细研读志文可以发现,李文考证尚有未尽之处。张昌龄之父张守琼于辽景宗时期使辽被扣不遣,应与北宋攻伐北汉有关;重熙三年(1034),张昌龄受命担任的职务是铸钱院或铸钱务都监,而非李文认为的商税都监或商税都点检;张昌龄及其家族子孙的仕宦经历,系从最初以荫补入仕到以科举入仕,由武官转向文职;张氏家族早期与汉人世家大族联姻,随着时代的变迁,通婚对象也逐渐转向一般士大夫阶层。

《明代孙文墓志》考释

明代孙文墓志并盖一套2件,流入民间,后经民间收藏爱好者捐与鞍山市博物馆入藏。墓志青石材质,近正方体,志盖为篆书,尺寸58cm×55.5cm×10cm,志铭为楷书,尺寸56cm×55.5cm×10cm,墓志质地、形制和文字镌刻方式有明代辽宁地区墓志特征,整体面貌规矩古朴,墓志风化程度较重,个别字迹较难辨认,出土地点估计在海城东郊玉皇山南麓孙氏家族故址内。志盖篆书“明故诰封骠骑将军副总兵孙公墓志铭”。志文序铭俱全,1053字,涉及志主孙文的生平仕历、家族世系及履辽情况。由锦州王道中撰写,辽阳刘悌书,海城李伯通篆额,三人均为明代辽东地方名流。

《张君墓铭》:朱彝尊墓志铭写作的“例外”

在朱彝尊的《曝书亭集》48篇墓志铭中,《张君墓铭》是有铭无志的一个“例外”。朱彝尊墓志铭写作追求取信后世,《张君墓铭》谀词太过,是朱彝尊墓志铭写作的又一“例外”。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节录)曝书亭文》中的《张君墓铭》,既有铭又有志。根据墓志部分的细节,大致确定了《张君墓志铭》的墓主、请铭之人和写作时间等关键信息。考察朱彝尊与请铭者张鹏二人的文学交往发现,《张君墓铭》这首七言诗与朱彝尊同时期写给张鹏的虚美夸饰之应酬诗作在风格上一脉相承。张鹏不仅是朱彝尊的密友,而且是其子朱昆田的幕主,更是其联络康熙皇帝的中间人。这应该是朱彝尊这篇谀墓之作产生的主要原因。

破体与延续——浅论沈亚之的“骚体”墓志与哀祭文

沈亚之的《沈下贤文集》是中唐传奇作家中较少流传至今的文人别集,他在自己的传奇、墓志铭以及祭文中大量运用“骚体”进行文学“破体”创作,常态化的墓志和哀祭文因此发生显著改变,体现出“契会相参、本采为地”创作原则,呈现出“为真情所动”的创作条件。但相较于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的同类作品,与继承“骚体”传统的“变风、变雅”之本色还有距离。经过文体融合,文体的文学性得到增强,沈亚之的墓志铭打破了文体本身文学性与实用性的平衡,体现出新的“破体”意义。

太仓出土明代武德将军王进墓志考略

《明故武德将军正千户王公墓志铭》为江苏太仓城北新近出土的一方明代墓志,现藏于太仓博物馆。墓志志文记载了墓主的姓名、家族、生平经历等相关信息,为今人研究明代卫所制度、江南地区地方史和历史地理等提供了新的资料。这里在对志文释读的基础上,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宋罗直温墓志考释

《宋故敦武郎知辰州会溪城公事罗公墓志铭》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户县大王镇,志主名罗直温。志石长1.61米,宽0.76米,厚0.18米,志、盖一体。志石额部68厘米处为志盖,题“宋故敦武郎罗公墓铭”,字径约15厘米。志石下部为志铭,邵伯温撰并书,郭仲纯题盖。志石为青石质地,字迹清晰,保存完整。该合墓志镌刻于北宋元祐八年(1093),原石现藏于西安市鄠邑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拓片及墓志录文被收于《民族·盟约·边界·战争——陕西出土宋代墓志辑释》。

从苏峨墓志铭看清初中国台湾文教经略政策

2015年,福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征集到一方《皇清乡进士截选文林郎巍菴苏公暨配孺人懿勤叶氏合葬墓志铭》,该墓志铭的主人是被誉为“台湾科举第一人”的苏峨,此方墓志铭内容丰富,叙述详明,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孝廉张公墓志》考释

2013年,原阳县城南工业开发区施工时出土了清初《孝廉张公墓志》一合,初为私人收藏,后由原阳县博物馆保存。孝廉张公,清戊子科举人张尔韬,字豹南,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卒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享年76岁。卒后20年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二月安葬祖茔。该墓志具有重要的史料研究价值。文章主要对其生平作简略概述,对墓志铭进行深入考证、释读,并对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进行探讨。

跨越千年的爱恋墓志中所见古代爱情

墓志铭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历史,镌刻了墓主的平生履历、家族状况以及人品操行。玄台传青史,贞珉历千秋,墓志铭承载着生者对亡者的寄托与关怀,虽死生契阔,但有青石为证。有一些墓志铭还是爱情的见证,文字如同时间的刻痕,记录着一段段甜蜜的瞬间。纵然生死契阔,但在这坚硬的青石上,爱情却得以永存。

阮元《揅经室集》中墓志铭类文献研究

《揅经室集》是乾嘉时期大儒阮元的个人文集,文集中包含阮元所作图解、游记、墓志铭、序跋等文体。将文集中的墓志铭类文献析出整理并作简要分析,有助于探究阮元《揅经室集》中墓志铭类文献的价值,即史料补充价值、探究清代墓志铭演变的价值及墓志铭体现出的阮元思想价值,以期对阮元《揅经室集》中的墓志铭类文献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和认识。

隐微叙事与清人对韩愈墓志铭的批评

韩愈墓志铭被清人视为典范。林云铭、何焯、沈德潜等人运用文史互证、春秋笔法、志铭互证等治经研史的方法阐释韩愈墓志文,读出了其中的隐微叙事与微旨讽喻。以《唐宋文醇》为代表的官方评点则将韩碑重新定位为尽忠报国、以史为鉴的政教之文,并主导了清中期以后的韩碑批评方向。此后,桐城派的义法批评逐渐兴盛,转向技法与风格,隐微叙事的批评传统开始消歇,直到晚清才逐渐复兴。隐微叙事的发现体现了清人对“知人论世”批评模式的创造性转化,在时代、作者与文本之间形成双向阐释,并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学解读。

清代天水任承允墓志铭考论

天水市博物馆现藏两幅晚清陇南名儒任承允墓志铭拓片,分别由当时名流撰书,内容大致趋同且互为印证。据此可厘清任氏家族族谱及任承允生平、仕宦履历、文化教育成就等诸多史实,是天水地方文化史料的重要补充,亦纠正了部分书籍记载的讹误。

清代陕西三原藏书家李锡龄家世、生平考略——以《李孟熙墓志铭》为中心

李锡龄是清代陕西著名藏书家,由其藏书汇刻的《惜阴轩丛书》保留了大量珍贵典籍,但李锡龄的生平事迹却湮没无闻。李锡龄的生平资料散见于地方志及各种非学术性刊物中,信息多有重复且细节处均付阙如。清代学者路德的《柽华馆文集》中载有《李孟熙墓志铭》,相对完整详细地还原了李锡龄的生平治学信息,具有重要价值。

洛阳新见《宋故安定席处士墓志铭》考论

《宋故安定席处士墓志铭》由二程(程颐、程颢)门生刘立之撰文,李处遯书丹,记载了席彦正的生平家世、个人品行及其处士生活。墓志透露出二程先生的门生故旧及部分姻亲状况,对于了解二程先生的姻亲、社交以及宋代书法艺术、书院教育状况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朱彝尊《赠翰林院检讨征仕郎徐先生墓志铭》笔法表微

朱彝尊之文章根基于其学,涵养深厚。《赠翰林院检讨征仕郎徐先生墓志铭》一文言简意隐而丰。篇题称“先生”包蕴着对墓主的敬仰及褒扬;铭文用《洪武正韵》,寄托着遗民情结;简要的铭文,蕴藏着易代之际的重要史事及对墓主行义的表彰。此文由墓表改为墓志铭,文体与时代更契合。这种言简意丰的文学笔法与微言大义的史学笔法,缘于时代隐讳等不得已的因素,却使借文传人与文章“庶几可传于后”均得以实现,也颇见朱氏文章的高妙与多姿多彩。

《崔敬邕墓志》书法风格探赜

《崔敬邕墓志》全称《魏故持节龙骧将军督营州诸军事营州刺史征虏将军太史大夫临青男崔公之墓志铭》,楷书,29行,每行29字。刻于北魏熙平二年(517),清康熙十八年(1679)此志于河北安平县出土,清康熙三十年(1691)冬由知县陈宗石将此志砌入乡贤祠壁,当时朝士争欲致之,拓无虚日,未及二十年而石已裂尽。《崔敬邕墓志》书法落落自得,不为法度所拘.

台厦风清 碑禁市米 清康熙朝福建漳州镇总兵李友臣墓志铭考

1964年,文博工作者在南京东北郊栖霞区花林乡征集到一合“清诰授骠骑将军镇守福建漳州浦诏云霄等处地方总兵官都督佥事致仕李公墓志铭”。该墓志铭刻于康熙六十年十二月初四日(1722年1月20日),石质,志、盖均长78厘米,宽76厘米,厚10厘米。盖文7行,满行7字,篆书,盖左边另有款识一行,满行16字,正书,双线边框。志文47行,满行50字,楷书,现藏南京市博物馆。

《王唯景墓志铭》及所见辽代医官设置考

1999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王唯景墓志铭》,志主为辽道宗朝医术高明、颇得宠眷的医官,志文多处涉及辽代医官职位。兹据志石拓片首次对墓志进行录文,并对文中提到的医官职位进行考释。结合相关资料,本文进一步明晰辽代翰林医官院的设置,并对部分辽代太医署官职进行探究。所得结论有利于进一步了解辽代的官职设置与医事活动,同时也有助于补注以阙略著称的《辽史》。《王唯景墓志铭》为我们研究契丹统治者对中原政治制度文化的认同提供了宝贵的样本。

明代《刘瑀及妻杨氏合葬墓志铭》疏证

《刘瑀及妻杨氏合葬墓志铭》是明代督察院副都御史刘瑀及其夫人杨氏的墓志铭。志文记载了刘瑀的世系、姻亲交游、仕宦经历、子嗣情况等内容。志文记载刘瑀的仕宦经历弥补了史籍的缺失,是研究明代官场生活的重要新资料。志文中对其夫人杨氏的相关记载,对于明代女性日常生活的研究具有参考意义。该墓志记录的“赐祭葬”礼俗,也为进一步研究明代丧葬文化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