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在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中的应用研究

时代发展呼唤实行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新兴信息技术为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提供了技术基础。文章在分析纸质发票局限性的基础上,阐述了实施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结合单位工作中增值税发票电子化的实际情况,总结了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的实施路径,并从系统架构、系统功能、系统流程和安全设计角度提出了建设步骤。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新办纳税人中实行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22号为全面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深化税收领域“放管服”改革,加大推广使用电子发票的力度,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在前期宁波、石家庄和杭州等3个地区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国新设立登记的纳税人(以下简称“新办纳税人”)中实行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以下简称“专票电子化”)。

论新司法解释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不法性质

虽然《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规定为目的犯,但目的犯说本质上不符合增值税基本原理,忽略了中间商并非纳税义务人、中间商侵吞截留所代收的税款在性质上是侵占而不是诈骗等理论。将本罪解释为由虚开行为和抵扣行为共同组成的复行为犯也不妥。本罪是抽象危险犯,只要实施了虚开行为即应定罪,不能以任何理由出罪。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国家增值税损失的认定

法答网问题:既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又虚开销项的,犯罪数额如何计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明确其立法目的之一是保障国家税收,第1条第2款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56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入罪标准解读

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具有行政、刑事双重违法性,加之《刑法》第205条对虚开行为设置了较重的法定刑,仅以行为入罪难以与过高的法定刑相适应,导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入罪标准模糊。针对这一问题,理论界提出了行为犯说与目的犯说两种观点,但行为犯说难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目的犯说欠缺可操作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双重违法性表明,该罪的保护法益具有双重性,即增值税税收征管秩序和增值税财产所有权。在双重法益架构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入罪标准应当从主客观两个层面界定,客观上造成法益实害结果,主观上具有骗税目的。正确领会和适用该罪入罪标准,要从实质层面对骗税目的和侵害财产所有权进行解读。

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事后免责的可能与路径

近年来,民营企业家涉税犯罪案件数量持续增长,其中,增值税专用发票类犯罪属于主要类型。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刑事立法及司法有必要在不削弱法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强度的前提下,为涉嫌犯罪的民营企业及其经营者提供避免刑事处罚后果的方案。鉴于逃税罪已存在事后免责事由,对法益关联性更弱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类犯罪适用事后免责事由、限制该类犯罪的追责范围,从保护国家税源税基的角度,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为实现这一目的,有两种可能的方案,即“法益恢复”与“积极悔罪”模式,以及以《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为基础的当然推论。相比较而言,以《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为基础的当然推论能在兼顾法益保护及刑罚预防目的的前提下,实现国家与企业的共赢。

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之“虚开行为”再探讨

增值税发票犯罪案件数量庞多,严重损害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税收管理秩序。司法机关在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虚开行为”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争议。认定虚开行为是否需要具有偷税的目的,是否需要造成税收损失,是否还可以适用“三流一致”标准,实务中对此有不同观点。通过对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归纳总结,对“虚开行为”展开深入分析,提出了统一虚开行为认定标准、完善虚开行为刑法体系、加强司法与税务行政程序衔接等改革建议,以期充分廓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的“虚开行为”。

增值税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模式研究——以X大学为例

增值税电子发票改革是高校财务管理工作的新要求,其核心问题是实现电子化报销入账与归档管理。文章以X大学为例,探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管理模式。首先,结合X大学实践情况,分析高校增值税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管理模式的出台背景与内涵;其次,考察该管理模式的具体框架设计,包括流程、环节、主体等;再次,探讨该管理模式的分层设计内容,包括归集、报销、入账、归档等;然后,研究该管理模式的实现途径,包括信息采集、自动审批、凭证生成、支付管理等;最后,分析该管理模式实践操作的价值与意义。文章期望通过上述研究,为高校增值税电子发票改革的理论探讨和实务开展提供启示。

论我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侦查模式转型的价值与路向

随着技术与经济的快速转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行为呈现网络化、跨地区跨境、创新手段、专业化和滥用金融工具等特征,对国家财政和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威胁。传统侦查模式存在被动侦查为主、侦查效率偏低及协作机制不畅等问题,税务侦查部门主要依赖被动获取线索,从而导致案件侦办效率不高,并且缺乏与其他部门的有效协作,难以形成整体打击力量。为应对这些新特征所造成的威胁,需要从被动型侦查转为主动型侦查,由低效型侦查转为高效型侦查,由独立型侦查转向协作型侦查,通过侦查模式转型,引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并强化跨部门协作,建立信息共享平台,解决数据保护与隐私问题,提高侦查效率和准确性。

挂靠代开视角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出罪

挂靠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目前在经济交易中呈多发态势,该种开票方式是否属于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需要考量代开的具体情形。挂靠代开可分为单向挂靠代开,双向挂靠代开,无货代开三种类型,每种类型皆存在其形成原因。本文对挂靠代开行为的合法性认定及实践表征展开论述,认为真实交易支撑,保护合法交易主体,不以骗税为目的且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构成挂靠代开交易下专用发票虚开出罪的逻辑基础。但该种认定亦导致了虚开专用发票罪侵害法益的模糊以及发票管理的失序,只有建立虚开犯罪的普适性构成标准,才能减少司法环节裁量的不确定性。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结果犯属性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事违法性的判断应当在行政违法性的基础之上独立进行.税务管理法规将受票方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未申报抵扣税款的行为界定为只需受到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系行为犯、目的犯与抽象危险犯的观点,会将本应行政处罚的行为扩大到刑法打击范围,违反法秩序统一原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于骗免财产性利益的诈骗犯罪.行为人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的行为使国家减免纳税人缴纳增值税的义务,税款损失属于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害结果的判断.刑法应当基于法益保护原则和一般预防必要性的大小,实质地判断税款损失结果有无发生.当出票方未申报缴纳增值税,或者受票方不存在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时,就意味着税款损失结果的发生.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疑难问题研究--以“张某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为切入点

在《刑法》研究领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自入罪之日起,其处罚界限便引起国内学者广泛研究与讨论。张某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作为最高法指导案例已突破原有行为犯立场,但亦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实际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当属于实害犯,挂靠如实开票行为应属无罪,其与逃税罪属于法条竞合。为进一步规范此罪的适用,减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应当借助出台司法解释、明晰行刑边界、改革小规模纳税人制度、完善企业合规制度等路径形成治理合力。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属性及税收损失认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属性究竟是行为犯、目的犯还是结果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这导致了司法适用不统一。从立法目的、司法解释及法院审判规则演变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为结果犯,因为造成国家税收损失才能认定为犯罪,在明确结果犯基础上,还应从“整体论”的角度去认定国家税收损失。

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的发展及相关建议探究

实现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是我国电子发票改革的重要环节,专票电子化有助于税务机关加强增值税的征收管理,在为企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能加大我国的税收征管力度。但是在推进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的进程中,仍存在一些短板。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虚开发票罪定罪标准比较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虚开发票罪均涉及虚开行为,且都是针对发票的犯罪,实践中在两罪的认定上容易发生混淆和模糊。从行为方式上分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虚开”包含四种法定类型;虚开普通发票罪的虚开行为应符合刑法共犯理论,在与虚开行为人构成共同犯罪时才能认定“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和“介绍他人虚开”行为构成本罪。从行为对象上分析,伪造发票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上述两罪;从保护法益上分析,在导致国家税收利益受损时才能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虚开发票罪只需要违反普通发票管理制度且情节严重即可构罪。

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的推广与应用

国网杭州市临安区供电公司(以下简称“临安公司”)以“倡导绿色环保、保护客户信息、提高传递效率”为出发点,依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行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的相关要求,充分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平台,结合增值税专用发票发展现状及公司信息化情况,2021年10月开具国网公司首张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2022年底实现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全覆盖。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责任竞合与行刑衔接

目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刑衔接仍存在衔接标准、程序不规范等问题。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认定应坚持从客观到主观的立场,首先判断实施了构成要件行为,造成国家增值税款损失,然后判断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采用质量差异理论区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发生竞合,包括先罚后刑和先刑后罚两种情形。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后,不存在法定中止检查情形的,税务机关可以继续实施税务检查;根据是否需要等待司法文书结论的具体情形,税务机关决定是否继续作出行政处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逃国家税款:“行”“刑”认定与衔接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逃国家税款是常见多发的违法犯罪行为。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对此定性处罚存在较大差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逃国家税款的行为整体具有复合性特征,一般涵盖“虚开”“骗税”“逃税”三种性质违法行为,可能同时触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逃(偷)税罪、诈骗罪等多个罪名。在行政违法框架内,税务机关对其以“偷税”违法定性处罚,以及在刑事犯罪范围内,司法机关对其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刑事责任均无不当。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分歧与矛盾主要集中在涉嫌犯罪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逃国家税款案件上,盖因为税务机关在“偷税违法”与“逃税犯罪”直接对应的惯性思维支配下,越权适用《刑法》第201条第4款特别规定对其“除罪免刑”所造成的。鉴于该类型行为对应于刑法上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因此税务机关的正确处理方式应是比照《刑法》第205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入罪标准,遵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3条、《行政处罚法》第37条规定,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审查处理。

“以数治税”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限制适用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正当性根基在于“以票控税”模式下增值税专用发票与税收利益的绑定。随着大数据技术在税务系统中的应用,信息本身的作用逐步凸显,税务机关发现、追究逃骗税款的能力大幅提升,严格保护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必要性逐渐减弱。“以票控税”向“以数治税”的转变带来的后果是票税关联性的削弱,这一影响加剧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罪刑不适应的冲突。应当区分识别虚开行为所侵害法益,以启用其他替代罪名的方式对各类虚开行为予以区别化处理,限制本罪适用。

特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研究

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与骗取国家税款目的一样,同属法律评价,应当进行法律分析。针对“骗取型”“代开型”“过票型”三种特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类型,由于对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理解不同,在司法认定上存在分歧意见。对此应分别从“三流一致”“真实交易”“税负平衡”等方面对虚开行为造成国家税款损失进行穿透审查,以准确作出司法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