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1+X”证书的高职会计专业信息化教学设计——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为例

在高职会计课堂教学中,"1+X"证书与信息化教学手段的结合可以灵活会计教学方式,促进课证融通,实现会计专业整体学习内容的拓展。因此,本文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这一会计典型教学任务为例,借助"1+X财务共享服务证书"平台进行教学设计,介绍了教学整体设计思路、教学实施过程及教学反思等内容,并从课程、学生、教师三个角度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

对“现金折扣”方式下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及帐务处理的看法

新的会计制度规定,为有利于企业尽早收回销售货款,允许企业采用"现金折扣"方式销售产品。并规定采用"总额法"记帐,"销售折扣与折让"作为销售收入的减项处理。现行增值税规定:纳税人采用折扣方式销售货物,货物销售额和折扣额须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才准予按扣除折扣余额计税,否则不予扣除。而"总额法"下产品销售收入是按发票总额记帐的,现金折扣只有购货方在折扣期限内付款时才能确认。如果销货方已成交就全额开具专用发票,则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此时货物虽已发出,但货款不能收回,能否确认收入实现还不十分清楚。第二。

论新司法解释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不法性质

虽然《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规定为目的犯,但目的犯说本质上不符合增值税基本原理,忽略了中间商并非纳税义务人、中间商侵吞截留所代收的税款在性质上是侵占而不是诈骗等理论。将本罪解释为由虚开行为和抵扣行为共同组成的复行为犯也不妥。本罪是抽象危险犯,只要实施了虚开行为即应定罪,不能以任何理由出罪。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入罪标准解读

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具有行政、刑事双重违法性,加之《刑法》第205条对虚开行为设置了较重的法定刑,仅以行为入罪难以与过高的法定刑相适应,导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入罪标准模糊。针对这一问题,理论界提出了行为犯说与目的犯说两种观点,但行为犯说难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目的犯说欠缺可操作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双重违法性表明,该罪的保护法益具有双重性,即增值税税收征管秩序和增值税财产所有权。在双重法益架构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入罪标准应当从主客观两个层面界定,客观上造成法益实害结果,主观上具有骗税目的。正确领会和适用该罪入罪标准,要从实质层面对骗税目的和侵害财产所有权进行解读。

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事后免责的可能与路径

近年来,民营企业家涉税犯罪案件数量持续增长,其中,增值税专用发票类犯罪属于主要类型。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刑事立法及司法有必要在不削弱法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强度的前提下,为涉嫌犯罪的民营企业及其经营者提供避免刑事处罚后果的方案。鉴于逃税罪已存在事后免责事由,对法益关联性更弱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类犯罪适用事后免责事由、限制该类犯罪的追责范围,从保护国家税源税基的角度,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为实现这一目的,有两种可能的方案,即“法益恢复”与“积极悔罪”模式,以及以《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为基础的当然推论。相比较而言,以《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为基础的当然推论能在兼顾法益保护及刑罚预防目的的前提下,实现国家与企业的共赢。

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之“虚开行为”再探讨

增值税发票犯罪案件数量庞多,严重损害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税收管理秩序。司法机关在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虚开行为”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争议。认定虚开行为是否需要具有偷税的目的,是否需要造成税收损失,是否还可以适用“三流一致”标准,实务中对此有不同观点。通过对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归纳总结,对“虚开行为”展开深入分析,提出了统一虚开行为认定标准、完善虚开行为刑法体系、加强司法与税务行政程序衔接等改革建议,以期充分廓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的“虚开行为”。

挂靠代开视角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出罪

挂靠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目前在经济交易中呈多发态势,该种开票方式是否属于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需要考量代开的具体情形。挂靠代开可分为单向挂靠代开,双向挂靠代开,无货代开三种类型,每种类型皆存在其形成原因。本文对挂靠代开行为的合法性认定及实践表征展开论述,认为真实交易支撑,保护合法交易主体,不以骗税为目的且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构成挂靠代开交易下专用发票虚开出罪的逻辑基础。但该种认定亦导致了虚开专用发票罪侵害法益的模糊以及发票管理的失序,只有建立虚开犯罪的普适性构成标准,才能减少司法环节裁量的不确定性。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结果犯属性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事违法性的判断应当在行政违法性的基础之上独立进行.税务管理法规将受票方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未申报抵扣税款的行为界定为只需受到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系行为犯、目的犯与抽象危险犯的观点,会将本应行政处罚的行为扩大到刑法打击范围,违反法秩序统一原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于骗免财产性利益的诈骗犯罪.行为人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的行为使国家减免纳税人缴纳增值税的义务,税款损失属于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害结果的判断.刑法应当基于法益保护原则和一般预防必要性的大小,实质地判断税款损失结果有无发生.当出票方未申报缴纳增值税,或者受票方不存在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时,就意味着税款损失结果的发生.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疑难问题研究--以“张某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为切入点

在《刑法》研究领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自入罪之日起,其处罚界限便引起国内学者广泛研究与讨论。张某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作为最高法指导案例已突破原有行为犯立场,但亦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实际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当属于实害犯,挂靠如实开票行为应属无罪,其与逃税罪属于法条竞合。为进一步规范此罪的适用,减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应当借助出台司法解释、明晰行刑边界、改革小规模纳税人制度、完善企业合规制度等路径形成治理合力。

论我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侦查模式转型的价值与路向

随着技术与经济的快速转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行为呈现网络化、跨地区跨境、创新手段、专业化和滥用金融工具等特征,对国家财政和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威胁。传统侦查模式存在被动侦查为主、侦查效率偏低及协作机制不畅等问题,税务侦查部门主要依赖被动获取线索,从而导致案件侦办效率不高,并且缺乏与其他部门的有效协作,难以形成整体打击力量。为应对这些新特征所造成的威胁,需要从被动型侦查转为主动型侦查,由低效型侦查转为高效型侦查,由独立型侦查转向协作型侦查,通过侦查模式转型,引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并强化跨部门协作,建立信息共享平台,解决数据保护与隐私问题,提高侦查效率和准确性。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属性及税收损失认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属性究竟是行为犯、目的犯还是结果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这导致了司法适用不统一。从立法目的、司法解释及法院审判规则演变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为结果犯,因为造成国家税收损失才能认定为犯罪,在明确结果犯基础上,还应从“整体论”的角度去认定国家税收损失。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虚开发票罪定罪标准比较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虚开发票罪均涉及虚开行为,且都是针对发票的犯罪,实践中在两罪的认定上容易发生混淆和模糊。从行为方式上分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虚开”包含四种法定类型;虚开普通发票罪的虚开行为应符合刑法共犯理论,在与虚开行为人构成共同犯罪时才能认定“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和“介绍他人虚开”行为构成本罪。从行为对象上分析,伪造发票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上述两罪;从保护法益上分析,在导致国家税收利益受损时才能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虚开发票罪只需要违反普通发票管理制度且情节严重即可构罪。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逃国家税款:“行”“刑”认定与衔接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逃国家税款是常见多发的违法犯罪行为。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对此定性处罚存在较大差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逃国家税款的行为整体具有复合性特征,一般涵盖“虚开”“骗税”“逃税”三种性质违法行为,可能同时触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逃(偷)税罪、诈骗罪等多个罪名。在行政违法框架内,税务机关对其以“偷税”违法定性处罚,以及在刑事犯罪范围内,司法机关对其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刑事责任均无不当。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分歧与矛盾主要集中在涉嫌犯罪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逃国家税款案件上,盖因为税务机关在“偷税违法”与“逃税犯罪”直接对应的惯性思维支配下,越权适用《刑法》第201条第4款特别规定对其“除罪免刑”所造成的。鉴于该类型行为对应于刑法上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因此税务机关的正确处理方式应是比照《刑法》第205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入罪标准,遵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3条、《行政处罚法》第37条规定,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审查处理。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责任竞合与行刑衔接

目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刑衔接仍存在衔接标准、程序不规范等问题。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认定应坚持从客观到主观的立场,首先判断实施了构成要件行为,造成国家增值税款损失,然后判断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采用质量差异理论区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发生竞合,包括先罚后刑和先刑后罚两种情形。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后,不存在法定中止检查情形的,税务机关可以继续实施税务检查;根据是否需要等待司法文书结论的具体情形,税务机关决定是否继续作出行政处罚。

“以数治税”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限制适用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正当性根基在于“以票控税”模式下增值税专用发票与税收利益的绑定。随着大数据技术在税务系统中的应用,信息本身的作用逐步凸显,税务机关发现、追究逃骗税款的能力大幅提升,严格保护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必要性逐渐减弱。“以票控税”向“以数治税”的转变带来的后果是票税关联性的削弱,这一影响加剧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罪刑不适应的冲突。应当区分识别虚开行为所侵害法益,以启用其他替代罪名的方式对各类虚开行为予以区别化处理,限制本罪适用。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开具的发票,是购买方支付增值税额并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据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凭证。增值税红字专用发票则是企业冲减销售收入和销项税额的必要依据,其开具有着严格的政策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其开具情况、开具方式千差万别,与现行的税法规定不相符。

特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研究

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与骗取国家税款目的一样,同属法律评价,应当进行法律分析。针对“骗取型”“代开型”“过票型”三种特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类型,由于对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理解不同,在司法认定上存在分歧意见。对此应分别从“三流一致”“真实交易”“税负平衡”等方面对虚开行为造成国家税款损失进行穿透审查,以准确作出司法认定。

法益路径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限制处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益并不是一个已经取得共识的命题。囿于法益理解的差异,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罚流变的讨论难以有效地展开。法益的确定,成为本罪限制处罚的开端。不同于以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秩序说”与“国家税收利益说”,双重法益说通过阻挡层法益与背后层法益两个层次的设置,不仅能恰当说明本罪的社会危害性,亦能确保本罪在刑罚体系上与相关犯罪相适应,从而为限制处罚的讨论提供合适的基点。

事业单位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研究

在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极大地简化了事业单位的税务管理工作,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财税政策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事业单位为实现发展目标,必须从自身情况出发,结合外部环境,找出管理漏洞,降低风险,不断优化税务管理工作。本文分析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方面的制度变革,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中需要重点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提出了加强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的方法。

新《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特点——由“赊购未必划得来”案例看开具发票的纳税筹划

在目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人们常常认为赊购划得来,而赊销却使自己十分被动,但事实上却未必如此。在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必须注意有关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规定,尤其是2008年11月修订的《增值税暂行条例》中一些关于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的新规定。会计人员应该充分认识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且加以考虑增值税纳税筹划问题,以规避财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