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非税收中性?——基于可抵扣范围与税负转嫁能力的分析框架

本文利用我国2003-2016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可低扣范围与税负转嫁能力对增值税税收中性的影响。检验发现,可抵扣范围越小,增值税实际税负越高;企业面临的客户压力和供应商制约程度越高,企业税负转嫁能力越低,从而增值税实际税负越高。由此可见,宏观层面可抵扣范围的税制设计限定了企业的理论增值税税负,而微观层面企业与客户和供应商的税负转嫁博弈进一步造成了增值税并非中性的现实。同时,本文以营改增为政策场景,采用双重差分法进一步检验营改增对服务业企业税负的影响,发现营改增后服务业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整体没有显著增加,但可抵扣范围较小的服务业企业税负却上升,其中对客户依赖程度较高的服务业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更高,而供应商制约并没有显著影响服务业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本文的发现为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影响因素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思路,并对当前增值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起到了参考作用。

税收中性与产业链重塑:基于企业专业化视角

深化企业专业化分工是塑造现代产业链供应链关系的基础,增值税税收中性的实现有助于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本文借助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基于上市企业集团母公司财务信息,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增值税税收中性对企业专业化的影响。本文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推动企业分离后向业务,使企业专业化程度提高。该政策的作用机制在于改善企业资金状况、减少增值税留抵给企业带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促使企业增进与外部市场的交易往来。异质性分析显示,当企业的增值税进销项税率差异较大、融资约束较强、所在地区营商环境较好时,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专业化的促进作用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