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贸易协定中竞争政策规则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研究

以64个国家1995—2017年141个区域贸易协定为样本,在测度竞争政策规则深度的基础上,实证考察其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竞争政策规则的强化有助于提升缔约方出口国内增加值。该结果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缔约方制度质量加强了竞争政策规则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促进作用,但区域贸易协定灵活度会阻碍该促进作用。区分条款发现,横向原则与国有企业条款可以促进出口国内增加值;区分国别发现,竞争政策规则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存在异质性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竞争政策规则的强化对第三方国家存在溢出效应。因此,中国应有意识地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合理设计竞争政策条款并逐步提升执行度,打造更为开放透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一带一路”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下,“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日益紧密,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逐渐显现,成为吸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区位优势。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数据构建增加值贸易网络,结合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BvD-Zephyr以及fDi Markets数据,考察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对中国企业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上述影响在发达国家、制度风险较低及开设境外园区的东道国更强,并且进一步激发了中国民营企业、初始投资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并购的积极性。此外,中国企业OFDI的结构得以优化,投资行业依托贸易网络呈现阶梯状分布。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进口激励效应、投资风险规避效应和全球价值链嵌入效应是其重要传导渠道。本文为中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策略制定提供有益参考,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RCEP生效对国际服务贸易影响作用研究——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

RCEP作为当前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区域自由贸易体系,在服务贸易方面做出了高水平的开放承诺,它是中国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进程中的重要抓手。以1995-2018年全球范围内66个国家服务部门的双边出口数据为样本,运用结构引力模型和泊松拟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RCEP对服务部门增加值贸易以及福利的影响作用。反事实模拟分析结果表明,RCEP对成员国服务部门总出口和国内增加值出口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非成员国将在整体上受损;RCEP对一国福利的影响较小,对一国出口的影响较大;对中国而言,RCEP将大幅提高中国对日本的服务部门总出口和国内增加值出口。此外,将RCEP与CPTPP进行比较发现,RCEP对我国服务部门增加值贸易的正向影响幅度小于CPTPP。

农业全球价值链嵌入、贸易成本与增加值贸易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农产品贸易是保障粮食安全的“稳压器”。农业全球价值链在农产品贸易过程中加速形成,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有助于改善对先进技术和知识的获取,推动农业向高附加值环节升级。文章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选择OECD AMNE 2023版数据库中76个经济体为样本,探究了农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增加值贸易收益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农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度均能促进农业增加值贸易收益增长;机制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可以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来促进增加值贸易收益增长;异质性检验表明,这一影响对发展中经济体尤为明显。为此,我国应积极融入农业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扩大农业开放、优化贸易环境和保障要素供给,以提高增加值贸易收益。

世界增加值贸易网络演化及形成机理——基于复杂网络方法

全球价值链分工改变了世界生产范式,促使各国价值流动和贸易关系趋于复杂,对世界贸易网络体系和各国贸易网络地位产生了深刻影响。考察世界国内增加值贸易网络演化规律,探讨其形成机理,对揭示国际贸易网络分布格局,把握全球经贸格局演进趋势,推动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治理策略意义重大。文章基于UNCTAD-Eora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复杂网络方法评价了2003—2021年世界国内增加值贸易网络演变特征,结果表明:世界国内增加值贸易网络不断扩大、联系日趋紧密和区域化、融合度逐渐加深,已形成以德国、美国和中国为中心和“桥梁”的“多极化”分布格局和联结疏密差异明显但结构相对稳定的五大社团凝聚子群;“一带一路”与非“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地位差距趋于波动收窄。采用TERGM模型进行网络模拟发现,关系偏好连接效应、三元传递闭合效应、各国GDP、制度质量、关税率、贸易便利化水平、共同边界、区域贸易协定网络和历史殖民关系网络是世界国内增加值贸易网络形成的决定因素,各因素的积极影响不仅在不同区域和阶段有明显差异,而且会随国家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而增强。

中国省际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空间转移及影响机制研究

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核算及影响机制分析,是厘定地区碳排放责任和制定碳减排政策的关键。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采用中国内地31省份投入产出表和省域能源消耗直接碳排放数据,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对省际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流通路径进行解构,实证测度省际流出和流入贸易隐含碳与净碳转移量,揭示省域贸易隐含碳构成、行业结构及转移方向;采用结构分解方法探究了省际贸易隐含碳变动的影响机制问题。结果显示:(1)中国省域“双侧”增加值碳排放规模整体波动增长,省内排放增量突出,而省际贸易隐含碳增速显著。(2)省内排放是省域“双侧”增加值碳排放的主体构成,省际增加值贸易隐含碳集中于中间产品和最终需求直接跨省贸易,且集中于其他服务业、农业、建筑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服务业、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等。(3)省际增加值流出和流入贸易隐含碳分别集中于中西部重点能源及重化工省份和中东部经济体量较大省份,且前者对后者存在净碳调入;省际净碳转移重点源自建筑业、其他服务业、农业等的中间产品和最终需求非对称跨区流动。(4)碳强度和省际产业关联效应对省际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变动具有抑制作用,而增加值系数、最终需求规模和结构效应的作用方向反之,且碳强度和最终需求规模效应的作用贡献较突出。该研究对完善省域碳排放核算方法、明确地区碳排放责任、制定地区差异化碳减排政策和梯度有序碳达峰目标等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贸易便利化对增加值贸易的影响研究

将全球价值链多阶段生产这一重要因素纳入贸易模型中,运用结构引力模型和具有多重高维固定效应的泊松回归方法(PPMLHDFE),选取2012—2017年66个经济体贸易便利化水平和17个制造业双边增加值出口数据,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贸易便利化对增加值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1)贸易便利化对增加值贸易具有积极影响,且这种促进作用可以通过成本节约渠道实现;(2)贸易便利化对处于全球价值链上不同生产阶段的中间品和最终品增加值贸易具有异质性影响,贸易便利化对最终品增加值贸易的影响效应更大;(3)贸易便利化会影响不同收入经济体的增加值贸易构成,中高收入经济体的相对变化最大。

增加值核算视角下中国——东盟出口贸易隐含碳测算

本文采用增加值统计法计算2009—2018年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除在2014年和2018年经历两次下降趋势外,其余年份均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按国别分析,中国出口东盟隐含碳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三国,占出口隐含碳总排放的比例高达64.10%。从行业分析,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主要集中在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及非金属矿物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等关键部门。

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国际贸易变革提供了新动力,已成为推动外贸稳定增长,并提升出口附加值的关键。本文从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实证检验了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且这一影响会因本国制造业技术水平、要素密集度和贸易伙伴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呈现一定的差异性。机制分析发现,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通过贸易成本效应、出口技术升级效应和制度质量效应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由此,本文从加强数字基础设施联通、推动技术协同创新、强化制度化合作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演进

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产生系统性冲击。本文基于ADB‒MRIO2022数据库,应用前沿的有向加权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刻画2010—2021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特征、动态演化趋势和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变化,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一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的区域化属性逐渐增强,其中美洲地区(包括北美洲和南美洲)最为明显,美国正逐步分散贸易风险,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降低其主导的局域网络脆弱性,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过大,不利于以中国为主导的局域网络应对特定性冲击。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但在高技术制造业网络中还有进一步上升空间。发展数字经济在总体上有利于提高一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对核心资源的控制能力,占据“织网者”优势,扩大贸易影响力,但仅对处在网络中心与近中心的国家的接近中心性有显著促进作用。新兴经济体要打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封锁困境,必须提升增加值贸易流量与价值创造能力,实现主要出口对象国相对多元化。本文发现逆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具有长期结构性特征,揭示了利用数字经济推动我国制造业从中低端迈向高端,充分释放自身蕴藏的巨大发展空间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

贸易便利化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7年UNCTAD-Eora及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区域投入产出平衡表,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影响,该影响不仅会随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向高分位点转变而逐渐增强,而且在不同经济体、不同部门及其内部也呈现异质性,其中高收入经济体、制造业及其技术密集型部门所受影响相对较强。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这种倒“U”形影响通过中间品进口规模扩张及其技术溢出、出口规模扩张和外资流动渠道实现,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演变对ICT产品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研究

基于增加值视角,本文以OECD-TiV A数据库2000—2018年67个经济体为样本,研究数字贸易规则对提升ICT产品出口增加值的促进效应。结果表明,经济体之间数字贸易规则的缔结对ICT产品的出口增加值提升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并随着对规则承诺水平的提高不断强化。相较于其他条款,“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类条款的促进效应更强;相较于ICT服务部门,ICT设备部门对提升产品出口增加值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相较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发展水平较高国家参与签订的数字贸易规则对提升ICT产品出口增加值的促进效应更显著。

“一带一路”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ADB-MRIO数据库2010—2020年的投入产出数据,构建“一带一路”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通过QAP二次指派程序法重点分析其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呈现“多核心”格局和“多圈层”特点,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尤为突出。经济、技术、文化、组织与产业结构邻近性是影响贸易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地理距离、共同语言、制度距离、关税壁垒发挥在14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多维邻近性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各阶段发挥着不同作用。

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时空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运用UIBE GVC Index中的ADB双边增加值贸易数据库,研究了自2000年以来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的时空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得出结论:2013年左右,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结构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各项指标的时空比较发现,中、美、日、德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对于中国而言,入世、“走出去”战略实施等促进了中国在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和作用的形成;经济规模、文化距离、地理距离、加入区域贸易协定等是影响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提出了强化技术创新、推进数字化转型以巩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制造业贸易网络合作、持续推进我国与周边及其他国家自贸区战略发展等可行性对策建议。

基于TiVA数据库的中国出口贸易增加值研究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和Ti VA数据库,发现1995-2009年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在下降,国外增加值在提高,但近年来国内增加值有回升态势。对中国出口产品所蕴含的国内部门的直接增加值、国内部门的间接增加值、进口投入品中的国内增加值以及国外部门的增加值进行了分解,并以中国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为例,对其全球价值链进行解构分析,发现国内外很多部门都对中国电气和光学设备的出口贡献了增加值,服务业部门的贡献率不容忽视。中国制造业应当加强自主研发,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大力推动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更好地支持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中国对外贸易失衡的影响因素——基于贸易增加值(TiVA)测算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持续对外贸易顺差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然而现有文献大都基于传统贸易统计方法,没有考虑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间品多次跨越国界的重复计算问题,无法反映中国真实的贸易顺差水平。本文基于WIOD数据库1995—2011年的数据,采用投入产出领域的贸易增加值(TiVA)方法,测算出中国与38个贸易伙伴之间的增加值贸易顺差,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加入WTO之前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顺差的影响较小而且不显著,而加入WTO之后,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以有效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在华FDI总额对贸易顺差的影响呈现出相似的特点,即加入WTO之前,总体FDI不显著,加入之后影响显著。FDI来源地区分析显示,美国和亚洲四小龙在中国内地FDI增加可以显著提升中国内地的贸易顺差,而日本和德国在华FDI则会降低中国内地的贸易顺差。

中国货物出口与服务贸易关联性——基于增加值贸易(TiVA)视角的研究

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关联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于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建立VAR模型探究中国货物出口与服务贸易之间关联性,结果表明:货物增加值出口与服务增加值进口、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进口之间,制造业增加值出口与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进口之间相互促进作用明显。长期来看,非制造业增加值出口与服务业增加值出口、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出口之间相互促进作用显著;非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出口对货物增加值出口、制造业增加值出口、非制造业增加值出口;货物增加值出口对非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进口;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进口对非制造业增加值出口促进作用显著。短期来看,货物增加值出口、制造业增加值出口、非制造业增加值出口对非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出口促进作用显著。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及其承诺深度对离岸服务外包增加值的影响

基于区域贸易协定的迅猛发展且越来越重视对服务问题的谈判,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探讨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及其承诺深度对离岸服务外包增加值的影响。本研究认为,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及其承诺深度主要通过削减服务外包交付成本、改善契约制度环境以及提高服务外包生产率等途径提升离岸服务外包增加值。实证结果表明:(1)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将促使离岸服务外包增加值平均提升27.00%,而每增加1个部门的开放,将会使得增加值平均提高11.91%;(2)从多期动态效应上看,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服务外包增加值的影响持久深远。即使在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实施后的15年左右,仍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3)从承诺异质性效应上看,区域服务贸易协定“GATS+”特征和“完全承诺”深度有利于促进离岸服务外包增加值。本研究为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来推动服务外包产品、技术、品牌和标准等“走出去”提供了经验分析和政策参考。

贸易成本、第三国效应与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

本文首先构建包含三国情形的贸易网络理论模型,考察贸易成本及第三国效应对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然后采用2003~2018年全球增加值贸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各国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呈“少数高、多数低”非匀质分布以及“动态演化、升降并存”格局,其中德国、中国和美国扮演核心国角色;双边贸易成本降低会促进一国贸易网络地位攀升,第三国间贸易成本提升会通过贸易转移形成促进作用,两者的影响在不同区域均存在明显异质性;随着贸易网络地位向高分位点转变,第三国间贸易成本的影响会逐渐由贸易转移转为贸易创造。进一步将贸易成本分解后发现,贸易便利化的边际贡献强于贸易自由化,其中电子商务和制度环境便利化贡献较强。本文既厘清了贸易成本与贸易网络地位间的作用机制,也为提升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地位、促进中国迈向贸易强国提供参考。

RCEP框架下中日韩区域价值链关联及竞争力研究——基于中间产品和增加值的视角

中国、日本和韩国是东亚区域价值链的重要节点。基于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库,采用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对中日韩三国的区域价值链关联及竞争力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向日本和韩国出口中间产品的比重呈上升趋势,日本和韩国向中国出口以中间产品为主,但比重下降;日本和韩国是重要的上游国,是中国非自主研发环节的重要填充者;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有向上攀升的迹象,呈现从出口最终产品为主到“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并重”的趋势;中日韩三国在低技术制造业领域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均下降,东盟国家指数有所上升;日本和韩国在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领域竞争优势显著,但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呈微弱的下降趋势。RCEP框架下的中日韩高端产业合作,有利于增强区域价值链韧性,降低对区外价值链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