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发配股、媒体关注度与资产误定价

本文提出一个简易的模型，据以就媒体关注度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机理加以探究。首先，提出均衡报道量的概念，讨论媒体关注度降低误定价程度的作用机制。其次，基于误定价的媒体关注效应模型，提出三个媒体关注度效应假设，即媒体报道量越大，股票价格越有可能被高估；越偏离均衡报道量，股票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程度越大；增发或配股当年，股票价格被高估的可能性更大。最后，通过对增发配股公司的实证分析，证实了上述媒体关注度效应假设。本文的结论丰富了媒体关注度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和第三方监督作用的理论，并且对完善相关监管政策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增发新股与配股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增发新股与配股是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直接再融资的重要方式 ,对上市公司的可持续成长及改善上市公司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讨论了增发新股与配股对上市公司盈利和每股收益成长的影响模型 ,并对增发新股与配股的相关影响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 ,对公司增发新股与配股的改革与规范提出了三点建议。

定向增发是否能缓解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基于恶性增资视角的研究

基于恶性增资视角,以2001～2010年采用SEO方式融资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定向增发对缓解大小股东代理冲突的作用。结果发现,定向增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代理冲突,抑制了恶性增资发生的概率。进一步,将样本扩大到包括非SEO融资的公司,发现公开增发或配股的公司恶性增资发生概率较高,定向增发和债权融资无显著差异。对于发生恶性增资的公司,SEO融资的公司的恶性增资程度均显著高于债权融资公司,这进一步说明相比于公开增发和配股,定向增发能起到一定的治理作用。

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偏好研究

上市公司的融资问题,尤其是融资偏好和融资成本问题,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争论的焦点之一。一些上市公司完全违背了国外的"啄食顺序理论",在融资过程中过于偏好股权融资。本文研究配股、增发以及可转换债券的发展历程,挖掘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直接原因和深层次原因,最后给出相关建议。

股改功过是非谈

正当大盘苦苦找寻奥运B浪反弹的底部之际,一场稀奇古怪的"讨论"正在兴起,名曰"股改功过大反思"。虽然据说是各家观点"针锋相对",但一班股改干将斗士齐聚一起,谈来论去的不过是为股改涂脂抹粉,差异只不过是香粉与香水而已。首先,本栏对"讨论"的前提,即"

云南省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公告的市场反应研究

近年来,上市公司再融资公告引发了不小的市场反应,也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因此,以云南省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通过对再融资公告效应的研究,来检验市场对上市公司配股和增发行为所引发的市场反应。研究证明,云南省上市公司配股和增发公告都给市场带来了整体上的负面效应,且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增发再融资。该研究力图能为公司管理层制定正确的投资决策、投资者合理预测公告后公司股价的变动以及政府监管部门有效监管再融资提供一定的参考。

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选择:配股还是增发?

本文将配股与增发纳入同一研究框架,采用logistic模型检验公司再融资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采用配股或增发进行再融资,在公司特性上具有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流通股比例、资产负债率、预计股权再融资净额越大,公司资产总额、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小,公司越倾向于采用增发融资方式;反之,则倾向配股融资方式。实证检验发现反映发行时机的市盈率、过去三年平均主营业务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对上市公司的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没有显著性影响,不能成为公司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决策的主要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上市公司如何选择再融资方式提供经验数据支持。

大股东在SEO中的认购行为与恶性增资

文章在代理理论的框架下,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大股东在增发或配股(SEO)中的认购行为选择对恶性增资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无论大股东是否参加SEO认购,上市公司都存在恶性增资倾向。但是,与大股东全部参加认购相比,大股东全部和部分放弃认购均加重了上市公司恶性增资倾向。其中,大股东全部放弃认购的恶性增资倾向最大,部分放弃认购次之。上述发现有助于理解大股东的认购行为选择,并为监督和规范上市公司的投融资行为提供了实证支持。

管理层偏好、投资评级乐观性与私有信息获取

本文分析认为,我国财务分析师评级报告乐观性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为了满足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偏好,以获取私有信息。以盈余预测的准确性衡量私有信息的获取程度,本文针对上市公司公开增发、配股、大股东减持事件的实证检验结果,提供了支持该论断的经验证据。我们发现,控制公司、年度以及分析师自身因素后,在上市公司需要时发布乐观评级报告的分析师,其后的盈余预测更准确。进一步分析表明,以乐观报告换取私有信息的现象主要存在于私有信息价值更高的上市公司中,说明分析师在一定条件下会在乎发布有偏报告对其声誉的影响。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以分析师去上市公司调研衡量私有信息的获取,再次证实了上述论断。本文的发现不仅从理论上补充了分析师乐观性动因以及私有信息获取方式等方面的文献,还可在实务上帮助投资者更好地理解和使用分析师的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