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级线划分法与打造西部经济增长中心

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性是客观存在的,区域经济增长中心的形成产生强大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有助于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也必须克服落后地区经济增长中心的负面影响。在整体发展滞后的西部地区,经济区位效应仍然十分显著,根据全新的经济发展级线标准来打造经济增长中心有利于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

中国边境地区的一体化效应与边缘经济增长中心的形成——基于空间经济理论的解释

在空间经济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建立三地区模型,推导出效用差异函数以模拟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对边界地区的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中国边境地区在一体化进程中的聚集力和分散力的强弱、边界效应对要素和厂商是否向边境区聚集,与所接壤的国家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有直接的关系,因此,缩减边界效应是边境区形成边缘经济增长中心的重要路径。

论浙江偏远山区增长中心的建设

本文将西方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理论应用于山区区域发展的研究中。以浙江偏远山区为例，分析了建设“增长中心”的必要性，提出了“增长中心”建设须遵循的原则，论述了“增长中心”建设的根本方向和具体措施。

“一带一路”与云南边缘增长中心的形成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云南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积极参与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在国家支持下,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辐射中心,具体细化为经济贸易中心、金融服务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文化交流中心,这些中心的建设主要集中在滇中地区。滇中城市群具有政策叠加的良好条件,有望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边缘增长中心。但同时,滇中面临着严重的资源型工业锁定效应,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升级缓慢,尚未形成区域报酬递增的源泉。滇中城市群需要在新发展格局构建中内引国内大市场,外联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激活产业新动能、开放新动能、辐射新动能,真正成为中国的边缘增长中心,成为引领云南乃至中国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澳大利亚增长中心政策及实践分析——以奥伯利—沃东加为例

60年代以来,世界不少发达国家在区域发展上奉行过“增长中心”政策。本文在大量文献阅读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澳大利亚增长中心政策的形成和实践过程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例研究。经定量分析和组织活动研究,文章认为该政策在澳大利亚是失败的。其失败的原因可对我国有关政策的制订提供有益启示。

把成都建设成中国西部经济增长中心的战略设想

一、中国核心经济中心分布问题与建设中国西部中心的必要性自改革开放２０年以来，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先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崛起，接着是在原辽中南、京津唐、山东半岛三个经济区基础上融合的环渤海湾经济区的出现和以浦东开发为契机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

长江流域——未来经济增长中心

长江是我国的最大河流,贯通我国的西部、中部和东部,跨越西南、华中和华东三大经济区.干流流经10个省、市、自治区,几百条大小支流辐射南北,延伸到8个省、自治区.它的流域面积180万Km^2,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1/5,而人口密集,占全国总人口的1/3多.流域内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矿藏丰富,水资源也比较充沛.年入海水量近1万亿m^3,占全国的37%,水力可能开发量2亿KW,占全国的53.4%.全流域的工农业总产值各占全国的40%.有人认为,未来最有希望的经济增长区,就世界范围来说是亚太地区,就亚太地区来说是中国,就中国来说则是长江经济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论农村增长中心的建设

本文将西方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理论应用于我国农村发展的研究中,提出了“农村增长中心”的概念,并论述了农村增长中心的特征、性质和意义以及建设农村增长中心的有效途径。

澳大利亚工业增长中心与我国制造业创新中心的比较及启示

创新平台通过有效整合创新资源进行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的战略选择。澳大利亚工业增长中心的建立是澳大利亚国家产业平台建设的重要举措,本文从建立背景、定位、内部组织运行、政府对中心的管理监督等方面与我国刚刚开始进行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相比较,分析得出一些可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中国的三大经济增长中心

中国沿海地区,存在三个历史文化、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个性鲜明的增长中心,这就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增长中心、长江三角洲经济增长中心和环渤海经济增长中心。 A.珠江三角洲的未来发展目标,是构筑包括港、澳在内的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形成实力更强大的、面向国内外的经济增长中心。 广东省委、省政府于1994年11月作出决定。

东盟致力打造增长中心

刚刚结束的第43届东盟峰会,主题设定为“东盟举足轻重:打造经济增长中心”。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势头明显趋缓的背景下,这一主题得到随后举行的东亚合作系列峰会的高度认同,也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强化增长优势2023年9月5日,第4 3届东盟峰会在雅加达举行,主办国印尼总统佐科在开幕致辞中指出:东盟明确的目标就是成为经济增长中心.

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转移与我国的经贸发展对策

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转移与我国的经贸发展对策张曙霄近十多年来，东亚经济以每年１０％左右的速度增长。海内外的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认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已转向东亚地区，东亚地区正成为推动亚太乃至世界经济成长的引擎和冷战后国际经济体系中举足轻重的部分。本文拟就...

九十年代国际经济增长的前景与我们的对策——对国际经济增长中心第二届年会的介评和思考

1990年11月14日至16日，国际经济增长中心（ICEG）在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举行了第二届年会。与会代表72人，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会议除商定国际合作研究计划事宜外，主要就90年代国际经济增长尤其是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前景展开了讨论和争议。作为中国的与会代表之一，我想就讨论中的若干重要问题予以介绍和评论，在此基础上谈一点对策性想法。

西部大开发与中心城市建设

一在沿海发展战略实施20年之后,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决定,人们期待已久的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开始吹响。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曾经对我国区域开发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他指出:“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一定程度,

战后日本经济增长中的税收效应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战后日本经济增长与税收效应日本从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所采取的税收政策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税收对日本经济的宏观经济效应具体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一)加速了资本积累的进程,为日本经济增长创造了动力和后劲。

和合共生建家园 命运与共向未来 写在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举办20周年之际

邕江之滨,朱槿花下。金秋的绿城南宁,草木葱郁,鲜花盛开,到处喜气洋洋。9月16日至19日,第二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简称“东博会”“峰会”)在广西南宁隆重举行。本届东博会、峰会以“和合共生建家园,命运与共向未来——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打造经济增长中心”为主题,推动务实合作共赢,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和东盟各国领导人站在新起点上共商合作大计,推动双边合作迈上更高台阶。

同心协力 共迎挑战 谱写亚太合作新篇章--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

各位工商界代表,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很高兴应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多年前我曾到访旧金山,这座美丽城市的开放、包容、创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30年前,面对冷战结束后“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亚太地区领导人顺应和平和发展的时代潮流,召开了首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一致同意超越集团对抗、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致力于共建一个活力、和谐、繁荣的亚太大家庭。这一重大决定推动亚太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入快车道,助力亚太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全球发展稳定之锚和合作高地。亚太合作的非凡历程带给我们许多深刻启示。

增长极战略模式比较研究

增长极战略按其政策功能划分为发展战略、调整战略、发展兼调整战略;按其建设途径可划分为开拓式战略和巩固式战略;按其构造方式划分为功能增长极战略、地理增长极战略、功能兼地理型增长极战略。文章从政策功能、建设途径、构造方式等角度对增长极战略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以便进一步为中国的区域发展规划实践提供指导。

从产业链视角看浙中区域发展

世界上最发达地区都是以区域经济发展的形式存在，我国经济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浙江省范围来看，浙中地区具有一定的文化优势、区位优势、工业基础等特质，能够形成与浙江其它地区的相互支撑、相互接应、连南接北、承东启西、易于聚集、易于扩散的格局，是浙江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经济增长中心之一。